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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3月初的一天。
形近迟暮的天津老站，在夕阳西下的余晖中更显古老灰暗。蒸汽机车气势不凡，自我感觉良好地喘着粗气，像乡下人随意吐痰一般将携了煤灰尘粉的蒸汽朝那老态龙钟的候车楼喷去。
月台上，几名工作人员松散地站成弧形，满面带着60年代官场上常见的那种同志式微笑，看着主人客人握手。
客人陈伯达，整个特点可用一个“圆”字概括：圆头圆脑圆脖子圆体，就连头顶的制服帽鼻梁上的金丝眼镜也是圆圆的没有棱角。大概为了求方，求“思圆行方”的境界，他走路两腿稍分，两臂离身，像摔跤运动员一样摇晃起肩膀，两臂大叉开摆动，就那么迈着方步走上月台。
主人胡昭衡，比陈伯达高出整一头，四方脸四方下巴，脸颊红润，两腮刮得青幽幽。老舍夫人曾为他画一幅画、朱德为他题四个字：风华正茂。他一脸尊敬热情的微笑，远远伸出了手。
陈伯达加快两步也伸出手。
中等身材，年轻俊气的天津市工业部副部长李树夫抢前一步，站在一侧，一手托扶陈伯达臂肘，一手引向胡昭衡：“天津市市长胡昭衡。”
“伯达同志，欢迎你。”胡昭衡握住陈伯达的手。
“胡市长，你好年轻啊。”陈伯达稍显惊讶地盯住胡昭衡面孔，眼帘在镜片后面闪动一下“不到五十？”
“四十八岁。”
“方兴未艾。”陈伯达手头用了力“我来给你做老百姓，你做父母官。”
“可不敢当，玩笑了玩笑。”胡昭衡本来红润的脸面更红艳几分，不安地笑道：“在延安我就读你的书了还请伯达同志对天津工作多作指示。”
“我只能纸上谈兵。”陈伯达嘴角稍稍一抽，流露一层浅浅的自嘲的苦笑出来，那只刚加过力的手像泄了气一样软软抽回，兴致顿减地望望左右“走吗？父母官们。”
胡昭衡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使陈伯达情绪陡落，他着急或尴尬时的习惯动作是牙齿间丝丝抽气地喃喃：“这个，这个”一边像丢了东西似地将头左右轻晃“啊，这个，先请伯达同志去招待所休息吧？”
翘着黑色大屁股的老式的“别尔克”轿车驶入天津市狭窄古旧又热闹繁华的街道。
车速很慢。陈伯达望着街景的目光有些“感时花溅泪”的味道。他嘴唇翕动：“我虚岁已六十喽。”
“伯达同志，这次来津”胡昭衡没有听见陈伯达讲话，只听到一声叹息。他望一眼前面坐司机身边的李树夫。李树夫面无表情看着车前方。李树夫和陈伯达很熟，陪陈伯达搞过工作调查。可是这位副部长不回头便无法交流。胡昭衡过去听过陈伯达的报告，是台下望台上。像这样握手之后坐在一辆车一排椅上还是第一次，不明白陈伯达感情瞬间起伏的原因。他小心试探：“还是到小站‘四清’蹲点？”
“秀才就是做秀才的活儿。”陈伯达的福建腔不好懂，幸亏他没有转移视线，没有看到胡昭衡茫然的表情。
“最近什么人来过？”陈伯达终于转回视线时，低沉地询问一声。
“贺老总和夫人薛明，还有罗帅的夫人林月琴。”胡昭衡略停，又补充一句“贺帅是我的老首长，在一二师，我在政治部搞宣传。那时老总精神，现在有糖尿病。”
“带过兵吗？”
胡昭衡眨眨眼，终于明白问什么。初听福建话确实吃力。他解释：“抗战后去东北，在卓盟纵队当过政委。”
“说到底，当官还是你们这些人。”陈伯达轻轻点点头。胡昭衡一时不明话外音，心里琢磨着没做声。
前方是路口，天津的马路没一条直的，不论东西南北，只能讲前后左右，外地人去了没有不转向者。这是历史的遗留，殖民地的疤痕。各帝国主义国家自顾本租借地内的建筑，没有全局规则，一旦连成一体，那建筑和街道便呈出杂乱的千姿百态。比如这个路口，五条马路在这里交汇，路中心的“圆盘”上，没有警察岗亭，赫然立起一座灰败的厕所，有行人匆匆地走进，懒洋洋地踱出。
“厕所是一种文化，懂吗？”陈伯达伸出圆鼓鼓一只食指，指点那座触目的厕所“兔子不吃窝边草，懒猪不拉窝里屎。厕文化能表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的文明程度。”
“噢，我第一次听说”胡昭衡咂嘴琢磨，忽然点点头“很有道理！”
陈伯达并不相信这位市长真悟出什么道理，这类部队下来的地方官他见识多了，不说马克思姓马就不错。同这些干部打交道，他又愿意多讲话又感觉缺少谈话的兴趣和享受。他们常常睁大眼睛，目光里流露出敬佩、神秘、虔诚、茫然，就是难得几次悟性的闪光。
街边几名搬运工模样的工人，左手捧大海碗，右手抓大饼，正在大嚼大喝。初春还没见绿，这些工人却已袒出了筋肉暴绽的紫酱色的胸脯，抬眼让目光追逐汽车。
陈伯达似有所动，目光留在车外，声音响在车内：“胡市长，你来天津多长时间？”
“四个月。”
“你在部队时间长，懂得带兵，叫带兵的人。你知道社会比部队要复杂吗？”
胡昭衡谦虚地说：“部队比较单纯，比地方工作也简单。”
“天津有一种流氓无产者，叫‘耍人儿的’，听说过吗？”陈伯达慢条斯理问。
“就是混混儿，又叫混星子，憨不畏死，讲打讲闹，官场上称为‘锅匪’，说跟哥老会有关系。”
“噢？”陈伯达身体微欠，目光略显惊讶地望住胡昭衡，嘴唇蠕动一下才问，一怎么叫‘锅匪？”
胡昭衡表示尊敬地侧过身，用讨论的口气说：一民以食为天，有锅就有家，砸锅就毁家。我想可能有这个原因吧？其实他们组织和设备极简单，在闹中取静之处租几间房，也不搞香堂，设立‘锅伙’；一铺炕一筛就叫大寨，头头叫寨主。有事一声吆喝，抄起家伙就出去一场群殴：没事就在炕上炕下吃喝休息。”
“还有什么名堂？”伯达不自觉地换上请教的口气。
“穿著有讲究，一身青布裤袄，再穷也要做一件青洋绉长衣披身上，不扣纽，或者是脱下来搭臂弯上，腰扎月白洋绉搭包，脚穿蓝布袜子花布鞋，头上发辫续上大绺假发，越粗越有份儿，不拖在背后，搭在胸前，有的在每个辩花上塞朵茉莉花，走路迈左腿，拖右腿，故作伤残状，老百姓背地里叫他们花鞋大辫子。”
“哈哈，听大鼓书一样。”陈伯达脸上有了微妙的变化，就像懒过一阵儿，喝杯咖啡起来精神一般“以什么为生？”
“不劳作。”胡昭衡摇头皱眉“开赌局，‘抄手拿佣’，把持粮栈，拦河取税，开脚行。这些行业都和府县衙门差役有勾结。吏不举，官不究就是了。”
“昭衡同志，”陈伯达不知不觉中已改变了“胡市长”这种称呼“你对这种人很熟嘛，旧军队里类似这种人不少？”
“俘虏过类似这种人。抗战刚开始时，新拉起的队伍这种人不少，在内蒙刚组织队伍时，也有过类似的人，有的改造好了，有的淘汰了。”
“毛主席讲过，不主张队伍里把这种人全清除。”
“队伍刚拉起来时，打仗少不了这种人，憨不畏死，不像老实农民刚到队伍上胆小。打过几仗，农民勇敢了，这种人要是没改造好些，就弊大于利了。”
“混混儿也算下九流？”
“优、娼、皂、卒、批、捶、奴、蛋、剃，”胡昭衡数一遍“算哪一流？有点不入流。”
“下九流也不简单，卑贱者最聪明，韩世忠算卒，梁红玉是娼，李逵是皂，阮氏三雄是蛋，陈胜、吴广都是奴就是这个优？”
“四大名旦都是优。”
“哈哈哈，”陈伯达笑出声，将手搭在胡昭衡手背上“现代红的是优，常香玉捐飞机我们捐不起。昭衡啊，哪个学校毕业的？”
“1935年考上北大，没毕业。七七事变就投笔从戎了。”
“秀才秀才，是夫子。”陈伯达变得亲呢，抓着胡昭衡的手背用用力“走对了，投笔从戎。你这一投笔，现在就无须纸上谈兵了”
