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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布隆、圣西尔、卡利约、阿尔蒂纳诸君。还有一位弗留利（）①的绅士，我非常遗憾，把他的名字给忘了，我一想起他来便仍觉得十分温馨。这是我一生所认识的人当中，心灵与我最为相像的一位。我们还同两三位才华横溢、知识渊博的英国人过从甚密，他们同我们一样，都酷爱音乐。这些先生全都有妻子，或女友，或情妇。他们的这些情妇几乎都是一些才女，大家就在她们家里唱歌跳舞，也在她们家里玩牌，但玩牌的次数不多，因为我们具有强烈的审美观，多才多艺、喜爱戏剧，所以对赌博感到枯燥乏味。赌博只不过是寂寞无聊之辈的乐趣。我从巴黎带来了人们对意大利音乐的偏见，但我也从本性中获取了分寸感，使种种偏见不攻自破。我很快便对意大利音乐有了它赋予其知音的那种激情。我听着威尼斯船歌，觉得好像此前从未听过似的，而且，不久之后，我便对歌剧如痴如醉了，以至于我想专心一意地听歌剧时，因为讨厌别人在包厢里说笑玩闹，贪吃零食，我便常常避开众人，躲到另一边去。我独自一人，待在包厢一隅，悠然自得地陶醉于歌剧之中，不管歌剧多长，一直听到幕落曲终。有一天，在圣克里索斯通剧院，我竟睡着了，比在床上睡得都香。嘹亮精彩的曲子都没把我吵醒。但是，有谁能够表达得出使那首把我惊醒的曲子变成优美的和声，变成仙声妙乐的其乐无穷的感觉呢？当我同时竖起耳朵，睁开眼睛的那一刹那，那是何等的惊醒，何等的陶醉，何等的出神入化啊！我第一个感觉就是恍如身在天堂。这支迷人的曲子我至今依然记得，而且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它是这么开始的：
Conservami la bella
Che Si m’accende il coy．（）②
我想要这支曲谱。我弄到了，并保存了很久，但写在纸上的曲子与我心中所想的不一样。曲谱相同，但完全不是一回事。这支仙声妙乐永远只能在我心中弹奏，正如同把我惊醒的那一天一样。
依我看，有一种音乐完全优于歌剧院的音乐，在意大利也好，在世界各地也好，都没有与之并驾齐驱的，那就是scuole的音乐。scuole是一些慈善学校，是为教育贫苦女孩而建立的，待她们长大之后，由共和国负责陪嫁或送进修道院。在教授的技艺中，音乐列于首位。每逢星期日，那四所scuole的每一所教堂里，晚祷中都有大型合唱队和大乐队的经文歌出演，演奏者和指挥都是意大利第一流的大师，演唱者全都站在有栅栏的舞台上，全都是女孩子，最大的也不到二十岁。我想象不出有什么能像这种音乐那么迷人，那么动听的：内涵的丰富、歌曲的高雅、嗓音的甜美、演唱的准确，这极其和谐美妙的一切使人产生一种印象，这印象肯定与圣堂气氛不相一致，但我相信没有谁能不受感动的。卡利约和我从未缺过一次曼第冈蒂学校的晚祷，而且还不单单是我俩如此。该校教堂里总是挤满了音乐爱好者，连歌剧院的演员们也来向这些出色的演员学习，培养自己对歌曲的真正鉴赏力。令我恼火的是那些该死的栅栏，使人只能听见歌声，却看不见堪与歌声媲美的天仙。我老在提这件事。有一天，我在勒布隆家里又提起来了，他便对我说：“如果您那么好奇，想看看这些小姑娘，这是不难满足的。我是该校校董之一。我来让您同她们在学校里一起吃午茶。”他没有信守诺言之前，我就老缠着他不放。当我走进关着那些令人垂涎的美人儿的沙龙的时候，我感到从未有过的爱的冲动。勒布隆先生把我向这些著名的女歌手一一作了介绍。她们的声音和名字都是我所熟悉的。“来，索菲……”索菲奇丑无比。“来，卡蒂娜……”卡蒂娜是个独眼姑娘。“来，贝蒂娜……”贝蒂娜一脸麻子。几乎个个都有重大生理缺陷。见我惊诧难受的样子，勒布隆这个刽子手不禁好笑。不过，有两三个我觉得还凑合，她们只是在合唱队里唱唱而已。我大失所望。吃午茶的时候，我们挑逗她们，她们也开心起来。丑陋并不是就没有风韵，我觉得她们还有点风韵。我在寻思：“没有灵犀，她们唱不了这么好的，所以她们心灵是美的。”我终于完全改变了对她们的看法，离开时，我几乎都爱上这帮丑小鸭了。我几乎不敢再去听她们的晚祷了。但只要一听，心里就又踏实了。我依然觉得她们的歌声甜美，她们的歌喉完全粉饰了她们的面庞，因此，只要听见她们在唱，我就不顾眼睛所看到的，依然觉得她们楚楚动人。
在意大利，听音乐所费无几，所以，只要想听就能听。我租了一架羽管键琴，而且没花几文钱便请了四五位演奏家到家里来，我同他们一道，每周一次练习我在歌剧院里最喜欢听的片断。我在家还把我的《风流诗神》的合奏曲练了几曲。也许是曲子动听，也许是人家想奉承我，圣克利索斯通的芭蕾舞大师向我要了两首。我非常高兴地听到这两首曲子由那支有名的乐队演奏出来，并由一个名叫贝蒂娜的小姑娘伴舞。贝蒂娜长得挺漂亮，特别是非常可爱，由我们朋友中的一位名叫法戈阿加的西班牙人扶养，我们常去她家共度良宵。
但是，说到寻花问柳，在威尼斯这样一座城市里，是难以洁身自好的。有人会问我：“您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可忏悔的吗？”是呀，我确实有点事要说的，我将以对其他所有事情同样的纯真态度来忏悔这一点。
我对于妓女始终感到厌恶，而我在威尼斯又接触不了女人，因为我的职位关系，当地大部分人家是不许可我进的。勒布隆的几个千金倒是很可爱，但很难接近，而且我对她们的父母又是极其敬重，所以甚至都不会想到去打他们女儿的主意。我可能对一个名叫卡塔妮奥的小姐更感兴趣，她是普鲁士国王使节的女儿，但卡利约已经爱上了她，甚至都提到结婚的事了。卡利约生活富裕，可我却一无所有。他的薪俸是一百金路易，而我只有一百皮斯托尔。除了我不愿去夺朋友之爱而外，我也知道不管是在什么地方，而且尤其是在威尼斯，像我这样囊中羞涩的人，是不该去追蜂捕蝶的。我并未失去自己那种自欺欺人的可怜习惯，而且，我也实在太忙，对气候造成的需要并不感到特别强烈，所以在该城市生活了将近一年，我仍旧像在巴黎时那样的老实，而且，一年半之后，当我离开这座城市时，我只接触过两次女性，而且是因为特殊的机会。这我马上来谈一谈。
第一次是那位正人君子维塔利在我迫使他向我公开道歉之后给我提供的。当时，大家在吃饭时正谈着威尼斯的各种消遣。这帮先生正责怪我对所有消遣之中最刺激的那种消遣无动于衷，吹嘘威尼斯的妓女如何如何妩媚动人，说是世界上没有哪儿的妓女可与她们相提并论的。多米尼克说我一定得认识一下她们中间最可爱的那一位，并自告奋勇要领我去，保证我会满意的。我听了他的这番殷勤建议，哈哈大笑，而且，年纪已经很大并且德高望重的庇阿蒂伯爵也以一种我没想到一个意大利人会有的那种坦率对我说，他认为我非常聪明，不会让自己的仇人领着去逛妓院的。我也确实是既无此想法，也没这种要求。可是，尽管如此，由于一种连我自己也不太明白的轻率，我竟被拉去了，这是违背我的兴味、心境、理智甚至意愿的，完全出于软弱，怕显出对别人的猜忌，而且，正如当地人所说的，Per non parer troppo coglione（）①。我们光顾的那个帕多阿娜，容貌挺好，甚至够得上美了，但并非我所喜欢的那种美。多米尼克把我留在了她那儿，我叫了几杯甜酒，让她唱点曲子。半小时之后，我在桌上丢下一个杜卡托（）①，准备离去。可她却挺怪癖，无功不受禄，而我也傻得可以，接受了她的怪癖。我回到使馆，深信染上了脏病，进门第一件事便是派人找医生要药。三个星期里，我精神不安到了无可比拟的程度，其实并无任何不适，没有任何明显的症候可让我心惊胆战的。我简直无法想象离开帕多阿娜怀抱的人会安然无恙。医生本人也费尽口舌地让我放心，最后，他实在没办法子，只好说我的体质特别，不会轻易受到感染。尽管我也许不像其他人那样常去冒险做这种试验，但我的身体在这方面从未受到过损害，这倒不失为一个证据，证明医生言之有理。不过，我并未因这种看法而轻率妄为。如果说我确实如此得天独厚的话，我可以说我也绝没有因此就胡搞乱来。
