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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计为之掩饰，便解释道：“孙吴未违抗军令，且在石州失陷后驰援太原、汾州，虏攻汾州而不能下，掠太原之计未成，乃孙吴之功。”
“汾州未陷，乃山西按察使方逢时之功！”兵科都给事中欧阳一敬大声说。他知孙吴有使来京通贿，却未上门贿己，心生恼怒，遂借机发泄，“北虏既陷石州，赵全遣团伙入城为内应，方逢时早有防备，迅疾缉拿，得预修备，待北虏至，急攻不能下，汾州得保。”
“不必再争！”皇上不耐烦地制止道。
“那么，王之诰何以不追责？”赵贞吉又大声道，“我皇上继位方一载，虏陷石州，竟有屠城之祸；丑虏大掠孝义、介休、平遥、文水、交城、太谷、隰州，屠戮男女以数万计，粮食牲畜难计其数，所过萧然一空，死者横路，肝脑涂于郊原，哭声遍于城市，情何以堪？”
王之诰早已重礼相馈，就连张居正也收下了，是以无人议及王之诰之责。霍冀忙辩护道：“王之诰事前已有预见，传令王学谟增修城池，急入收堡；事中又急赴前线议军机、授方略，已属尽职。”
“哼哼！”赵贞吉冷笑一声，“且不说石州之责，就说丑虏攻汾州不下，是时入边已达二十余日，在内地久，人困马乏，又遇大雨，马倒过半，皆拄马鞭徒步归，所掠财物也无力携去，多弃于道，浸寻蹒跚，至十日余始出边，而我无一人御之者。王之诰若真有为国尽职之心，何不集结大军夹击？须知，大同镇兵员达十余万，加上山西镇及驰援的宣府镇两参将所领，已有近三十万！丑虏不过五六万，若此时夹击，岂不是灭虏良机？”
霍冀恐引火烧身，不敢与赵贞吉辩。张居正只得说：“臣请皇上下旨，勒王之诰罢职听问！”
皇上恨恨然道：“著王之诰罢职听勘！”
“庙堂无过乎？！”赵贞吉不依不饶说，“秋防策有防丑虏掠晋中之案否？再者，石州既破，王之诰急督宣帅马芳西援，可兵部担心俺答虽西犯，其子黄台吉尚在宣塞未动，恐乘间卒犯南山，不允马帅西行，独遣二偏将往。若早从王之诰之请，趋令西援，虽无救于汾石之祸，犹得击其惰归以纾吾人之愤！而当事者昧于机宜，反为虏偏师牵制，令其得志，益轻我天朝，殊为可恨！”
徐阶汗涔涔下，又一次跪地叩头：“老臣无能，请皇上罢斥！”李春芳、张居正随之跪地请罪。霍冀浑身战栗，也急忙跪地叩头不止。
“晋中之祸，除申维岳、田世威问斩；王继洛、王学谟谪戍；孙吴革职、王之诰回籍听勘外，余朕悉从宽宥。今内外官尚多虚言误事者，卿等宜专心谋国，务期实心共济，不得仍蹈前非，纵虏得志。违者，必置之重典不贷。”皇上凛然训谕毕，方命徐阶等平身答问。待徐阶等归位后，皇上又说，“朕本非过问处分边臣案，防虏之策，图之宜豫。元辅，对防虏之策如何切实讲究。”
徐阶未料到皇上一反常态，一再追问，竟哑口无言，良久才支吾说：“宜、宜集思广益。”
“启禀陛下，”李春芳忙替徐阶打圆场，奏道，“石州之‘石’与‘失’谐音，臣以为当为之更名，臣斗胆建言，改石州为永宁州；又当精心选将调兵，加意防守。”
赵贞吉不屑地一笑：“正德以来，边备废弛。嘉靖之末，权臣贪墨，将士离心，文武解体，丑虏跳梁，边境骚然，生灵暴骨。不惟如此，去岁国库所入仅二百二十余万，而用于北边之费，即达三百四十余万。国库被掏空，兵马疲于调遣，举国受此拖累，凋敝不堪！”说着，赵贞吉声调哽咽，“臣实不忍言之，以伤圣怀。臣愿为皇上进言者：善后之计有二：一则目下宣大方受虏祸，士气低沉，宜用首相巡边，以示朝廷振边之意；二则汉奸赵全等恶贯满盈，为患甚烈，石汾之祸，鼠子谋也，朝廷当明诏中外，得赵全首级者拜都指挥，赏万金！”赵贞吉顿了顿，再次提高声调，“至于根本之计，臣以为，肃贪严纪为军政之首，修墙设险为防御之要；攻守相用为战略之策。”
皇上露出难得的笑容：“元辅何意？”
徐阶暗自叫苦，但已无可推脱，遂缓缓道：“陛下殷殷垂询防虏策，臣敢不奉旨进言！然事在关外，臣等实难遥度，宜令边臣计奏，再据边臣所奏，由文武群臣集议，各陈所见，务实讲求预处之策。”
“喔？！”有人发出惊诧的叫声。不知是惊诧于徐阶的圆滑还是他竟如此漫语上覆。
皇上不满地看了徐阶一眼，说：“今边事久坏，无为朕实心整理者，但逞辞说、弄虚文，将来岂不误事？！”
众臣愕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