胡昭衡虽然被承认是“秀才”、“夫子”听过陈伯达最后的这番感慨，眼里却茫茫昧昧未能闪烁出悟性的光辉。
子夜，胡照衡在日记上记了这么两句话：
“伯达同志叫我夫子，我很不安，他是大家，我差得远。但他总说自己是纸上谈兵，不知何意？”
随着春的浓郁，树的泛绿，大自然越来越勤奋，一天比一天早地苏醒，并且丝毫不停地伸出手去，轻轻地、悄悄地揭开夜幕。没有欢呼，无须腾跃，就那么庄严缓慢地将光与色彩的变化自东向西地伸展开来。
胡昭衡从睦南道向大理道折转，沿着路边慢跑。他注意生活的规律性，晨练与夜里写日记一样，不可或缺。
当那个矮矮的已然熟悉的身形影影绰绰晃入眼帘时，他感到有节奏的心跳起了一瞬变化，从马路右边躲过两辆自行车，跑到马路左边。十秒钟之后，他的跑步变成走步，并且招呼：“伯达同志。回来了？”
“你早晨跑步？”陈伯达立住脚。
“习惯了。”胡昭衡近在咫尺地停下来，调整呼吸。
“我走步，跑不动了。”陈伯达口气忽然一转“有什么消息吗？”
胡昭衡怔一下，不知所指。
“有什么人来天津，听到什么消息？”
“四位副总理来过，谈到毛主席关于反对故步自封的批示。”
“有大量的好同志，被那些高官厚禄、骄傲自满、故步自封、爱好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同志们、一切官僚主义者所压住了。现在必须加以改革。”陈伯达随口背出一段，令胡昭衡暗吃一惊。“还有什么？走，走着聊。”
两个人沿大理道走下去，把一幢又一幢外国别墅式小洋楼甩在身后。胡昭衡牙齿间丝丝吐气地想：“这个这个”
“康生同志说，要注意主席给柯庆施那个批示。”胡昭衡终于想起一个消息。
“康生？”陈伯达陡地停步，望一望胡昭衡，接着又向前走，脸上呈出思考状，像自言自语“柯庆施就是柯庆施抓曲艺工作那个文艺情况汇报？”
“你记忆力真好。”胡昭衡点头，由衷地说。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陈伯达证实自己的记忆力一样，又背出一句，接着就是默默无言地散步，显然在想什么。
“对了，周扬和夫人苏灵扬同志今天下午来天津。”
走过几步，陈伯达才问：“来干什么？”
“调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情况。”
“你们过去认识？”
“我上学时就知道他，30年代，青年学生很少不知道他的。在延安见过他，没机会认识。还是来天津以后才认识的。”
他们已经走到赤峰道。陈伯达看一眼表：“回吧？走快点。”
无言地急走一段，望见大理道招待所时，陈伯达才放慢步子，活动着双臂说：“他是‘左联’书记，又是‘鲁艺’的院长。现在全国有名的文艺领导干部和作家、艺术家，很大一部分都是他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懂吗？”
胡昭衡点点头。
“其实你不全明白。”陈伯达说到这里，匆匆转开话题“哎，天津挨北京近，来人多，有什么消息经常通个气。”
二十五年后，胡昭衡回忆当年，曾感慨：当时可以说没全懂。毛泽东批示文艺界“问题不少，人数很多”陈伯达马上想到这些人“很大一部分”都是周扬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
可是，陈伯达仍然说：“下午去接周扬，叫我一声。”
胡昭衡点点头，准备分手：“伯达同志在津有什么要办的事情就跟我讲一声。”
陈伯达拉住胡昭衡的手，这是他表示亲近的常有动作，放低一些声音：“我要召开一个座谈会，你找一些有水平的明白人参加。两上题目：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现的问题和好的经验；关于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的认识、体会、经验教训。”
“什么时候开？”
“明天，座谈要有理论有实际有数字。”陈伯达把胡照衡再扯扯近，声音再放低些“告你个消息，少奇同志要来天津。要谈这两个问题。”
“噢。”胡昭衡点点头，发现陈伯达已经靠他很近。
市长的“别尔克”轿车驶向天津站。坐在车后座的陈伯达和胡昭衡都不怀疑，他们之间已经迅速建立起私人关系。这种关系即便还不能说“密，”至少也能说“亲近”
应该说是陈伯达首先肯定了这种“亲近”他在小站蹲点“四清”隔三差五回趟天律，胡昭衡总要利用休息时间来看望，海阔天空聊一番。彼此知识面都不窄，共同话题很多。
那是胡昭衡第二次看望陈伯达，陈伯达为他斟一杯茶说：“秀才交往，清茶一杯。”对，就从这清茶一杯，他开始无话不谈。
陈伯达要一同去接周扬，这道理很简单。周扬也是个大秀才。午睡后，胡昭衡去请陈伯达出发，陈伯达一边系衣扣一边说：“我原名尚友。‘尚’什么‘友’？文友，以后接触工农多了，改名伯达，交了许多工农干部为朋友，也总想跟军人交朋友，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和秀才交往。”
胡昭衡从来不怀疑陈伯达讲的这番话。他与陈伯达相识，从“胡市长”到“昭衡”到“夫子”全过程不过一小时。陈伯达随和是一方面，主要还因为自己算得是个小秀才。前次陈伯达又从小站回来，两人夜里散步聊天，谈到热烈处，胡昭衡送陈伯达回大理道，陈伯达又送胡昭衡回睦南道，就是话题吸引得人欲罢难休。
这次陈伯达从小站回来开座谈会，适逢周扬来津，三个秀才一台戏，更要热闹。胡昭衡已经吩咐交际处晚上备酒，要喝个痛快。
秀才交往，有的话题热烈，有的话题含蓄。陈伯达讲含蓄话往往很慢，有点拖腔拉调，似乎每句话都是在斟酌之中说完或没说完。
“主席——喜欢哲学。少奇——具体。一线二线。”
胡昭衡点头，这话好明白。
“哲学——靠悟性，具体——须勤奋。”陈伯达瞟一眼胡昭衡，旋即闭目仰靠椅垫，回忆着念念有词“毛主席本人只关注国家大事。他提出把全国变成大园林的建议也就足够了。他没有时间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陈伯达猛然掀开眼帘，盯住胡昭衡。胡昭衡反应敏锐地点点头：“少奇同志讲的。”
陈伯达也点点头：“所以要注意少奇同志抓什么？他抓什么，反映二线在想什么。”
“伯达同志长期在中央，在主席身边”
“纸上谈兵。”陈伯达把圆圆的小手掌一摆，似乎情绪又沉落下来。胡昭衡再次显出茫然：这个大秀才怎么了？这个“纸上谈兵”有什么现实中含义？
片刻的沉默之后，陈伯达举手在胡昭衡肩上拍拍：“不要迷信虚名，在上面也只能表现‘工具之才’，在下面也可以锻炼帅才。独当一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也要帅才。你正年轻我要是退休了，就来天津给你当个墙报编辑。”
“伯达同志，这是怎么说的”胡昭衡大为不安。用他日记上的话讲，叫‘如芒刺背”
陈伯达从胡昭衡肩上取下手，顺势一摆，表示这个话题告一段落。振起精神另出话题：“康生什么时间来过？”
“最近没来。”
“早晨你说到他”
“那是捎信。我来天津时，他叫我帮忙搞砚台方面的书，找到后给他捎去，他捎来信说收到了。”
“嗯”陈伯达略一沉吟“你们熟悉？”
“也算秀才交往吧。”
“他算得书香门第了。”陈伯达表现出关注“你们怎么认识的？”