我的另一次艳遇，虽说也是同一个妓女，但起因及后果迥然不同。我说过，奥利维船长请我在他的船上吃饭，我把西班牙使馆的秘书也带了去。我原以为会受到鸣礼炮致敬，船员们会夹道欢迎的，但没有响过一声礼炮，这使我颇觉羞辱，因为卡利约在场，我见他面带不悦。说实在的，在商船上，对一些地位肯定不如我们的人也是鸣礼炮欢迎的，何况我认为我应该受到船长的另眼相看呢。我无法装假，因为我一向不会装假。尽管午宴很丰盛，奥利维也恭敬备至，但我一开始便没好气，吃得不多，说话更少。第一次祝酒时，我想总该鸣礼炮了，可是根本没有。卡利约看透了我的心思，笑话我像个孩子似的赌气。饭吃到三分之一了，我看见一只平底轻舟划了过来。船长对我说：“天哪，先生，您可留神点儿，敌人来了。”我问他此话怎讲，他说笑着回答了我。平底轻舟靠过来了，我看见从船上走出来一位光彩照人的年轻美人儿，打扮得花枝招展，步态轻盈，三跳两蹦地就进得房来。我还没注意到有人在我旁边放好了一副餐具，她就已经坐到了我的身边。她既迷人又活泼，一头棕发，顶多二十岁。她只会讲意大利语，她那燕语莺声就足以让我魂不守舍了。她边吃边聊边望着我。凝视片刻之后，她便嚷道：“仁爱的圣母！啊！我亲爱的布雷蒙，我好久没见到你了！”说着她便扑进我的怀里，把嘴贴紧我的嘴，搂得我透不过气来。她那两只东方女子般的又大又黑的眸子，像火一样烧到我的心里。虽然一开始由于惊奇而乱了方寸，但很快肉感传遍全身，以至于尽管那么多人在场，只有那位美人儿本人才使我很快克制住自己，因为我醉了，或者不如说是癫狂了。当她看见我到了她所希望的火候，她的抚爱便趋于缓和，但热辣劲头并没有减退。她在解释她如此癫狂的不知是真还是假的原因时，对我们说是我长得太像布雷蒙先生了，几乎可以乱真。布雷蒙是托斯卡纳海关关长，她说她曾经迷恋过他，现在仍然迷恋着他，说自己太傻，不该离开他。现在她把我当成了他，她要爱我，因为她看上了我，出于同样原因，我也必须爱她，只要她觉得合适，她爱我多久我就得爱她多久，而且，当她把我甩了，我也得像她那亲爱的布雷蒙那样耐心地等着她。她说到做到。她把我当成她仆人一样支使，让我保管她的手套、扇子、腰带、帽子，命令我去这儿到那儿，做这个干那个，我都一一照办了。她叫我去把她的平底轻舟退掉，因为她想用我的，我也照办了。她喊我让开，叫我请卡利约坐我那儿，因为她有话要同他说，我同样照办了。他俩谈了很久，而且声音极低，我也随便他们谈去。她叫我了，我便又回来了。她对我说：“听着，查内托，我不愿意接受法国式的爱，这样的爱忒没劲儿。你一觉得厌烦了，你就走好了，不过，我可告诉你，别不上不下的。”饭后，我们去缪拉诺参观玻璃厂。她买了许多小玩意儿，毫不客气地让我付钱，可她到处给小费，比我们花费的多得多。看她满不在乎地大把花钱并且让我们也挥霍的劲头儿，显然她视金钱如粪土。我认为，她在让人为她花钱的时候，更多的是出于虚荣，而非贪财。别人为她一掷千金她才开心。
晚上，我们把她送回她家。聊天的时候，我发现她的梳妆台上有两把手枪。我拿起一把来说：“啊！啊！这可是只新型假痣盒呀。可不可以问一句，这是干什么用的？我看您有别的家伙，比这厉害多了。”她也同样调侃了几句之后，以一种使她更加妩媚动人的天真的傲气对我们说：“当我对那些我不爱的人心慈面软时，我就让他们花钱补偿他们给我带来的厌烦，这是再公平不过的了。但是，我在忍受他们的爱抚的时候，却不愿忍受他们的侮辱，谁对我无礼，我就给他一枪。”
离开她的时候，我跟她约好了第二天去看她的时间。我没让她久等。我看见她in vestito di confidenza（）①，穿了一身极其轻佻的便装，只有南部国家才可见到，尽管我记忆犹新，但不愿细加描绘。我只想说一点，就是袖口和胸口都镶有缀着玫瑰色绒球的丝线。我觉得，这使得她的冰肌玉肤更加美丽醉人。我后来发现这是威尼斯的时装，穿起来着实迷人。我很惊讶，这种时装竟从没有传入巴黎。对于正等着我的那份快感我一点也没想象得到。我谈到过拉尔纳热夫人，至今回想起来有时仍不免激动忘情，但是，同我的齐丽埃塔相比，她就是个没有情趣的丑老太婆了！你们不必费心劳神去想象这个妖艳姑娘的风姿神韵了，因为怎么想都不着边际的。修道院的童贞女子没有她水灵，后宫的美女没有她活泼，天堂的仙女没有她刺激。一个凡夫俗子的心灵和感官还从未享受过如此温馨的欢乐。啊！要是我知道充分地、完整地品味这一欢乐，哪怕是一会儿也好啊！……我是品尝了，但是没尝着滋味。我把所有的妙趣全弄没了，就像我有意要毁掉这奇情妙趣似的。不，大自然根本不是造就我来享乐的。它在我的心里注入了对这种妙不可言的幸福的欲望，可又在我那笨脑瓜里灌输了饮鸩止渴的思想。
如果说我一生之中有什么事可以很好描绘我本性的话，那就是我马上要讲的这件事。我此时此刻清楚地记得我写此书的目的，这使得我将鄙视那种阻止我贯彻这一目的假惺惺的样子。不管您是谁，只要您想了解一个人，您就大胆地读完下面的两三页吧，那您就会完全了解让-雅克·卢梭了。
我走进一个妓女的卧房，就跟走进爱和美的圣殿似的，以为在对方身上看见了神光。我无法相信，没有尊崇和敬重，人们会感受到她使我感受到的那份情感。我在她那最初的亲热之中刚刚知道她有多么娇媚可爱的时候，生怕失去由此而结出的果实，猴急地想赶紧摘取。突然间，我感到，不是欲火在吞噬着我，而是死一般的寒气在我的血管里流。我两腿发软，几乎昏厥。我坐下来，像个孩子似的哭了。
谁能猜得到我缘何流泪以及我当时脑子里的所思所想？我在想：我所拥有的这个人是大自然和爱神的杰作。她的精神、她的肉体都是尽善尽美的。她既美丽可爱又善良高贵。王公显贵应是她的奴隶，君王的权杖应踏在她的脚下。可她就在眼前，是个可怜的娼妓，供众人糟蹋。一个商船船长在支配着她，她扑到我的怀中，扑到她知道一无所有的我的怀中，扑到她无法了解其才气、大概也认为这才气毫无用处的我的怀中。这其中有一些不可思议的地方。要么是我的心灵欺骗了我，迷惑了我的感官，把一个臭婊子当成了天仙，要么一定是我不知道的什么暗疮，使我体味不到她的妩媚，使本该对她争来抢去的人觉得她恶心。我开始集中特别的精力去探索这个暗疮，可是我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想到过会是梅毒的问题。她肌若凝脂，色若桃花，齿白如雪，气息温馨，浑身透着一股洁净，使我绝对不会往那上面去想，所以，自从与帕多阿娜有那事以来，我一直对自己的身体有所怀疑，顾虑自己不够健康，配不上她，而且深信在这一点上自己的自信是不会错的。
在这如胶似漆的时刻，我竟这般思绪万千，这不禁使我哭了起来。齐丽埃塔在此时此刻看到这么个绝无仅有的情形当然惊奇万分，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但是，在卧房里转了一圈，对镜端详一番之后，她明白了，而且我的眼神也向她证明了，我的举动根本不是因为厌恶。她毫不犯难地安抚好我，把我那小小的羞愧给抹掉了。但是，当我正准备在她那似乎第一次被一个男人的手和嘴抚弄的胸脯上癫狂的时候，我发现她有一只瘪奶头。我很惊讶，细细观察，觉得这奶头与另一只很不般配。我的脑子转动起来，我纳闷一个女人怎么会有一只瘪奶头呢。我深信这一定是天生的缺陷。由于我老是这么想，便清楚地看出，我抱在怀里的这个女人，被我想象成最美丽的人儿，其实只不过是一个怪物，是大自然、男人和爱神的弃儿。我蠢乎乎地竟然对她提到这只瘪奶头。她起先还开开玩笑，不以为然，还趁着疯狂劲儿，边说边做一些动作，爱得我死去活来。但是，我心里始终有着一种无法向她掩饰的不安，我终于看到她满面羞红，整好衣衫，站起身来，一句话没说地走到窗前。我想坐到她的身边，但她走开去，坐在一只睡榻上，不一会儿又站了起来，扇着扇子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冷淡不屑地冲我说道：“查内托，lascia le donne，e studia la matamatica。”（）①
