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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惇来到宝文阁,安然落坐后才平静地问道:“陛下曾闻当年李定之事否?”
李定是王安石的学生,因有才被越级提拔,守旧派对此极为不满,特别是苏轼更是妒忌异常,他文才横溢,而一直默默无闻的李定一下却窜到了他头上,苏轼因此写诗加以讽刺,同时纠住李定不为母守孝的事大肆攻击,弄得李定名臭天下。[]
李定的母亲仇氏原是一富户的小妾,生下佛印和尚后转嫁给李问为妾,生下李定后再次改嫁郜氏为妾,事过几十年,仇氏去世时李定便没有为仇氏守孝,这事被守旧派翻出来大肆炒作,把李定的人品贬得一无是处,以此影射王安石不辨忠奸,任人唯亲。
苏轼在这件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与佛印和尚过从甚密,从这渠道得知李家**,所以他对李定的攻击是最热切的。
当时有一位朱寿昌的人与李定是扬州同乡,他的生母刘氏是父亲朱巽的小妾。朱寿昌3岁时,刘氏被转嫁给党姓人家。父亲病故后,朱寿昌放弃官位去寻访刘氏,历经50年母子相见,从而为苏东坡攻击李定提供了另一种类型的道德模范。
苏东坡赞美朱寿昌的诗句“感君离合我酸辛,此事今无古或闻……西河郡守谁复讥,颖谷封人羞自荐”,就对李定进行了极力的讽刺。因此在后来的‘乌台诗狱’中,苏轼被李定大肆报复,怪谁呢?
总之,李定之事守旧派也是在‘孝’字上大做文章,当时神宗皇帝不纳旧党之见,对李定依然重用,章惇举出这个例子其意不言自明。
赵煦凝重地说道:“然杨逸之事与当初李定之事多有不同,李定之母弃子改嫁,李定不为之守孝倒也说得过去,但杨逸之事……”
“陛下,韩氏曾让其长孙到杭州正式宣布李家与杨逸母子再无关系,对杨逸母子的身份拒不承认,既然如此杨逸便算不得李家人,既是两家人,何来祖孙之说?杨逸孤儿寡母在杭州相依为命,十数年间韩氏勒令长子李乐然不得前往探视,对这母子俩不闻不问,杨逸感母恩深重,侍母至孝,如今别人欺上门去对其母横加打骂,杨逸岂能眼看自己母亲受辱?若是如此,请问陛下,杨逸是孝还是不孝呢?他是应该对拒不承认他们母子身份的韩氏尽孝呢?还是应该对生他养他的杨氏尽孝呢?”
赵煦还在犹豫,章惇的说法看似有道理,但有一点却是抹杀不了的,从血缘上算韩氏确实是杨逸的祖母,而韩氏与杨氏之间也是婆媳关系,也就是说韩氏对杨氏的打骂属于情理之中,而杨逸对韩氏的悖逆却是以下犯上,旧党只要紧紧抓住这一点,在大义上还是占着理的。
事情结果如何全在赵煦一念之中,章惇一见赵煦犹豫,顿感不妙,接着说道:“陛下,这事是李家与杨家之间的事,然何李家没人找杨逸理论,反而由韩治与吕希绩出面状告杨逸呢?”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常言道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韩氏既已嫁入李家,就是李家的人了,韩家本无权干涉李家的事,现在韩治越俎代庖,情理上是说不过去的,其目的赵煦也明白,只是对方握着大义的名分,所以明知韩治等人别有用心,赵煦也一时无法可想。
就在这时,向太后突然驾临宝文阁,赵煦和章惇只得上前拜见,双方暗战虽然从未断过,但表面上赵煦和章惇对向太后还得恭恭敬敬的。
相对来说赵煦已经算是好的了,当初神宗皇帝更为艰难,神宗一心改革,而当时的太皇太后曹氏却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废,曹氏是仁宗的皇后,而神宗并非仁宗嫡系,神宗的父亲英宗只是仁宗继子,而且英宗在位几年就死了,就当时而论,有曹氏在,她完全可以用神宗擅改祖宗成法的理由,联络韩琦、文彦博等仁宗旧臣把神宗给废了。
因此当时神宗皇帝满怀壮志,却步步如履薄冰,在曹氏哭诉下,不得不让王安石罢相,导致新政势头几度受挫,始终未能得到彻底的贯彻和认同。
现在赵煦便没有了这种顾虑,从英宗起他一这系已历三帝,成了事实上的皇位正统继承人,当初神宗对守旧派大臣只能用安抚的办法,而现在赵煦却敢于雷厉风行,在施行新政时谁反对就贬谪谁,态度强硬之极,甚至敢于在上次的宣德门事件中,暗暗打了向太后一个耳光,这事换了神宗是绝对不敢做的。
总而言之就是一个大义的名分,赵煦掌握了大义的名分,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在杨逸一事上也正因为缺少大义的名分,才使得他顾虑重重。
向太后也不就坐,一拂袖便说道:“官家,这个杨逸堂堂新科状元,竟是这等忤逆不孝之人,这让我大宋颜面何存?如今这事不但传得天下皆知,便是这宫中也是议论纷纷,老身连个安生日子都没了,官家,我知道这个杨逸甚得官家宠信,但此獠如此悖逆不孝,若不严惩何以正视听?何以安天下?难不成让我大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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