“嗯，那是50年代初”胡昭衡朝车外望望，还有几分钟的路，便长话短说作个介绍。
50年代初，胡昭衡在内蒙古自治区任宣传部长，在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认识了康生。吃饭和会间休息时、谈古论今还有共同语言，胡昭衡并不了解康生历史，日记上只称他为“大秀才”
胡昭衡有位河南老乡穆欣，在晋绥曾一道工作过，所以又是老战友。他后来到光明日报社任副总编，是在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领导下工作。胡昭衡喜欢收集名人字画，便托穆欣出面，代请康生给自己写幅字。
康生还记得宣传工作会议上那个发言出色、知识面广的自治区宣传部长，欣然应允，为胡昭衡写了两个字：敏求。
胡昭衡收到字，搓搓手，犯了沉吟。他喜欢字但写不好字，尤其和康生的字比较就更感拿不出手。抬眼间，看到桌上几个纸盒，立刻有了主意，用张牛皮纸将四盒黄油包好，写一行字：方便时，请康生同志来内蒙看看。
四盒黄油换来两个字。据说康生检查一遍黄油质量，第二天早饭就抹到了面包片上。他曾经在莫斯科生活几年，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习惯吃面包抹黄油，边吃边说：“四金黄油换两个字，现在看，他是亏了，长远看，他是赚了。”
于是，康生和胡昭衡也有了“私交”
“哈哈，不亏不亏你不亏。”陈伯达开心大笑，拍打胡昭衡“名人字画，字画名人，这两条康生都能沾上边。留着吧，留着吧”
走上月台，列车还没到。陈伯达反剪两手，左走三步，右走三步，望住胡昭衡：“康生身体不好，嗯？”
胡昭衡点头：“嗯。”“所以他字画好。”陈伯达向下戳手指。
胡昭衡会意地笑笑：“琴棋书画，养病之道。”
陈伯达猛地扭头，胡昭衡也向西望，列车拖着贯耳笛声入站了
1964年4月7日傍晚。
天际那火海一般的晚霞渐渐泛白，变青；天津的空气难得这般清澈透明。大约是昨天那场春雨洗过的原因吧。
一辆灰色伏尔加车驶入睦南道一三号，周扬弯腰钻出车门。这位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长留着显示盛年的长寸头，长大的身躯刚一挺直，已经开始抱拳作揖：“昭衡，久等了。”
胡昭衡碎步下了阶，大步迎上，先抱拳作揖，后握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伯达马上就到。”
“以行同志呢？”周扬询问胡昭衡的妻子林以行。
“只怪灵扬同志没来哟。”胡昭衡说周扬的妻子苏灵扬。
“过两天她就到，等我下乡转回来。”
“她到了，以行同志就到。”
“你这才是”周扬笑着摇摇头，旋即换上认真的表情“你叫灵扬带来的老生常谈我看了，原来就读过里面几篇文章，这次灵扬带来书，我才知道作者李欣就是你。”
“我是浅学之辈。”胡昭衡谦虚地摇头说“你是大家，还得请你多指教。”
“秀才交往，不讲客气话。”周扬更显认真地问。“我跟你打听件事。抗战前北京有批小作家，叫小京派。那里有个李欣是你吧？”
胡昭衡脸色泛红，点头道：“上初中时，我喜欢文学。给郁达夫写信求救。郁达夫正在颓废，对我讲，著书都为稻梁谋，没出息，劝我不要搞。我是九一八事变后在小报上写点剧本之类东西，1935年才开始写小说”
“郁达夫也是‘五四’文学巨匠，被日本宪兵杀害在苏门答腊。郭沫若和他组织的创造社是革命的，最早提出无产阶级文学，我记得郭沫若写诗说‘我是无产者’，对我影响极大，我就是受他们影响走上革命之路的。”周扬停了片刻，长长吁口气，摇摇头，重新望住胡昭衡“你的第一篇小说”
“乡村。”
“乡村噢，”周扬轻拍额头“有印象。我记得是有夜夜行杂记？”
一个人的作品在将近三十年后仍被人记得，这是让人激动的。胡昭衡脸上红光流溢，带了回忆和感慨：“发表乡村是沈从文先生推荐，他在大公报的文艺版任主编，后来又推荐萧乾担任。沈先生对我帮助很大，我的夜行杂记也是由沈先生推荐，后来选入赵家璧编辑的集子，由良友出版社出版。”
“这就对了。”周扬回忆说：“是1937年出版吧？有茅盾、老舍、丁玲二十四人的短篇佳作。”
“我是凑数，不可同日而语。”
“又谦虚了，没必要。”周扬摇手，见到陈伯达已经走入院门。院子只有巴掌大块地面，随便在哪里讲话都听得清。陈伯达仍是左右摇摆着道方步，操着浓重的福建腔问：“昭衡又谦虚什么了？”
“伯达，我给你介绍一下，”周扬为拾起的30年代的话头而兴奋“他就是那个李欣。”
“我知道，写老生常谈。邓拓在北京讲燕山夜话，李欣在天津老生常谈。”
“哎，你可不知道，30年代他还是个写小说的作家。”
“过誉了过誉了，不敢称家。”胡昭衡两只手一起摇摆“你们二位是中国的大家，我是半瓶醋晃荡，何敢称家。”他为尽快摆脱尴尬，忙伸出手请北京来的两位大秀才进餐厅“今天请两位大家吃饭，算我尽地主之道。”
服务员早已拉开双扇门恭候，三个秀才互相谦让着穿过门厅和走廊，走进一间雅静的小餐室。彼此又是一番谦让。陈伯达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自然坐了主位。周扬和胡昭衡分别在他左右入座。
服务员先送上热毛巾，三个人擦手擦脸。周扬兴犹未尽地拾起院子里的话题：“哎，昭衡，在延安鲁艺的时候，我还打听过你哩，问他们小京派的那个李欣来没来？”
“其实我已经到了延安，也知道你在鲁艺，很想去拜访你，没好意思”胡昭衡歉意地点头，回忆着当年。
当年，胡昭衡学写作时，郁达夫和沈从文都对他谈到过周扬和“左联”胡昭衡到延安仍写文章。若继续用“李欣”的名字，周扬就会主动找他认识了。他却改了个笔名，叫“胡蛮”
那时延安搞个“七七文艺奖”进行征文。评奖时，甲等奖空缺，乙等奖评出两名，就是马烽和胡蛮。马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成为中国的著名作家。胡蛮一直担任各种领导职务，只是在业余时间坚持写作，在担任天津市长的同时又出版了杂文集老生常谈。
周扬还记得那次“七七文艺评奖”也让得评上马烽、胡蛮两个乙等奖。“我没想到胡蛮就是李欣。”周扬感慨地问“你怎么叫了胡蛮？”
“那时年轻，爱搞点名堂。”胡昭衡赧颜一笑“我想，鲁迅，鲁是慢，迅是快，鲁迅就是慢和快的对立统一。我很崇拜鲁迅，尤其喜爱读他的杂感。瞿秋白曾说过，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这个预见很快就应了，这种文学形式被称作了杂文。我本来就是个杂家，也喜欢写杂文，学着鲁迅给自己取个笔名。当时我正研究匈奴史，中国素有“北湖南蛮”之称。我取胡蛮，也是想来个南北对立统一的意思。从南到北，反正我是杂家，一样不精。”
“想得妙。”周扬轻轻击掌。
“也未必年轻才爱搞点名堂。”陈伯达抓起筷子在服务员刚端上来的小碟凉菜里夹起一颗黄豆，边嚼边说“康生同志画墨菊，不是也用了笔名鲁赤水吗？”
“有什么讲究？”胡昭衡问。
“对着齐白石呢。”陈伯达又夹一颗黄豆。
“齐白石，鲁赤水：齐——鲁，白——赤，石——水。”胡昭衡念念有词，嘿了一声“对得妙！”
周扬却不像听到“胡蛮”的解释时那么兴致勃勃，反而有了什么心事一样，默默夹起一丝红辣椒放在嘴里慢慢嚼。