离开她之前，我要她让我第二天再来看她，她推说第三天再见，还含着嘲讽的笑补充说，我大概需要休息休息。等着见她的日子真是难熬。我心里总想着她的妩媚和风韵，感到自己太无礼，懊悔不迭，那么好的美景不知消受，只要我晓事，我就能度过一生中最温馨的良宵了。我焦急万分地等待着弥补过失的时刻到来，可是不管怎样，我总感到焦虑，不知如何摆平这天仙般的女子与她那卑贱身份的关系。我在约定的时间向她家飞奔而去。我不知道性格热辣的她是否对这次的拜访更加高兴。她的傲岸至少会得到满足的，所以我先就有了一种甜美的感觉，千方百计地要让她看看我是多么会弥补过错。她没有给我这样的机会。船一靠岸，我便让船夫去通报，可船夫回来对我说，她头一天去了佛罗伦萨。如果说我在占有她的时候没有感觉出我对她的全部的爱的话，那么，在失去她时，我却痛心疾首地感觉到了。我始终痛悔不已。尽管我觉得她十分可爱，非常迷人，但失去了她，我还是能聊以自慰的，可说实在的，我不能心安的就是，我给她留下了一个可鄙的印象。
这就是我的两段风流史。除此而外，我在威尼斯的那十八个月当中，可说的只有一件事，也只是心里想想而已。卡利约人很风流，因为总往别人包下的姑娘家跑觉得厌烦了，便异想天开地也想自个儿包一个。由于我俩形影不离，他便向我提出了一个在威尼斯并不鲜见的建议：两人合包一个。我同意了。问题在于要找一个靠得住的。他寻来觅去，终于找到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她那狠心的母亲正要想法把她卖了。我俩一起去看了看她。我一见这女孩，心里便激动不已。她是个金发姑娘，温顺得像只羔羊：没人会想到她是意大利人。威尼斯生活低廉。我们给了她母亲点钱，并负责扶养她。她的嗓子挺好，为了给她创造一个谋生手段，我们给她买了一架小型羽管键琴，并替她请了一个教歌的老师。这一切只让我俩每月各花两个西昆，却让我们在其他方面节省了不少花销。不过，必须等她长大了才行，所以收获之前就未免播下了不少的种子。然而，我们很高兴能晚间去那儿，同这个小姑娘天真无邪地谈天玩耍，所以玩得也许比占有她更加痛快，因为，说实在的，最使我们想念女人的倒并不是淫乱，而是待在她们身边的惬意感觉。我的心不知不觉地便依恋上小安佐蕾塔了，但那是一种慈父般的情感，没有掺杂什么肉欲在里面，所以随着这种情感的逐渐增加，我也就越来越不可能有非分之想了，而且我感到，当这个姑娘达到结婚年龄，我要去碰她的话，会有乱伦的下流感。我看到好心的卡利约的感情也在不知不觉之中往同一方向发展。我们未曾想到自己寻来的这种欢乐虽仍旧温馨甜美，但与我们原先的想法已大相径庭，而且我深信，不管这个可怜的孩子会变得多么美丽，但我们绝不会成为她清白的玷污者，而会成为其保护者。随后不久，我的灾祸来临了，没容我把这件善行义举做到底。在这件事情中，我可以自勉的只不过是我的内心感情而已。现在，再来谈谈我的旅行吧。
离开蒙泰居先生之后，我首先的打算就是回到日内瓦，等着时来运转，扫清障碍，使我得以与我那可怜的妈妈相聚在一起。但是，我同蒙泰居先生的争吵已经沸沸扬扬，而且他还愚蠢地把这事写信报告了宫廷，这就促使我下了决心亲自到宫廷中把我的所作所为说清楚，并控诉这个疯子对我的所作所为。我从威尼斯就把自己的决定写信报告阿梅洛先生死后代理外交事务的泰伊先生了。信一发出，我便立即动身，取道贝加莫、科莫、多摩多索拉，穿过辛普朗隧道。在锡永，法国代办夏尼翁先生待我非常之好，在日内瓦，克洛苏尔先生也待我不薄。我在日内瓦又见到了戈弗古尔，我要从他那儿取点钱。我经过尼翁，没去看我父亲，并不是心里不想去看，而是我因为倒了霉，不想在继母面前丢人现眼，因为我相信她是不会听我解释就认为是我自己不好的。我父亲的老友、书商迪维亚尔对我的这个做法大加斥责。我向他说明了原因，并且，为了弥补过失而又不想让继母看见，我便雇了一辆马车，同他一起去了尼翁，住在一家客栈里。迪维亚尔去找我父亲，可怜的父亲一听，连跑带颠地赶来拥抱我。我们一起吃了晚饭，心里甜甜美美地过了一晚。第二天早晨，我便同迪维亚尔返回日内瓦。他这次为我做的这件大好事，我始终铭记在心。
我若走捷径的话，不必经过里昂，但我想经过那儿去核实一下蒙泰居先生的一个非常卑鄙的欺骗行为。我曾托人从巴黎寄一个小箱子，里面只不过装了一件金丝绣花外衣、几副袖套和六双白丝袜而已。我按照他亲自向我提出的建议，把这只小箱子，或者倒不如说小盒子跟他的行李放在了一起。在他亲笔写的想充作我的薪俸的那份虚账单子上，他写明那只他称为大件行李的盒子重十一担（）①，替我付了一大笔运费。承蒙罗甘先生为我介绍的他的外甥波瓦·德·拉杜尔先生的关照，我在里昂和马赛两处海关的记录簿上查明，那个所谓的大件只不过重四十五斤，并且也是按这一重量付的运费。我把这个确凿材料附在了蒙泰居先生的虚账单子上，然后，带上这些材料以及其他好几份同样分量很重的材料去巴黎了，心里十分急切地想用上它们。在这整个漫长的旅途上，我在科莫、瓦莱和其他地方，都有过一些小小的奇遇。我看到不少的东西，特别是波罗美四岛，实在值得大书特书。但我时间紧迫，又有暗探盯着，而且我又不得不紧赶着匆匆完成这件需要余暇、安静来完成的写书任务，可我偏偏没有余暇，得不到安静。要是上苍突然把眼睛落在我的身上，终于赐予我一些更加安静的时日，我就尽可能地用来重写这部作品，或者至少给它来一个我觉得十分必要的拾遗补漏。
我的事在我到达之前便已在巴黎传开了。在我到达时，便发现无论各部门还是社会上，大家都对大使的疯狂行径感到愤慨。可尽管如此，尽管在威尼斯公众呼声也高，尽管我提供的证据无可辩驳，但我就是得不到任何公道。我非但没有得到道歉和赔偿，甚至连该补的薪俸也交由大使全权处理，唯一的理由就是我不是法国人，无权要求法国保护，说这是纯属他和我两人之间的私事。大家都跟我一样认为我受到了侮辱、损害，是受害者，认为大使是个残酷无情的无耻之尤，这件事将永远使他身败名裂。怎么！他是大使，可我只不过是个秘书。体统，或者大家这么称呼的体统，硬要我得不到任何公正，我也就得不到任何公正了。我寻思，假如我喊冤鸣屈，公开辱骂那个罪有应得的疯子，最终就会有人出面干涉我。这正是我所期待的，我铁了心了，非等有人干涉我再忍气吞声。可是，当时没有外交大臣。人家任随我去吵去嚷，甚至还鼓励我，附和我，但事情始终毫无进展，直到我对始终有理却总也得不到公道而厌烦为止，我终于泄气了，便不了了之。
对我很冷淡的唯一一个人就是贝赞瓦尔夫人，而且，我也根本没想到她会这么不公平。她满脑子地位和贵族的特权，根本不可能想象得出一个大使会对不起他的秘书。她接待我的态度是符合她的这种偏见的。我恼火极了，所以一离开她家，我便给她写了一封也许是我所写过的信中最激烈、最厉害的信，而且再也没登过她家的门。卡斯特尔神甫待我好些，但是，从他那番耶稣会士的花言巧语中，我看得出，他是比较忠实地遵循社会上最重要的箴言之一的，亦即始终要求弱者为强者作出牺牲。我强烈地感到理在我这一边，而且又生性高傲，所以我不能耐心地忍受这种褊狭态度。从此，我便再没去看过卡斯特尔神甫，也没再去过耶稣会，因为我在里面只认识他一个人。而且，他的那些会友思想专断、阴险，同善良的埃迈神甫有天壤之别，所以我对他们敬而远之，从那以后就再没见过他们中间的任何人。只有贝蒂埃神甫例外，我在迪潘先生家见过他两三次，他当时正全力以赴地与迪潘先生一道抨击孟德斯鸠。
先把有关蒙泰居先生的事说完，免得以后又得提起。我俩争吵时，我曾对他说，他不该要秘书，而是需要一个账房先生。他真的采纳了我的意见，找了一个货真价实的账房先生接替了我，此人不到一年工夫，便偷了他两三万利弗尔。他把账房先生撵走了，送进了监狱，还把他的那些随员也统统撵走了，闹得满城风雨，声名狼藉。他到处跟人吵架，遭到了一个仆役也不会忍受的侮辱，终因坏事做尽，被召回国内，削职为民。显然，在他受到的宫廷的斥责中，同我的那件公案没被忘记。至少，回国后不久，他便派他的管家来同我清账，把钱还了我。我当时正缺钱用。我在威尼斯欠的债都是凭着交情借的，所以时刻压在我的心头。我抓住这个好机会还清了，包括查内托·纳尼的那张借条。我收下了别人总算还给我的钱，把所有欠债都还清了，也就同从前一样身无分文了，可是却卸掉了一个我无法承受的重负。自此之后，我再没听人提过蒙泰居先生，只是在他死的时候我才从社会上听到他的死讯。愿上帝赐予这个可怜的人安宁吧！他像我青年时期不能干诉讼代理人一样，不适合从事大使这个行当。不过，他在我的协助下，原本是可以风风光光地干下去的，从而也可以很快地使我走上古丰伯爵在我青年时代为我指定的那条道路。后来，我年龄大了些时，自己单枪匹马有能力闯上了这条道。
我含冤受屈却投诉无门，这在我的心灵中埋下了对我们愚蠢的社会制度的愤怒的种子。在这种社会制度下，真正的公益和真实的正义总是为一种莫名其妙的表面秩序作出牺牲；而这种表面秩序实际是在摧毁一切秩序，而且只是对弱者的被压迫和强者的不义的公开权力予以认可。这愤怒的种子当时没有发芽，而是以后才生长发育的，其中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自己是当事人，而个人利益从未产生过任何伟大而高尚的东西，不能在我心中激起只有对正义和美的最纯洁的爱才能产生的那种神圣的冲动。另一个原因是，友谊的魔力以一种更加温馨的情感力量缓解并平息了我的怒火。我在威尼斯结识了一个比斯开（）①人，他是卡利约的朋友，而且堪作所有好人的朋友。这个可爱的年轻人天生具有一切才能以及一切美德，刚刚环游了意大利，为的是培养美术鉴赏力。因为想不出还有什么好学习的了，便想直接回国。我对他说，艺术对像他这样的天才来说，只不过是一种消遣，而他的才气应用来研究科学。于是，为了让他对科学产生兴趣，我便建议他去巴黎，住上半年。他听从了，去了巴黎。我到巴黎时，他已经在那儿了，在等着我。他的住所一个人住太大，便主动让给我一半，我接受了。我发现他处于对高深知识的一种狂热之中。没有什么是他力所不能及的。他以神奇的速度吞噬着、消化着一切。他非常感激我向他提供了这种精神食粮，因为他因渴求知识又无所觉察而一直苦恼不堪。我在这颗刚毅的心灵之中发现了多么丰富的知识和美德的宝藏啊！我感到他就是我所必需的朋友，因此我俩成了莫逆之交。我们的兴趣并不相同，总在争论。由于双方都很固执，所以在任何事情上都一直意见相左。尽管如此，我俩又谁都离不开谁，尽管争论不休，但双方谁都不愿对方换个样儿。
伊格纳肖·艾玛努埃尔·德·阿尔蒂纳是一个只有西班牙才会造就的那种罕见的人，可西班牙没有多造就一些这样为国增光的人。他没有他的同胞所共有的那种狂暴的民族情绪。报复的念头不能进入他的头脑，如同欲望进不了他的心灵一样。他非常自傲，不是个寻机报复的人，我经常听见他非常镇静地说，他的心灵是不会去为一个凡夫俗子生气的。他风流倜傥但不儿女情长。他同女人在一起戏耍，就像同漂亮的孩子们在一起一样。他乐于同朋友的情妇们在一起，但我从未见他有过情妇，也没见他有此念头。他的心里燃烧着道德之火，不容许情欲之火升起。他四处漫游之后便结了婚，死时很年轻，留下了几个孩子，我绝对相信，他妻子是使他尝到爱的欢乐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女人。他外表上像个西班牙人一样对待宗教，骨子里却像个天使似的虔诚。我有生以来所见到的宽容大度的人，除我之外，就只有他了。他从未打听过任何人对宗教的态度。不管他的朋友是犹太人、新教徒、土耳其人、过分虔诚笃信者还是无神论者，他都不介意，只要此人是个正直的人就行了。他对一些无足轻重的问题固执己见，但一涉及宗教问题，甚至道德问题，他便沉思默想，缄口不言了，或者只是说上一句：“我只管我自己。”一个人灵魂那么超脱，考虑问题却是那么细致入微，真是不可思议。他把自己一天的时间按时按刻按分事先分配好，确定好，然后一丝不苟地按表执行，时间一到，即使还剩一句话没有看完，他也立即把书合上。他切割开来的时间都各有各的用途，或用于这样那样的学习，或用于思考、谈话、弥撒、读洛克、祈祷、访友、音乐、绘画，而从来没有因行乐、欲念、应酬而打乱这个安排的。只有遇上必须履行义务时才会打乱。当他把时间表拿给我看，以便我也依照执行时，我开始还笑哩，可最后却佩服得流出泪来。他从不麻烦别人，也不许别人妨碍他。有人出于礼貌想拜访他，被他毫不客气地打发走了。他脾气急，却不是小心眼儿。我常见他生气，但从未见他大发雷霆。他的脾气真让人再愉快不过的了：他闹得起，自己也喜欢开玩笑，而且开玩笑的水平很高，有说俏皮话的天才。别人一逗他，他便声高气大地侃了起来，老远就能听见他的声音。但是，他在嚷嚷的时候，却面带微笑，激动不已之中，还漏出点玩笑话来，举座皆欢。他的肤色既不像西班牙人那样，也不灰黄。他肌肤白皙，双颊红润，栗色头发几乎金黄。他身材魁梧，仪表堂堂，外形与心灵相得益彰。
这位心灵和头脑都很明哲的人知人识人，成了我的朋友。这就是我对不是我朋友的人的全部回答。我们相处甚得，还订了计划，要在一起过上一辈子。再过几年，我将去阿斯柯蒂亚，同他一起生活在他的土地上。他临走前，我俩已经把这项计划的全部细节都安排妥当了。所缺的只是最周密的计划也免不了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素。后来的种种变故——我的灾难、他的结婚以及最后他的死——使得我俩永远分开了。
据说，只有恶人的险恶阴谋才会得逞，好人的天真计划几乎是永远也无法实现的。
我已经尝到寄人篱下的苦处了，决计再不这么干了。我看到机遇为我制订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一开始便破灭了，而且我又被人从干得好好的生涯中排挤出来，便不再想回到这个行当中去，因此，我决心不再依附任何人，决心保持独立，发挥自己的才干。我终于开始了解自己有多大的能耐了，而在这之前，我一直过于谦虚，以为自己无能。我把因为要去威尼斯而搁下的那部歌剧又捡了起来。为了安心去写，在阿尔蒂纳走后，我便搬回从前的那家圣康坦旅馆。这家旅馆位于僻静地段，离卢森堡公园不远，比那条熙熙攘攘的圣奥诺雷街更适合我安心写作。在那儿，有真正的慰藉在等待着我，那是上苍使我在贫困潦倒之中享受到的唯一慰藉，只有这慰藉使我挺了过来。这不是转瞬即逝的慰藉，我得把它的来龙去脉细细道来。
旅店新的女店主是奥尔良人。她请了一缝洗女工，是她的同乡，一个大约二十二三岁的姑娘。她同女老板一样，与我们同桌用餐。这姑娘名叫泰蕾兹·勒瓦瑟尔，是个良家女子。其父曾在奥尔良造币厂供职，母亲经商。奥尔良造币厂停业之后，父亲生活无着，母亲破了产，生意也做不下去了，便弃商随丈夫、女儿来到巴黎，靠女儿一人干活养活一家三口。
我第一次在饭桌上看见这个姑娘的时候，深为她那谦逊举止所打动，特别是她那有神而温柔的目光，使我觉得无与伦比。同桌的人，除了博纳丰先生而外，还有好几个爱尔兰神甫、加斯科尼人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人。我们的女店主自己也是风流过的人。只有我一人言谈举止比较规矩。大家逗姑娘时，我便护着她，马上讽刺嘲弄便都冲着我来了。假使我对这个可怜的姑娘原本并无兴趣的话，这么一来我也会对她产生兴趣的。我一贯在举止言谈上喜欢庄重，特别是对异性。因此，我便成了她公开的保护人了。我看出她对我的关照很感激，她的嘴不敢表达的感激从她目光中流露出来，以致那目光变得更加动人心弦。