胡昭衡不明白周扬生出什么心事，直到1966年周扬受到批判时才恍然大悟。然而，陈伯达仔细嚼黄豆时，已经隐隐品出些周扬的心情。
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指示，最近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决定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
周扬的不舒畅来自于康生。
早在30年代，周扬与康生其实就有过一段关系。那时，王明、康生、萧三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代表，王明任团长，康生任副团长。而周扬是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由上海大厦大学毕业后，受郭沫若影响，留学日本，1930年回国即在上海参加领导左翼文化运动。他参与组织和领导左翼作家联盟，任党团书记，中共上海文委书记。
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给革命造成的损失，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和文化两条战线上都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红军撤出中央苏区，上海的“文委”也遭到破坏。四名主要领导人，被捕两名：田汉和阳翰笙；剩下周扬和夏衍，也失去与党的联系，条件极为艰苦。
在失去与党联系近一年之久的情况下，驻第三国际代表萧三通时鲁迅，给周扬等人转来一封信，鉴于国际政治斗争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这封信提出解散“左联”周扬和夏衍商量之后，作出解散“左联”的决定。
可是，近年来不断听到“周扬、夏衍背着鲁迅解散‘左联’”的说法，这个说法是从哪里吹出来的还不清楚，但风是越吹越大。解散“左联”的信还是通过鲁迅转过来的，怎么能说是背着鲁迅？更重要的是，萧三来信并非个人意见，而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意见，康生完全清楚这段历史，却始终不出来说句话。
不知什么原因，周扬见到康生时，总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这位略显驼背的枯瘦颀长的老人，脸上很少出现血色和笑容。在延安时，历任社会部长、情报部长、中央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主任，曾经大搞“抢救运动”制造冤案假案错案，伤害了一大批好干部，至今许多老干部“谈康生而色变”
他好像生来就是要跟别人对着干。像齐白石这样的大艺术家他也容不得，也对个“鲁赤水”
周扬的脑子里闪过两年前那一幕：
1962年，周总理、陈毅在广州开会，向知识分子脱帽敬礼，在礼堂开联欢会，跳舞。是为了宽松，为了活跃文艺界空气，把过去几次“运动”在知识分子中造成的紧张关系放松放松，紧张气氛消除消除。
全场气氛活跃，欢笑声不断。跳舞时还评选了“舞后”田汉是名快乐的活跃分子，抱来一只家养的漂亮的肥猫，先抱着肥猫舞蹈，最后将肥猫赠送给评选出来的“舞后”
唯一不笑的是康生。
他独个儿坐在舞场外的角落里，目光郁郁，神情冷冷。会场气氛越活跃，他脸越阴沉；谁的笑声最高，他的目光就朝谁扫去。这时，他眼里像打间似地亮一瞬，冷森森的目光像匕首投枪般刺出。周扬见那目光三次刺向田汉、一种莫名的忧虑和不祥的预感便袭上心头。
他总感觉田汉迟早要有悲剧发生
不过，周扬的这一番回忆，这一场担心，暂时被陈伯达的讲话声驱走了。定睛看时，陈伯达已经举起酒杯，开始讲话：“昭衡既然这么谦虚，那就我来讲。你们两位又是大官，又是父母官，又是老夫子，我这个小小老百姓就借花献佛了，干杯！”
周扬一边举杯一边不安地说：“怕达同志，颠倒了颠倒了。你长期在主席身边工作，是党内理论家，我们可不敢比。”
“我是读你文章的学生。”胡昭衡同陈伯达碰杯，诚恳地说“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当年我读了又读。我虽然写点东西，说到底是杂家。论文、散文、小说已经几十年不写了，杂到现在，真正没断的是日记，杂文只是偶尔有感而发。”
“你在坚持写日记？”周扬问：“坚持多久了？”
“我是从1936年开始写日记，断断续续到1939年，1939年至今就一天没间断了。”
“二十多年一天没断？”周扬激动了。
“一天没断。”胡昭衡点头。
“不得了不得了。敬你一杯！”周扬周胡昭衡碰杯，两人一饮而尽。周扬挟菜，嘴里兀自不停感叹“坚持下去，要坚持下去，将来这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啊？”
胡昭衡吃过一口菜，已经又朝陈伯达举杯。他在内蒙工作时练成了好酒量：“伯达同志，明天座谈会之后，晚上给你安排了电影，人民公敌蒋介石。我本是想写东西，可是官身不由己。我其实是想当个作家。”
陈伯达望着酒杯，若有所思地说：“我这个人不学无术，外面空有些虚名。其实”他一口饮尽杯中酒，呵一口气，皱着眉说：“其实不过纸上谈兵。”
借着微起的酒意，胡昭衡将积蓄已久的疑惑问出口：“伯达同志为什么总是讲纸上谈兵？”
陈伯达国注胡昭衡，沉默片刻才说：“其实，写文章还不算我的特长。我最大的特长还是行政能力。我这个能力在马列学院第一期管理饮食的时候表现出过，还真是赞声不绝。唉，可惜没有得到发挥哟”
陈伯达目光落在由服务员重新斟满酒的酒杯上，久久不动。他想起给闽军首领张贞任少校秘书的往事，又想起在马列学院和抗大任教员之后，未能去做具体领导工作，却担任了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毛泽东的秘书。他轻轻一摇头，喃喃出声：“这都是历史的安排，只能纸上谈兵哟”
周扬和胡昭衡万没想到这位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大名鼎鼎却也存着“怀才不遇”的失落感。他居然会不满足于纸上谈兵当“谋士”而希望有职有权做点“实事”
有职有权的文化部长和天津市长都怔住了，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哦，老夫子，你是写日记的。”陈伯达仍掉不愉快的感叹，转个话题“周扬说日记是财富，这不假。你看过曾国藩的日记吧？”
“没有。”胡昭衡摇头。
“应该看看哪，那是读史，更具体更真实的历史，也是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日记坚持了二十多年，那就坚持下去，留给后人就是历史价值的问题了”
周扬笑着点头：“那样子，今天我们这顿饭也就在史难逃了”
确实如此。胡昭衡在子夜，将这顿饭，将陈伯达的“怀才不遇”自认为“其实，写文章还不算我的特长。我最大的特长还是行政能力。我这个能力在马列学院第一期管理伙食的时候表现出来过”将陈伯达不满“纸上谈兵”等内容，都写人了日记中。