她非常腼腆，我也一样。这种共同的气质似乎使我们疏远，却使我们很快便热络起来。女店主看出来了，非常生气，而她的粗暴态度反而使姑娘更加心向着我。她在这家旅馆只有我这么一个支柱，所以见我出门便很难过，盼着自己的保护人早点儿回来。我俩心心相印，脾性相投，不久就产生了必然的效果。她认为我是个正派人，这她没有看错，我认为她是个多情、朴实、不爱俏的姑娘，我也没有看错。我事先向她声明，我永远不会抛弃她，也永远不会娶她。爱情、敬重、真心实意使我获得了成功。正因为她心地善良、老实忠厚，所以尽管我胆子不大，却获得了幸福。
她担心我会因为在她身上找不到她以为我在寻找的东西而生气。她的这种担心胜过其他任何原因，推迟了我的幸福。我看见她在以身相许之前心绪不宁，不知所措，想倾诉可又不敢表白。我想不出她局促不安的真正缘由，却作出一种对她的品行完全错误且侮辱贬损的猜测，以为她在示意我与她交欢身体会有危险，因此我便困惑起来，这虽未使我裹足不前，但有好几天工夫，毒害了我的幸福。由于我俩互不了解，所以谈到这个问题时，就都躲躲闪闪，含糊其词，可笑至极。她几乎要以为我完全疯了，而我则几乎是不知道该如何看待她。最后，我们谈开了：她哭哭啼啼地向我坦白了她的失足，只有这么一次，是她似懂非懂时，由于无知和诱奸者的甜言蜜语造成的。我一听明白，马上高兴地叫起来：“童贞！在巴黎，二十岁的人哪还有童贞女啊！啊！我的泰蕾兹，我占有了你这个聪明而健康的姑娘，我不要我并不想找的东西，我太幸福了。”
我原先只是想给自己找一点消遣的，可我看到，我做过了头，为自己找了个伴侣。同这个好姑娘熟悉点后，我同时也对自己的处境略略作了一番思考，我感觉到，我这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我的雄心壮志泯灭了，必须代之以一种强烈的感情来充实我的心。一句话，必须找一个人来接替妈妈：既然我无法再同妈妈一起生活，就必须有一个人来同她的学生一起生活，而且我必须在此人身上发现她在我身上发现的那种心灵的淳朴、温顺。我需要有私生活、家庭生活的温馨来弥补我所放弃的似锦前程。当我孑然一身时，我的心是空虚的，但只需要一颗心来填补它。命运从我身上至少是部分地夺走了，或者弄丢了那颗心，而我却是大自然为那颗心而造就的。从此，我便孤独一人了，因为对我来说，要么全部，要么完全没有，从不介乎两者之间。我在泰蕾兹身上找到了我所需要的替代者。通过她，我获得了当时情况下所能有的最大的幸福。
我起先想培养她的才智，但白费劲儿了。她的才智就是大自然造就的那样，培养教育无济于事。我说出来并不怕难为情，她一直没学会阅读，尽管她写得还凑凑合合。当我搬到新小田园街时，下榻的蓬沙特兰旅馆的窗户正对面有一只钟表盘，我便教她看钟点，费了一个多月的劲儿，她也没怎么学会看。她连一年十二个月的顺序也搞不清楚，一个数目字也不认识，我怎么教也教不会她。她既不会数钱也不会算账。说话时词不达意。我曾把她说过的词句汇成一册，拿去逗卢森堡夫人。她的那些张冠李戴的话语在我所生活的社交圈里已经出了名了。但是，这个如此迟钝，甚至可以说如此愚蠢的人，在处境困难时却是一位绝妙的参谋。在瑞士，在英国，在法国，我在处于危难之中时，常常是她看到了我自己所没看到的东西。她给我出了种种最好的主意，她把我从我闭着眼睛往里钻的危险中解救出来。在最高贵的夫人们面前，在王公显贵们面前，她的感情、她的良知、她的应对和举止为她赢得了一致的敬佩，而我也因她的人品而受到大家的恭维，我感到这些恭维都是真心实意的。
在所爱的人身边，人的情感就能充实智慧和心灵，无须去别处寻找主意。我跟泰蕾兹生活在一起，就像同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生活在一起一样的惬意。她母亲因早年与蒙比波侯爵夫人一起受的教育，因此十分自豪，欲充才女，想引导女儿，可是，因为她的狡黠，我俩那淳朴的关系给毁掉了。由于厌烦她母亲的絮叨，我多少抛开了一些怕带泰蕾兹出门的羞涩。我俩常常单独去田间散步，吃点心，我觉得美极了。我看得出她真心地爱着我，这使我更加钟情于她。这种恩爱就是我的一切，我不再为前途而动心，或者我只把前途看作现在的延续，我别无他求，只盼着这种状况持之以恒。
这份恋情使我觉得任何其他消遣都是多余的、乏味的。我一出门就是去泰蕾兹家，她的家几乎成了我的家。这种深居简出的生活对我的写作极其有利，不到三个月，我歌剧的词、曲就都全部完稿，只剩下几段伴奏和中音部了。这种捉刀人的活计我厌烦透了，所以便建议菲里多尔去完成，并许以他一部分好处。菲里多尔来过两次，在《奥维德》那一幕里配了几个中音部，但他对这件收益遥遥无期、尚在两可之间的苦差事安不下心来，所以我只好硬着头皮自己干了。
歌剧写成了，问题是要把它卖出去：这等于是另写一部更难的歌剧。在巴黎，若是离群索居，你就一事无成。我便想到通过波普利尼埃尔先生露露面。戈弗古尔从日内瓦归来曾领我去过波普利尼埃尔家。此人是拉摩的麦西那斯（）①，因为波普利尼埃尔夫人是拉摩的唯唯诺诺的学生。据说，拉摩在这家人家称王称霸。我推想拉摩是会乐意保护他的一个门生的作品的，所以想把自己的东西拿去给他看看。他没肯看，说是不太识谱，看起来太吃力。波普利尼埃尔便说，可以演奏给他听，并主动替我找了一些音乐家来演奏一些片断。我正求之不得。拉摩算是同意了，但还不住地嘟囔说，一个非科班的人，又是独自一人作出来的曲子，能好得了吗。我赶紧挑选出五六段精彩的。他们给我找了十多个合奏乐手，还找了阿尔贝、贝拉尔和布尔朋内小姐当歌手。从序曲开始，拉摩便大加赞扬，意思是说，这不可能出自我的手。每奏一段他都显出极不耐烦的样子，但是，在演奏到男声最高音的一个曲调，歌声雄浑嘹亮，伴奏出色时，他再也按捺不住了，粗暴地斥责我，致使举座皆惊。他硬说他刚听到的东西有一部分是出自音乐界的行家之手，而其余部分则是一个连音乐都不懂的门外汉写的。的确，我的作品良莠不齐，又不合规矩，忽而精彩出奇，忽而平平淡淡，正如同一个光凭点才气而无扎实功底的人所写的那样。拉摩声称我是个没有才气、没有格调的小文抄公。在场的人，特别是这家的主人却并不这么认为。黎塞留先生那时常去看波普利尼埃尔先生，而且，众所周知，常去看波普利尼埃尔夫人。他听人说起我的作品，想从头至尾听一遍，如果满意的话，打算拿到宫廷中去演一演。该作便由宫廷出资，在路易十五的游乐总管博纳瓦尔先生家里，用大合唱队和大乐队的形式演奏了。弗朗科尔担任指挥。效果惊人。公爵大人不停地喝彩、鼓掌，而且在《塔索》那一幕的一段合唱完了之后，他站了起来，向我走来，握住我的手说：“卢梭先生，这是令人激动不已的和声。我从未听过比这更美的了。我要把这部作品拿去凡尔赛宫演奏。”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当时在场，但一言未发。拉摩虽受到邀请，但没有去看。第二天，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在她的梳妆室里极其冷酷地接待了我，故意贬损我的作品，还对我说，尽管有点华而不实的东西一开始把黎塞留先生迷惑住了，但他已完全醒悟了，所以她劝我别对我的歌剧抱什么希望。不一会儿，公爵大人来了，说话的腔调就完全变了，对我的才气说了些恭维的话，使我觉得他始终打算把我的作品拿到国王面前去演。他说：“只有《塔索》那一幕不能拿到宫中去演，必须重写一幕。”我一听，便关起门来，用了三个星期，写出另一幕来代替《塔索》，内容是赫西奥德（）①受到一位缪斯的启迪。我找到了窍门，把自己才华发展的一部分过程，以及拉摩对此的嫉妒心情写到这一幕中去。这新的一幕，没有《塔索》高雅，却更加强烈。音乐也很典雅，写得更加好。如果其他两幕与这一幕匹配的话，那整个剧本演起来就更加好了。但是，当我正要把剧本整理完毕的时候，另一件工作来了，这个演出便搁浅了。
紧接着丰特诺瓦之战的那个冬季，凡尔赛宫庆典不断，其中有好几部歌剧要在小御马厩剧院演出。其中有一部是伏尔泰的，剧名为《纳瓦尔公主》，由拉摩配乐，并刚被重新修改加工，易名为《拉米尔的庆典》。这个新的主题要求对旧本的好几场幕间歌舞加以改换，词、曲都得改写。问题是要找到一个能完成这两项任务的人，当时在洛林的、伏尔泰和拉摩都在忙着搞歌剧《光荣的神庙》，抽不出身来搞这项工作。于是，黎塞留先生便想到了我，举荐我负责此事，而且，为了让我能够更好地知道该如何修改，他还把诗和音乐分开来寄给了我。我首先想做的是，得到原作者的同意，然后再去修改歌词。为此，我便像该做的那样，给原作者写了一封很客气甚至是很恭敬的信。下面就是他的复信，原件见信函集A第一号。
先生，您同时获得了到目前为止一直无法兼而有之的两种才能。对我来说，这已经是两条很好的理由，使我敬重您，并且尽力地去喜欢您。我很替您抱屈，您把这两种才能用在了一部根本就不值得的作品上。几个月前，黎塞留公爵大人命令我一定在很短的时间里拟出几场乏味的、支离破碎的戏的简短而欠佳的梗概，以配合与这场戏根本就不合拍的歌舞。我一丝不苟地照办了，写得既快又糟。我把这可怜的初稿寄给黎塞留公爵大人，盼着别被采用，或是再让我好好改改。幸好，它落在了您的手里，那您就全权处理吧，我已经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一个简单的初稿，写得又如此匆忙，错误必然不少，我相信您已经全部改过来了，而且对曲子进行了全面补充。
我记得，在众多缺陷中有这么一个缺陷，就是在连接歌舞的那些场景中，没有交代格蕾纳娣娜公主是怎么从牢房一下子就到了一座花园或者一座宫殿的。由于为她举行宴会的不是一位魔术师，而是一个西班牙贵族，我觉得不可以像在变魔术似的。先生，我请您一定再细细看看这个地方，我已记不太清了。请您看看是否有必要使牢房洞开，我们的公主被从牢房请到一座特为她准备的金碧辉煌的华丽宫殿中来。我很清楚，这一切都极无价值，一个有思想的人，不值得认认真真地去修改这些无用的东西。可是，既然是要尽量不得罪人，就必须尽可能地理智些，即使是针对歌剧中的一场无聊的幕间歌舞。
我完全信赖您和巴洛先生，希望不久就能有幸向您表示谢意。
专此布达
一七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这封信与他此后写给我的挺傲慢的信相比，实在是太客气了，但对此大家可不必惊奇。他以为我在黎塞留大人面前甚为得宠，而大家都知道他老于世故，所以在不知道一个初出茅庐者有多大影响之前，他不得不表示极大的尊重。
我得到了伏尔泰先生的首肯，又不必顾忌一心要贬损我的拉摩，便开始干了起来，两个月的工夫，便交差了。歌词方面，倒算不了什么。我只是尽量不让人感觉出风格上的迥异，并自信做到了这一点。音乐上的活计就更长更难了。除了得写好几支包括序曲在内的过场曲而外，我负责的全部宣叙调难度极大，一些合奏曲和合唱曲调子大不相同，必须用少量的诗句和快速转调把它们串起来，因为我不愿对任何曲子进行改动或移调，免得拉摩指斥我歪曲了他的曲子。这支宣叙调我写得很成功，它抑扬顿挫，雄浑有力，特别是极其灵活自如。一想到人家肯让我与两位高手配合，我便才气洋溢。我可以说，在这件公众甚至都不知晓的无名无利的差使中，我差不多始终与我的两位高手不相上下。
剧本照我修改的样子拿到大歌剧院里排练了。三个作者中只有我一人在场。伏尔泰不在巴黎，拉摩没去或者是躲起来了。
第一段独白非常凄惨。开头是这样的：
啊，死神！来结束我苦难的一生吧。
必须给它配上相应的音乐。可是，正是在这一点上，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对我横加指责，尖刻地责怪我写的是一首哀乐。黎塞留先生开始还公正地说要了解一下这段独白的词儿是谁写的。我把他给我的手稿拿给他看，证明是出自伏尔泰之手。“这么说来，”他说，“错全在伏尔泰一人身上。”在排练过程中，凡是我改写的地方全都一个个地遭到波普利尼埃尔夫人的抨击，但受到黎塞留先生的赞同。然而，我面对的毕竟是一位强大的对手，所以我被告知，我改的本子有多处需要推倒重来，而且必须征求拉摩先生的意见。我非但未能受到我所期待的，而且确实应该享有的赞扬，反倒弄出这么个结果，我十分恼火，伤心至极地回到家里。我因疲劳过度、忧愁伤悲而病倒了，六个星期未能出门。
拉摩负责对波普利尼埃尔夫人指出的那些地方加以修改。他派人来向我要我那部大歌剧的序曲，用以代替我刚刚写的那一个。幸好，我觉出他想偷梁换柱，没有给他。由于演出只剩五六天时间了，他来不及另写，只好保留我写的序曲。该序曲是意大利式的，当时在法国还是个很新颖的风格，便颇受赞赏。我从我的亲戚和朋友米萨尔先生的女婿、御膳房总管瓦尔玛莱特先生那儿得知，乐迷们对我的作品都很满意，而且听众都没有辨出哪是我的，哪是拉摩的。但拉摩竟与波普利尼埃尔夫人串通一气，想方设法让大家不知道我也参与了这项工作。在散发给观众的剧情介绍上，作者的名字总要写上的，但那上面只有伏尔泰的名字，而拉摩宁可自己的名字没有署上，也不想看到我的名字同他的名字在一起。
我病稍好，能够出门时，就想立即去黎塞留先生那儿。但已经晚了。他刚动身去了敦刻尔克，部署开往苏格兰的部队的工作。他回来时，我又自甘懒惰，心想再找他也晚了。自此之后，我再没见过他，也就失去了我的作品应给我带来的荣誉，以及应带给我的酬劳。我的时间、我的劳动、我的愁苦、我的疾病以及生病所花的钱，全都自己承受了，没有赚到一个子儿，或者说没有得到丝毫的补偿。但我始终觉得，黎塞留先生是真心实意地喜欢我的，对我的才气是很赏识的，但我的命运不好，再加上波普利尼埃尔夫人从中作梗，致使他的善良意愿未能产生作用。
我竭力讨好并且还常常向她献媚的这个女人竟如此地恨我，我真无法理解。戈弗古尔先生向我道出了个中原委。他对我说：“首先，她同拉摩相交甚得，是他名正言顺的吹捧者，容不得有人与他相争。再者，您生下来就带上一个罪过，使她对您憎恨不已，永远不会饶恕您，那就是您是日内瓦人。”说到这儿，他向我解释道，于贝尔神甫也是日内瓦人，而且是波普利尼埃尔先生的挚友，曾竭力阻挠他娶这个女人，因为于贝尔神甫非常了解她。婚后，她便对于贝尔恨之入骨，并且波及所有的日内瓦人。他接着又说：“尽管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对您不错，但依我看，您别指望他会支持您。他很爱他的妻子，他妻子又恨您，而且她既凶狠又刁钻，您在这家人家永远甭想捞到好处。”因此，我便死了这条心了。
也是这位戈弗古尔先生，几乎在同一时期，帮了我一个大忙，真是雪中送炭。我那位品德高尚的父亲刚刚去世，享年约六十岁。我当时处境艰难，焦头烂额，否则我将会更加为丧父痛不欲生的。父亲活着的时候，我母亲遗产的剩余部分由父亲享用着，我根本不想要回。他死之后，我就没什么好客气的了。可是，哥哥的死并无合法证明，因此事情很棘手。戈弗古尔先生主动答应解决这个难题，而且，在德洛姆律师的大力帮助之下，这难题果然让他给解决了。由于我迫切需要这笔小小的资财，而且事情尚未明确，我焦急不安地等待着最后的消息。一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我发现了应该讲此消息的信，我拿起信来，急不可耐地想拆开，手在颤抖，心里感到羞惭。我鄙夷自己地寻思着：“怎么！难道让-雅克竟如此利欲熏心，急不可耐？”我立即把信放回壁炉台上。我脱去衣服，静静地躺下，睡得比平时还沉，第二天很晚才起，没再去想那封信。穿衣服的时候，我看到了那封信，不慌不忙地拆开它，发现里面有一张支票。我乐不可支，但我可以发誓，我最大的快乐莫过于使自己克制住了。我一生中，类似这样克制住自己的情况不胜枚举，但我时间紧迫，无法一一道来。我把这笔钱寄了一小部分去给可怜的妈妈，回想起我本会跪着献上全部钱款的那个幸福年月，我不禁潸然泪下。她的一封封来信中，窘迫苦况跃然纸上。她给我寄来一大堆配方和秘方，声称我可以利用它们来给我和给她带来财运。她已深感穷困潦倒，心痛智衰。我寄给她的那一点点钱又喂了缠着她的那帮骗子，她自己一点也没享用。同这帮浑蛋分享我的活命钱，让我恶心，特别是我百般努力要把她从他们身边拉出来但未能奏效之后。我下面要谈谈这个情况。