汗水使胡昭衡意识到，夏天确实来了。
天津迎来送往的事情不少。胡昭衡上任时对办公厅有交待，凡中央和兄弟省市领导同志来津，都要马上报告姓名、年龄。职务及来津目的，以便决定要不要见。
这次来的都是大秀才：康生与夫人曹瑛（即曹轶欧）、郭沫若夫人于立群、王力及钓鱼台的几名“笔杆子”
胡昭衡闻讯给周扬打电话，周扬正在农村与知识青年谈心，搞调查，他在电话里说：“算了吧，我不去见了。要聚会在北京有的是机会，我明天还有个座谈会。”
胡昭衡问：“那就代你向他们问候一下？”
略停片刻，电话那边传来一声：“不要了，就不要提我了。”
胡昭衡又往小站给蹲点的陈伯达打电话。陈伯达也沉吟道：“哎呀，我明天正要听汇报来哪几个秀才？”
“康生和曹大姐，于立群、王力”
“好，我今晚赶回。”陈伯达不等胡昭衡讲完，便改成积极热烈的态度“明天我们一起去接站。”
陈伯达见了熟人有个习惯，总要问一句：“有什么消息吗？”这句话简直成了见面的寒暄语。在车站接周扬的见面语是这一句，接康生等人的见面语也是这一句。那时不叫“信息”叫“消息”或“情报”胡昭衡的日记上特别有一笔：“伯达同志很注意消息”
头天接来康生等人，安排好房间就到晚饭时间了，吃过晚饭就去逛天津有名的“艺林阁”直到晚上十一点多钟才归来休息。
今天上午去看艺术博物馆，回到交际处吃饭，已过中午十二点。下午还计划去看古旧书店和荣宝斋，晚上客人就要返北京。
活动安排很紧，秀才们并未显疲倦，午餐时仍然谈兴不减。康生坐了主位，不时掏出手绢捂住嘴深咳。陈伯达坐康生左侧，讲话像患有多动症一样手势翻飞，身体也不时地左右晃动。曹瑛坐于丈夫右侧，挨着她另一边的是于立群。她们时而听男人们高谈阔论，时而独立出去小声讲点女人感兴趣的话题。胡昭衡和王力坐对面，正方便同康生、陈伯达交谈。
话题从艺术博物馆谈起，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谈者都是“大秀才”随便拉出一个话头，都可以“纵横”一番。
陈伯达望着于立群说：“可惜郭老没有来，不然可以就铭文当场向他求教了。”
胡昭衡点头附议：“郭老研究铭文内容，在证史方面有特殊贡献。非大学问者，做不了这一项工作。”
于立群代丈夫谦虚：“宋元以来，从事金文研究的学者专家很多，并把它动用到研究古代社会、著书立说，吴大澄、罗振玉都是突出的。”
王力慢条斯理点头：“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很有价值。”
“彝器？”胡昭衡眨眨眼，望住陈伯达求教“古代祭祀叫彝，彝器就是祭器吧？”
陈伯达夹一块腐竹，一边咀嚼一边“嗯嗯”作声。他也只知祭祀叫彝，但彝器就是祭器的断语，以他的身份不确知不敢贸然作出。他在咀嚼中嗯嗯，是一种含混的不置可否的回答，一边朝王力扬扬下巴。
王力见陈伯达嘴不得闲，便作代劳：“用于祭祀、祷、祝、会盟、宴享的青铜器称为青铜礼器；‘彝’是祭扫的共名，也是祭器的共名。”
胡昭衡满意地点头：“跟‘大家’们在一起就是能长学问。”
陈伯达嘴已清闲，开始抒己之长：“礼器是用来体现礼治。礼治只是抽象概念，还得通过具体仪礼和典章制度来体现。孔老二克己复礼，就是复这一套。礼器能起到体现等级制度和维护统治秩序的作用，所以奴隶主阶级对此器物需求量很大，现在出土的随葬器也多有此物。”
康生用手绢捂嘴，下大力气从肺里向外咳痰。他并非故意此举，他咳嗽历来如此，用他的话讲“这是一种运动”
痰吐到手绢里，餐桌旁也静下来。无论资历还是职务，大家还是尊他几分。这位“阴森老人”参加“五卅运动”参加过上海的三次武装起义，在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即担任过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工部长等要职；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35年11月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被选为执委会主席团候补委员；1937年回延安，历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等要职。由于伤人太多、名声不好，在“抢救运动”之后，他似乎变黯淡，建国后也是养病时候多，工作时间少。然而，当“以阶级斗争为纲”越提越响，国际上的反修斗争越演越烈的形势下，他又回光返照一般“恢复了青春的红晕”
这是一位让人由畏而生“敬”的“老人”
“青铜器的鼎盛时期在商周，但是商周两代又各具特点。”康生难得一笑地望向于立群“立群同志可以给大家讲讲。”
“康老考我了。”于立群笑着说“商代青铜器以酒器的门类为最丰富，西周则着重于发展饪食器。终周之世，青铜酒器的铸造也从未达到殷人的程度。”
康生点头认可：“商代奴隶主贵族嗜酒成风，武王伐纣，历数其罪状，酗酒便是其一。以此为戒，周代严禁酗酒。青铜器按用途划分，有礼器、兵器、乐器、符节器、度量衡器、生产工具等。其中，最重要的青铜礼器就成为奴隶主权力的象征，也就是所谓重器。”
陈伯达及时接一句：“大禹铸九鼎，象征他统治下的九州。”
王力说：“九鼎迄今尚未被发现。”
胡昭衡说：“触囗说越太后，特别提到‘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这段话有很大现实意义。”
康生按照自己的思路讲下去：“我不研究青铜器艺术和它的断代，我研究阶级斗争史。大奴隶主都有自己的宗庙和重器，丧失了保护宗庙重器的能力就意味着他政权的结束。叫做‘毁其宗庙，迁其重器’，用现在话讲叫作亡国灭族。‘问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吧？”康生环视，见纷纷点头，便也跟着点点头“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封建地主阶级要替代奴隶主贵族阶级。”
康生所言“问鼎”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604年。“九鼎”是体现王权的“重器”楚庄王在讨伐陆浑戎的征途中，故意把队伍部署在洛邑附近，进行检阅，以显示力量。周正派王孙满去慰问，楚王借机询问“九鼎”的大小轻重。就是“问鼎”这里包含了极大的侮辱。王孙满愤怒指出：周室虽然衰落，但天命没有改，鼎的轻重大小不该过问。所以，后世将争夺天下的想法和言行，都叫作“问鼎”
陈伯达试图沿着康生的思路讲：“青铜文化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鼎盛于奴隶社会，衰退于秦汉封建社会，确实反映出一部阶级斗争史。青铜器也是当时生产力的标志。青铜器代替石器，最终又被铁器所替代；相应的就是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制而最终又被封建制所替代，证明马克思讲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我更喜欢石器。”康生跟谁也愿有共同议论“没有一只猿能创造一把石斧。我们祖先从创造出第一件石器开始，才有了质的变化，才与动物划分开，迈入人的门坎。”
曹轶欧在旁插一句：“他这个人的石器就是砚台。”
“上次去我没看到。”胡昭衡表示遗憾。
“下次去请你看。”康生不无几分自得“我收藏了一些好砚台。”
“康老还是收藏的书多。”胡昭衡向客人们介绍，去年他到康生家，单是西厢记就看到一二十种版本，其中一本是康生的手抄本，上面还有许多名字的各种墨迹的评语。
“练字抄书，养病之道。”康生介绍其经验“我不会搞经济，我就是两件事：养病，搞阶级斗争。”
如果说康生这辈子讲过几句真话，大概就是这几句吧？
1964年5月17日，夏日一个温馨柔软的黄昏。
胡昭衡吃过晚饭，散步来到大理道。服务员不管他朝陈伯达的住室走，便迎上来说：“胡市长，陈伯达同志看电影去了，我带你去找他。”
胡昭衡被引入小放映室，借银幕上反射的光，我到陈伯达的座位，小声说：“在这儿。”
胡昭衡摸索着坐于陈伯达身边。陈伯达在黑暗中朝他点点头，小声问：“有什么消息？”
“没有，看看你。”
“一起看吧，裴多芬的一生。”陈伯达略停片刻，又喃喃“我喜欢看18、19世纪资产阶级生活的电影，不亚于喜欢翻中国的古书”
这以后，直到电影结束，除了偶尔的唏嘘喟叹，陈伯达再没讲一句话。他已经入戏，完全生活到18、19世纪资产阶级的社会日子里去了。
电影结束，灯光初明，陈伯达闭了眼。仿佛怕骤然降临的光芒会刺伤眼睛。双手在皮肉稍显松软的脸上搓一搓，然后望住胡昭衡：“我并不因为我年纪大和有名气而不学习。”
陈伯达像是话犹未尽，嘴唇又嚅动几下，但他说话远不如他写东西，可以说口拙，终于不曾讲出合适的话，便轻轻点点头，以示真诚。
这个小动作曾使胡昭衡心灵为之一动，将这次看电影及陈伯达的话记入当天的日记，并表示：“这话对我有启发。”
走出小放映室，陈伯达像是走出了18、19世纪，回到了20世纪60年代。
“知道吗？”陈伯达眼里闪出得意的神色：“北京开中央工作会议，要开到下月，要肯定和推广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等问题。”
胡昭衡点点头，他知道陈伯达在其中有“贡献”在天津开过座谈会，陈伯达向刘少奇汇报并提出建议时，刘少奇很满意。还有“四清”汇报会，他对刘少奇的想法和提法摸得很清，发言很鲜明地体现了中央精神。
胡昭衡想到陈伯达所言：“一线”抓什么，反映着“二线”想什么。
“你在天津要搞个电子化领导小组，你自己当组长”
“我不搞电子”胡昭衡为难“我已经是工业领导小组组长。”
“还要当电子化领导小组组长。那天吃饭跟康老聊过，青铜器代替石器是人类技术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成就，蒸汽机的发明是一场工业革命，电子化是不亚于蒸汽机的又一场划时代的工业革命，世界先进国家都在搞，我们不能落后。”
“是康老的意思？”
“他不懂。”陈伯达从鼻腔里嗤声“是邓小平提出来的。这半年小平同志的讲话，三次提到：我们现在的一切考虑都围绕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发展生产力，二是如何坚持马列主义，顺利地过渡到共产主义。”
“我看到听到过两次。”胡昭衡的工作笔记中确实记录着邓小平的这个讲话。
“你要抓大事，抓住西瓜不撒手。”陈伯达右臂运动着一弯，仿佛揽回一个大西瓜，揽在胸前不放松“什么是大事，是西瓜？中央点了的是大事，是西瓜，那就一定要亲自去抓，拿出精力去解决。”陈伯达朝胡昭衡点点头，他喜欢用这个动作表示强调，表示诚恳。
胡昭衡也点点头，表示听明白，听进去了。
陈伯达贴近，但是他的嘴还够不到胡昭衡的肩膀，不得不仰起脸，露一种神秘色彩，压低声：“主席在莫斯科说过什么？主席对赫鲁晓夫，对各国共产党领袖说小平，说这个人既有政治上的坚定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说‘今后小平到这里来跟我来是一个样’。这话讲到什么程度了？”
胡昭衡明白陈伯达的推理：邓小平可以代表毛泽东。
走进陈伯达的起居室，胡昭衡在沙发上坐下来。
“秀才人情。”陈伯达递上一杯龙井茶。
胡昭衡接过茶水，吹吹气，呷一口，又品味。
“伯达同志，”胡昭衡放下茶杯问“关于小站四清”
“哎，现在是秀才交往。”陈伯达做个制止手势“咱们不唱西来不唱东，只唱一本孔孟经。”陈伯达在沙发上坐下来，那只小而圆的胖手抓一抓，仿佛要抓出谈话主题“孔老二不批不行，不承认也不行。他影响两千年，我们谁能影响两千年？毛主席也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我们都受了孔老二的影响嘛。现在还在受影响，完全不要不可能，是民族文化嘛。”
胡昭衡主随客便，谈孔孟经：“儒佛道，中国最有影响的三家，儒术受到独尊。”
“佛是进口，儒、道才是我们民族土特产。”陈伯达口齿不清，胡昭衡要倾耳细听才行“儒、道也是在百家争鸣中发展起来的。”
“老子李聃的道家有三个流派。”
“噢，我不懂。”只有两个人时陈伯达显出坦率“过去就听说老子一气化三清。”
“不是那个意思，那是民间传说的神。道家三个流派是：宋钅开、尹文派，田骈，慎到派和阂尹（环渊）派。后来使其昌大盛者是庄周。
“传说老子向孔子发难，孔子出洋相。儒家你数得出来吗？”
“孔子死后有八派儒家。”胡昭衡掰手指头“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最有代表性的是孟轲和荀卿。”
“夫子、夫子，”陈伯达亲呢地轻拍胡昭衡的手臂“儒将之风，儒市长。”
“我是胡市长，糊涂市长。伯达同志，我有时候乱想，可能是糊涂想法。”胡昭衡犹豫时，齿缝间便又丝丝有声。“这个，这个”
“早说过了，我们是秀才交往。”陈伯达将圆下巴扬一扬说“两个人，说吧。”
“我想，事物无不分裂，无不沿着一分为二的道路发展。儒家是这样，马克思主义也不会违背这个规律”胡昭衡停住话，望一眼陈伯达。
陈伯达仰靠沙发，双手交叉手指，捂在肚皮上；两眼微眯，睫毛抖动，是在注意听。听语声中断，眼也不睁地又一扬圆下巴：“讲”
“这个，这个，”胡昭衡仔细措词“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早已一分为二，在发展和斗争过程中，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不符合客观事物发展规律，或衰落，或消灭了；正确的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力量继续发展，继续一分为二，一步一步把这思想推向新阶段。但这也只是一个历史范畴。千百年后，后人也会像我们看待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斗争一样来看待我们当前时代的国际共产主义论战和国内的思想斗争、学术论争”胡昭衡没有把握地望住陈伯达“不知这想法正确否？”
“完了？”陈伯达睁开眼，去拿茶杯。胡昭衡点点头，也去拿茶杯。