时光流逝，钱也随之而去。我们是两个人，甚至是四个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七八个人一起生活。因为，尽管泰蕾兹是个绝无仅有的无意钱财的人，她母亲却不像她。她母亲一看由于我的照料，家境有了转机，便把她全家都弄来利益均沾了。于是乎，姐妹呀，儿子呀，女儿呀，孙女呀，全都来了，只有她那嫁给昂热车行老板的大女儿没有来。我为泰蕾兹买的所有东西统统被她母亲转给这群饿狼了。因为我与之相交的不是一个贪婪女子，而且我也没有爱得如痴如醉，所以，我才不当这个傻瓜哩。我只想让泰蕾兹不缺吃少穿，生活得像模像样，但不奢华，所以我同意她的劳动所得全部交由她母亲，而且，我也补贴一些。但是，我已遭厄运，妈妈被一帮骗子缠着，泰蕾兹又被她全家拖累着，我为她俩所做的一切，她俩全都享受不到。奇怪的是，勒瓦瑟尔太太最小的女儿，是唯一没有嫁妆的孩子，可却是唯一在赡养父母的女儿，而且，在一直被她的哥哥姐姐们，甚至被侄女、外甥女们打了之后，这个可怜的姑娘现在竟然被他们劫掠，可却像当年挨打挨骂时一样，无力抵御他们的偷抢。只有一个外甥女，名叫艾东·勒迪克的，尽管受到其他人的影响也变坏了，但还是比较和蔼可亲，性格也比较温和。由于我经常见到她俩在一起，所以也用她俩互相间的称谓来称呼她们，叫艾东为“外甥女”，叫泰蕾兹“姨妈”。她俩则称呼我“姨父”。这就是我一直称泰蕾兹为“姨妈”的由来。我的朋友们有时开玩笑，也跟着这么喊。
大家知道，处于这种境况之下，我是刻不容缓地要设法脱身的。我判断黎塞留先生已经忘掉我了，而且我也不再指望宫廷什么了，因此我便进行了一些尝试，想在巴黎推出我的歌剧。但我遇到一些困难，需要时间加以克服，而我的处境又每况愈下。我于是便打算把我的那部小喜剧《纳尔西斯》送到意大利剧院。结果，它被接下了，我还得到一张长期入场券，我真欣喜若狂。但也仅此而已。我始终未能使我的喜剧得以上演。我老去求一些演员，都跑烦了，所以干脆也不去了。最后，我又回到自己所剩下的最后一条路上来，也是我本应走的唯一一条路。由于常跑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家，因此也就疏远了迪潘先生家了。这两家的夫人虽说是亲戚，但相处不睦，老死不相往来。两家的客人也互不相通，只有蒂埃利约两家都去。他受人之托，想法把我拉回到迪潘先生家去。当时，弗朗格耶先生正在修博物学和化学，还办了一个陈列室。我想，他是希望进科学院，为此，他想写一本书，并认为我能在这方面助他一臂之力。迪潘夫人也在构思一本书，差不多也这么希望于我。他俩本想合聘我做类似秘书的工作。正因为如此，蒂埃利约才责怪我老不去迪潘先生家的。我首先要求弗朗格耶先生运用他和热利约特的威望，让我的剧本能在歌剧院排演。他同意了。《风流诗神》先是在剧院仓库，后在大剧院里排演了好多次。彩排的时候，去了好多人，有好几段赢得热烈的掌声。然而，在雷贝尔指挥得很差的演奏过程中，我自己却觉得这剧本不会通过，甚至觉得不经重大修改是无法演出的。因此，我二话没说便把剧本收回了，免得被人退回。但是，我从好多迹象清楚地看出，即使这个剧本再完美，也是通不过的。弗朗格耶倒是答应让我的剧本得以排演的，但并没答应说它就一定会被接受。他确实是信守了诺言。我始终觉得，在这件事以及其他许多事情上，我已看出他和迪潘夫人并不想让我在社会上享有点名声，也许是害怕别人读了他们的书，以为他们是仰仗我的才能写出来的。不过，迪潘夫人一向认为我才疏学浅，只是用我来记录她口授的东西，或者是让我单纯地找些参考资料，所以这种指责，起码对她来说，是有失公允的。
这最后的一次失利使我彻底灰心丧气了。我抛弃了一切进取和成名的打算。我不再去想那些不管是真是假的才能了，反正它们也不能使我出人头地，我把时间和精力用来考虑我和泰蕾兹的生存，谁能周济我们，我就讨好谁。因此，我便完全彻底地跟定迪潘夫人和弗朗格耶先生了。这样做并未使我生活很富足，我头两年只拿到八九百法郎，只够我维持基本生活必需，因为我不得不住在他们附近的公寓房里，那是一个房租挺高的街区，而我还得支付巴黎另一头圣雅克街最高处的一份房租，不管刮风下雨，我几乎每晚都要去那儿吃晚饭。我很快便习惯了这种活法，甚至对自己的新工作产生了兴趣。我喜欢上化学了。我同弗朗格耶先生去鲁埃尔先生家听过好几次课，于是，我们便对这门我们尚未掌握其基本知识的科学不知天高地厚地开始胡乱研究起来。一七四七年，我们去都兰过秋天，住在舍农索城堡。该城堡是建在歇尔河上的一座离宫，是亨利二世为戴安娜·德·普瓦提埃修造的，其姓名起首字母组成的图案至今仍是清晰可见。现在，该城堡为包税吏迪潘先生所有。我们在这美妙的地方玩得很开心，天天是美味佳肴，我都变成个胖和尚了。我们在那儿写曲作乐。我作了好几首三重唱，十分和谐动听，如果我有机会写补篇的话，我也许会在补篇里再来谈一谈的。我们在那儿演喜剧。我用半个月的时间，写了一部三幕喜剧，名为《轻率签约》，大家可以在我的文稿中见到，它别无所长，只是欢歌笑语不绝于耳。我在那儿还写了一些小玩意儿，其中有一个诗剧，名为《西尔维的幽径》，是根据歇尔河畔的一条园中小径的名字取的。但这一切都没影响我搞化学以及替迪潘夫人干活儿。
当我在舍农索发福的时候，我可怜的泰蕾兹在巴黎也“发胖”了。当我回巴黎时，我发现我干的“那事”比我想象的进展得快。鉴于我当时的处境，如果不是同桌的伙伴们给我提供了唯一能使我摆脱困难的办法，那我可就惨透了。这是必须说的事情中的一件，我不能一笔带过，因为在评论时，要么辩解，要么自责，可我在这儿既不该辩解又无可自责。
阿尔蒂纳在巴黎逗留期间，我和他不去饭馆吃饭，通常是去差不多就在歌剧院那条死胡同正对面的拉赛尔太太家包伙。她是一个裁缝的老婆。伙食很不好，但是因为包伙的人都是些可靠的正派人，所以仍然很受欢迎。她不接生客，来包伙的必须由一位已包伙的人介绍。格拉维尔骑士是个老声色犬马之徒，但彬彬有礼，才气横溢，就是爱说淫词荡语。他就住在她家，还招来一批疯癫痴狂、风流倜傥的近卫队和火枪队的年轻军官。诺南骑士是歌剧院所有姑娘的保护人，天天都把那个藏污纳垢之所的所有消息带到包饭馆里来。退役中校、善良敦厚的老者普莱西斯先生和火枪队军官昂斯莱稍稍能镇住这帮年轻军官。包伙的还有一些商人、钱庄老板、粮店店主，但都是些很有礼貌、规规矩矩、一看便知是各自那一行中的有头有脸的人物，如贝斯先生、福尔卡德先生以及其他一些人，我忘了他们的名字了。总之，在那儿见到的都是各行各业中的体面人物。只有教士和司法界人士我在那儿从未见过，但这也是大家的一种默契，不把这种人介绍到这儿来。包伙的人数众多，一个个活泼开心，但并不喧哗吵闹，说笑逗乐却不粗俗下流。那位老骑士，尽管讲的故事从内容上看都是床笫间的事，但讲起来从不失旧宫廷的儒雅，从他嘴里讲出来的每一句有伤风化的话都极其有趣，即使女士们听了也不觉得刺耳。他的方式给全桌的人定了调子，所有那些年轻人在述说各自的艳遇时也是既放荡不羁又妙趣横生。姑娘的故事当然是少不了的，因为迪夏太太的店铺离拉赛尔太太家不远，都在必经的那条小路上。迪夏太太是有名的时装商人，当时店里有不少漂亮姑娘，我们那帮先生饭前饭后都要去同她们聊聊。如果我胆子大一点的话，我也会像他们那样去乐乐的，只要跟着他们一道去就是了，但我从来也没这个胆儿。至于拉赛尔太太，阿尔蒂纳走了之后，我依然经常去她家吃饭。我在她家听到许多非常有意思的逸闻趣事，也渐渐地学会了——谢天谢地，不是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的处世箴言。遭人算计的正派人、戴绿帽子的男人、被诱惑的女人、偷偷地生孩子，都是那儿最常见的主题，而最能替孤儿院添人进口的人就是最受欢迎的人。我也受到了感染，便按照我所看到的一些很可爱而且实际上也是很正派的人中盛行的那种思维定式造就我的想法。我寻思：“既然当地风俗如此，那便入乡随俗好了。”这就是我在寻找的出路。于是，我横下了心，高高兴兴地，义无反顾地这么干了，唯一要克服的是泰蕾兹的顾忌。我说破了嘴皮子，她也不肯接受这唯一能保全她面子的办法。她母亲更怕有了孩子更添乱，也替我帮腔，泰蕾兹总算屈服了。我们找了一个谨慎可靠的接生婆，名叫古安小姐，住在圣欧斯塔什街顶头，把这事托付给了她。到日子了，泰蕾兹便由她母亲陪着去古安小姐家分娩去了。我去那儿看了她好几次，并给她带去有姓名起首字母图案的卡片，一式两份，是我自己做的。一张放在孩子的襁褓中，按照常规，由接生婆送到孤儿院去。第二年，又出了同样的麻烦，又如法炮制，但姓名起首字母图案卡片忘弄了。我依然未多加考虑，她母亲依然不予赞同，泰蕾兹啜泣叹息着服从了。人们将不断看到这种不幸行为在我的思维方法上以及命运里所产生的所有沧桑变故。至于眼下，我们还是先说到这第一阶段为止吧。至于它的后果，既惨痛难耐又始料不及，将迫使我不断地回过头来谈及这一问题。