陈伯达喝口茶，起身拐拉拐拉地走向书案，那里有笔砚和宣纸，还有写好的字。
“我已虚岁六十，老了。我想把自己下放，怎么样，夫子？下放到天津市，当个墙报编辑？”
胡昭衡笑着摇头。这话已经听过两遍，他奇怪陈伯达为什么总是生出这种莫名的伤感之情？
陈伯达抓起狼毫笔又放下，手指握紧又张开：
“最近我总是手脚害冷，常发麻，行将就本的感觉。”
胡昭衡更加感到。秀才就是秀才，进了政治局也还是个秀才。
“你气色还很好么。我觉得你不该是这样。”胡昭衡关心地建议说“在天津检查一下吧。天津有些医生专家是第一流的，不比北京差。总理看牙就来天津找韩宗琦，邓大姐的妇科也是来天津，请余霭峰。”
“再说吧，常有莫名的孤独忧伤，这大概是遗传？我儿子自杀了”陈伯达闭目片刻，呼口粗气，重新振作起来望住胡昭衡“不过，将来我爱人可能来天津治疗一段，那时再麻烦你。”他抓起笔递向胡昭衡“夫子，你来。”
“哎呀，不行不行，”胡昭衡连连摇头摇头“我是少未习楷，大不练字，钢笔字凑和，毛笔字不行。”
陈伯达不勉强人，提笔临空，距宣纸半尺高地虚写，全身用力，一边说：“练字是气功，可以修心养性。你该练练大字，你有点锋芒太露。”
胡昭衡听出分量，明白话是针对他几分钟前那番想法前言，但这话并无恶意，是以“秀才人情”讲出来的，不乏某种关心。
“伯达同志，我想跟你求幅字，几次没说出口。”胡昭衡边说边理宣纸。
“现在写不行。”陈伯达放下笔“你做文章不是也要讲个心境吗？写字也一样，不是随便能写好，也要有感觉的时候，要讲精气神。等我写好再送你吧。我用字换你的诗。”
“可以，只要伯达同志不嫌浅薄，我可以赠诗以酬字。”
“哈哈，好啊，这正是秀才交往该有的内容。”陈伯达翻开桌上的字帖，上面有漂亮的楷字，说：“熟悉这字吧？康生的，他为你写过字。”
胡昭衡点头。
“学字有三个阶段。初学要讲横平竖直，掌握重心，注意匀称。”
“我连这也做不好。”
“你有教授的知识，作家的文章，小学生的字。”陈伯达诙谐一句。
“现在的学生更不习字了，这也是个问题。”
“写字写不出电子化嘛。但也不能丢了书法，断了写字的人。”陈伯达以指代笔表演“基本功很重要，横平竖直，掌握重心，这条作不到不行，字永远练不好。学小提琴也是这个道理，基本功不行，拉出毛病，就算很快能拉出一支歌，以后再提高就不可能了，人也毁了。要改毛病从头学，比没有毛病的初学者还难。基本功扎实了，才好临帖。”
“现在人练字，都是上手就想临帖。”
“那不行，练不成气候。先要练基本功，然后再临帖。”陈伯达以康生字为帖继续表演“不习篆，不谙中锋用笔；不习隶，不懂变通。不习楷，法度难臻；不习行草，不得情致哟。临帖也属基本功，练到家，可成匠器。”
“那就可以卖字了？”胡昭衡笑问。
“卖不动字，只能卖文，替人写信书状纸。”陈伯达抬高手指，摆脱康生的字，在空中大幅度动作，明显蕴情于其中：“非到第三阶段不可，要有了气韵旨趣才算悟出真谛。古人云，点曳之功，裁成之妙，烟霏露结，风翥龙蟠，若断还连，势直反曲”陈伯达停下手指，平平情绪，然后嘴唇努起，像呷了一口酒，屏息体味，终于叹口气“啊，拿去吧，换酒喝。”
他的手仿佛拿了刚写好的一幅字，朝想像中的酒保递过去，一副志得意满之态，半小时前表现出的那种莫名的孤独忧伤早已烟消云散。
于是，胡昭衡也被逗乐了。
周扬洗过凉水澡，将电扇打开，放在慢速档，便在沙发上坐下来拨电话。他下乡转了几十个村子，和众多知识青年同吃同住同劳动，人晒黑了，变瘦了，变结实了。
显然，知识青年的朝气和热情感染了他，虽然疲倦，激情仍在心头明光闪烁。他给胡昭衡挂电话，秀才之间的交谈无疑是一种享受和乐趣。
胡昭衡不在。值班人员解释，胡昭衡来天津后规定了月末周末劳动日，就是每月最后一个星期六，机关人员除值班者外，一律参加义务劳动，主要是搞市容建设和环境卫生。劳动日期间，一概不会客。
周扬又给陈伯达打电话，听筒里传来那个难懂的福建腔：“回来了？别，你别来，我去看你。”
十五分钟后，陈伯达矮胖的身子已经晃出起居室：“辛苦辛苦，你这一趟够辛苦。”陈伯达打量着周扬，习惯地问“怎么样，有什么消息吗？”
“小平同志在共青团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在知识青年中反响很大。”周扬向陈伯达让座，无限感慨道“未来农村的希望，我看就在于这些知识青年身上，和他们接触很让人鼓舞，让人振奋。他们可以把文化和科技带给农村，逐渐改变农村的愚昧落后状况。”
“小平这个讲话我还没看，不过昨天晚上去昭衍那里串门，他正给孩子们讲国际形势，就是拿着小平那个讲话。我去了，他让孩子们自己看去，跟我聊了两句讲话内容。”
“昭衡今天劳动去了，”周扬不无遗憾“聊天少一个人就少一份热闹。”
“总理表扬他了。抓工业、抓卫生、抓教育都搞出一些成绩。还有计划生育，也受到表扬。”陈伯达仰靠沙发，把两条腿尽量伸长出去“这个人就是锋芒太外露，为防疫的事，有干部不负责任，他骂了混蛋，引起一些反应。”
“我喜欢有脾气的人，不喜欢温吞水。”周扬笑着说：“我听说这件事了。防疫指挥部的负责同志，自己不同意的文件还在上边签名下发，而且根本就没有看过文件内容，你说混不混？”
“他放一澡盆凉水，中午泡在里面批阅文件，”陈伯达睁大眼睛摇摇头“泡两个小时不动，身上有多大火？”
“水火不容，可是到了一起才能推动蒸汽机。”周扬始终是赞赏的语气“我看昭衡是开拓型的。”
“开拓型不假，但是火能够变热力也可以灼伤人，不能不提醒。”陈伯达表示出善意的笑“鲁迅是旗手，是主将，可也说过你们几句，还有郭老。你们也觉不舒服。你们护旗，你们还是偏将么。”
周扬七分赧颜，三分感谢，感谢陈伯达能理解。他说：
“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我们没法比。周立波跟我讲过，他说30年代他太年轻，他对鲁迅的错误是怕权威，没有和鲁迅多联系。我也是这个问题，历史知识比鲁迅差得太远，不了解他”
周扬同周立波是亲戚加战友“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就源于二周”
周立波是1934年入党的老文艺战士，以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而著名于世。据毛泽东的卫士讲，毛泽东看现代小说，从中南海读到火车上又读到目的地，一口气读完的就是这本书。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上海“文委”失去与党的联系达一年之久。周扬说：“我们成了散兵游勇，但文化队伍没有散。后来，党派冯雪峰同志来上海，才恢复了与党的联系。”
最困难时，上海的文艺战士们摸索道路，没有明确的斗争目标。直到周扬从英文版的共产通讯上看到季米特洛夫所作的一个报告，提出“联合起来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口号，接着又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大家才顿感光明，明确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奋斗目标。