我在此要着重介绍我初识埃皮奈夫人的情形，她的名字将经常在这部回忆录中出现。她原叫埃斯克拉威尔小姐，刚嫁给包税吏拉利夫·德·贝尔加尔德先生之子埃皮奈先生不久。她丈夫同弗朗格耶先生一样，也是音乐家。她本人也是音乐家。对这门艺术的热爱，使他们仨亲密无间。弗朗格耶先生把我引见到埃皮奈夫人家里。我同他一起在她家吃过几次晚饭。埃皮奈夫人和蔼可亲，聪明机智，颇有才气。同她相识肯定是件好事。但她有一位女友，名叫埃特小姐，名声不好，在同瓦罗利骑士同居，此人名声同样欠佳。我认为同这两人交往有损于埃皮奈夫人。埃皮奈夫人虽生性苛求他人，但大自然赋予了她一些卓绝的长处，使她能够处理好关系或弥补偏差。弗朗格耶先生对我很好，所以她也对我较好。他还坦白地对我说，他与她有染，因此，要不是这已是公开的秘密，连埃皮奈先生都已知晓的话，我是不会在这里提这事的。弗朗格耶先生甚至把有关这位夫人的极其离奇的隐私都告诉了我，而埃皮奈夫人则从未对我说起过，而且她根本没想到我已知情，因为我对此守口如瓶，而且一辈子也不会对她或者任何人提起的。他们双方对我的这种信任使我的处境十分尴尬，特别是在弗朗格耶夫人面前，因为她了解我的为人，不会不信任我，尽管我跟她的情敌有来往。我百般安慰这个可怜的女人，她丈夫肯定没有回报她对他的爱。我分别地倾听这三个人的倾诉，对他们的秘密绝对滴水不漏，他们仨中任何一个都套不出我对其他二人的话来，而且我对这两个女人任何一个都不隐瞒我同其对手的友谊。弗朗格耶夫人想利用我来替她做许多事，但都被我一口回绝了；埃皮奈夫人有一次曾想让我替她捎封信给弗朗格耶，不仅同样遭到我的严词拒绝，而且我还很明确地告诉她，要是她想一劳永逸地把我撵出她家，她只要再次向我提出同样的请求就行了。必须替埃皮奈夫人说句公道话：我的态度非但没有让她生气，她还把这件事跟弗朗格耶说了，把我夸奖了一通，而且对我仍一如既往。就这样，我必须在这一触即发的三角关系中周旋，因为我可以说是对他们都既有所依赖又都怀有感情，我一直温柔体贴、殷勤可人，但却是正直而且坚定地为人处世，所以自始至终都赢得他们对我的友谊、尊重和信赖。尽管我又蠢又笨，但埃皮奈夫人还是硬要拉我去舍弗莱玩。那是靠近圣德尼的一座城堡，是贝尔加尔德先生的府第。城堡内有一剧场，经常演戏。他们要我出演一个角色，我一连背了六个月的台词，但演出时还是要从头到尾地给我提词儿。在这之后，就再没人让我演了。
我认识了埃皮奈夫人的同时，也就结识了她的小姑子贝尔加尔德小姐，她不久之后就成了乌德托伯爵夫人了。我第一次见到她时，正是她结婚前夕，她以她那天生迷人的亲切态度同我聊了很久。我觉得她非常和蔼可亲，但万万未曾想到这个年轻女子有一天竟会主宰我的命运，而且，尽管她是无辜的，但把我拖下我今天身处的无底深渊。
尽管自我从威尼斯回来之后，没有提起过狄德罗，也没有谈起过我的朋友罗甘，其实我并没有疏远他俩，而且，我同狄德罗的交情还特别地日益深厚。我有泰蕾兹，他有纳奈特，这使我俩之间多了一个相同之处。但不同的是，我的泰蕾兹虽然容貌同他的纳奈特一样姣好，但脾气随和，性格可爱，生就是配一个正直男人的女人。可他的那位，是个蛮横无理的泼妇，让人一看便知是个没有家教的女人。但他正式娶了她。如果是他事先答应的，这样做非常对。可我却没有作过丝毫这样的许诺，所以不急于效仿他。
我同孔狄亚克神甫也早已相交甚密。他同我一样，在文学方面，当时也一文不名，但他生就是成为今日这样的人的材料。我也许是第一个看出他的才气、知道他会有所作为的人。他好像也很高兴同我交往。当我在歌剧院附近的让·圣德尼街关起门来写我的《赫西奥德》那一幕时，他有时来同我一起吃午饭，饭费自理。他当时正在撰写《论人类知识之起源》，这是他的第一部著作。当他写完的时候，却在为找到一位肯出此书的书商而犯愁。巴黎的书商对任何初出道者都很傲慢而挑剔，而且形而上学在当时还很不走俏，不是一个很吸引人的题材。我同狄德罗谈起了孔狄亚克及其著作，介绍他俩认识了。他俩生就气味相投，所以相见恨晚。狄德罗请书商迪朗接过神甫的手稿，因此，这位大玄学家从他的第一部著作中，而且几乎是自天而降地得到一百埃居。没有我，他也许就得不到这笔钱。由于我们相互间住的地段离得太远，我们仨便每周在王宫广场聚会一次，一起去花篮旅店吃午饭。这种每周一次的小聚餐狄德罗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他对自己的所有约会几乎都是约而不到的，可对我们的小聚餐却从未缺过一次。聚会中，我拟订了一个出个期刊的计划，刊名为《笑骂者》，由狄德罗和我轮流负责。我编出了第一期的草稿，从而使我结识了达朗贝尔，因为狄德罗跟他谈起过这事。由于出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这计划便寿终正寝了。
这两位作家刚动手编纂《百科词典》。原先，这大概只不过是钱伯斯（）①的东西的一种译本，与狄德罗刚刚译完的詹姆士（）②的《医学词典》相差无几。狄德罗想拉我搞点《百科词典》，建议我写音乐部分，我同意了，但他像对其他所有编者一样，只给了我三个月的时间，我便匆忙地写完了，但写得很糟，不过，我可是唯一按期交稿的人。我把草稿交给他。我的草稿是我让弗朗格耶先生的一个仆人先誊清了的。这个仆人名叫杜邦，字写得很好，我自掏腰包给了他十个埃居。这钱从没人补还给我。狄德罗曾代表书商答应过我，将来是要补还的，可他后来一直没提，我也没再向他开口。
《百科词典》这项工作因他的入狱而中断了，《哲学思想录》也给他带来了一些麻烦，但后来不了了之了。但《论盲人书简》则不然。该书除了几处涉及私人的地方而外，并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但偏偏那几处地方惹恼了迪普雷·德·圣摩尔夫人和雷奥米先生，他因此而被投入樊尚监狱。朋友的不幸使我焦急不堪，难以言表。我那令人沮丧的想象力总是把坏事越想越糟，这一次可更加使我着慌了。我以为他要在那儿关一辈子。我差点儿要急出精神病来。我给蓬巴杜尔夫人（）①写信，恳求她设法放了他，或者设法把我同他一起关起来。信寄出之后，如石沉大海：信写得太欠考虑，所以未能奏效，而且我也不敢沾沾自喜，以为因自己那封信的缘故，狄德罗随后在狱中的日子好过多了。不过，如果他在狱中仍旧受到虐待的话，我想我是会在那座该死的监狱墙下绝望地死去的。此外，我的信虽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但我也并没到处去吹嘘这事，我只不过跟极少的几个人谈起过它，却从未跟狄德罗本人提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