周扬和周立波的英文都不错，但俄文不行，关于苏联的情况要靠英文翻译来了解。周扬曾将英文版的安娜卡列尼娜译成中文出版，周立波曾将英文版的被开垦的处女地译成中文出版。
1934年底，周立波从上海国际书店买了一本书，书中有个词“迪芬斯”这个词可以翻译成“保卫”但是，当时苏联被十几个敌对国家包围着，为打破这种包围，正积极搞统一战线，提出搞国防文学。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独立国家，这个口号无疑是对的。受第三国际影响，周立波就把“迪芬斯”译作了“国防”
周扬是“文委”书记，他叫周立波写篇文章，介绍苏联的国防文学。并讲明：“中华民族危亡，也应提倡国防文学。”
很明显“国防”是针对日本想灭亡中国而提出来的，这个国就是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一伙偷换概念，借口当时中央政权是国民党把持，把“国防”说成是投降国民党；把针对民族矛盾提出的口号转到国内阶级矛盾上来批判，这无疑是别有用心的。
周扬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说过：“其实提国防文学，鲁迅也是同意的，说过是需要的。要说我们有错，只能是错在解释上，怕讲无产阶级领导而影响统一战线”
“国防文学”的口号提出不久，胡风又提出了另一个口号，即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一出来就遭到周扬等人反对，他们“当时不知道这其实是鲁迅提的”“怀疑胡风有政治问题”周扬说：“我们应该多接近鲁迅，不让胡风有可乘之机。”
于是，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笠就去“接近”鲁迅。周扬回顾说：“我们乘车去通知鲁迅，胡风这个人可疑。”
鲁迅称这四名“左联”负责人为“四条汉子”
这就是“四条汉子”的由来。这个行动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诬为“围攻鲁迅”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周扬反省说：突出的问题是对待鲁迅。我们各方面都不如他了解和承认总要有个过程，毛主席也不是一开始就成为领袖，鲁迅也不会一开始就是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旗手，也不是每句话都对。主将无疑，鲁迅是主将，我们是偏将嘛。我们应该多接近鲁迅。“四条汉子”乘车去，这不是我们的罪过呀。我们想接近鲁迅嘛。国民党把我们“左联”说成是30年代的文艺黑线“四人帮”也把我们说成是30年代的文艺黑线，把我们说成和国民党一样围攻鲁迅，这符合事实符合逻辑吗？
晚饭后，陈伯达告辞周扬，拐拉拐拉地走回大理道招待所。那里，大理道招待所是天津市第一流的去处，里面有两栋设备高级的小洋楼，接待中央领导。院子里有林木、小径、水池和草坪，可供散步和呼吸新鲜空气。
陈伯达正准备进楼，迎面一声招呼：“伯达？嘿，我正准备走呢。”
胡昭衡在楼门口停住脚，半侧了身准备重新进楼。
“干一天活儿也不歇歇？”陈伯达在台阶下停住步“我算服你了，还有劲就在院子里散会儿步。”
胡昭衡步下台阶，随陈伯达踱入林间小径。
“出去吃晚饭了？”
“周扬回来了，没找到你。”
“‘磕灰’去了。”胡昭衡兴致很高“到周扬那儿去还是把周扬叫来再聊会儿？”
“叫他休息吧。下乡才回来，他身体可不能跟你比。”陈伯达羡慕地拍拍胡昭衡壮实的后背“你刚才说什么？磕灰是干什么？我可只听说过扒灰。”
一句“扒灰”引来一阵大笑。
胡昭衡带着余笑声解释：“磕灰就是掏厕所。天津这里是把粪便用灰拌了，背出去倒粪车里，拉走肥田。往外倒粪便时，倒不干净就磕磕桶，粪便拌过灰，不恋桶，一磕就全倒出去了。我想，大概就为此叫了磕友吧？”
陈伯达笑着点头：“这也是厕所文化。南方许多少数民族不要粪只要灰。其实，灰肥田，粪更肥田。物质不灭，我是无神论者，人还是火葬好，骨灰用来肥田。我死后就这么做，骨灰留给后人‘磕灰’用”
陈伯达讲这个话时，别人不曾想到，他自己也不曾想到，二十多年后他意真地留下这样的“骨灰扔茅坑”一类“遗嘱”当然，这是后话，后面还要讲。
散步到清幽之处，陈伯达又用了那种“私交”的语气问：“有什么新消息吗？”
胡昭衡在这种“秀才交往”中，往往可以无话不谈。
“跟河北省的矛盾，旧的解决了，新的又产生我还是赞成天津市恢复直辖市，划归河北省有许多矛盾，实在是弊大于利。”
陈伯达不语。1959年天津划归河北省，这是毛主席最后讲了话才决定的。
“我最见不得官僚主义，靠批条子指挥生产怎么行？上任时我作了个硬性规定，市领导对此有意见”胡昭衡讲了工作中最烦心的人际关系和种种官僚主义弊病，叹口气说：“唉，我这个人脾气不好，见了不对就想说，别人反映什么问题就丢不开，总要解决了才能睡觉，有时急躁，甚至盛气凌人，我给自己规定三条：要有自知之明，自力之行，自控之能。规定这三条是因为没做到这三条”
“你呀——”陈伯达拖长腔，带有感慨，小而圆的手抓住胡昭衡胳膊，捏一捏，然后缓缓说：“不要太积极。太积极了搞不好工作。明白吗？”
胡昭衡默默走过一段路，点点头又摇摇头。
“读过菜根谭吧？”陈伯达问。
“我不赞成它调子太灰暗。”
“调子太鲜艳，引来蜜蜂也引来苍蝇。”
“我总觉得不符合我们共产党人的原则。我们不是要明哲保身，是想为人民办成几件实事，好事。”
“菜根谭有辩证法。”
“只能说有，不能说是。要讲是，只是退出仕途的官僚修身、处世、接人待物的‘明哲’。”
“身不保，何以言事？这就是辩证法我不和你争，我只劝你两句，你自己回去琢磨。第一，不可太积极，太积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第二，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你不要和我争，你就记住我讲过这两句话。”
胡昭衡不语，因为陈伯达讲了不要争。他将这两句话写入了日记，未加任何评语。毕竟，以陈伯达的身份讲出这种不符共产党哲学的话，确实对胡昭衡够坦白。
“好了，回去坐会儿。”陈伯达扯一下胡昭衡的衣袖，朝楼门的台阶踏去。
“真味只是淡，至人只是常。”胡昭衡喃喃一声，显然还在想菜根谭这部书，随陈伯达上楼来。
“我已经注意到天津厕所的变化了，交通路口的转盘不再是公厕，换成了岗亭，你是说干就干。”陈伯达做个手势“你先坐，我方便一下。”
胡昭衡笑了。陈伯达喜欢谈厕所文化。认识不到一年，厕所文化已经谈过七八次。那个年代，很少有人从文化高度来认识和谈论厕所，至少对于胡昭衡来说，是首先从陈伯达这里听到的这种议论。
他还记得陈伯达在同车而行的一次议论：
“我们福建的厕所可以对着马路挡前不遮后，天津的厕所修在路口正中心，真是八面威风。要不是坐在车里，我看气味好不了，夏天苍蝇可以四处飞花。排泄和饮食对于人类其实是一样重要。饮食是文化，厕所也是个文化问题，能直接反映出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文明程度”
一阵马桶的冲水声，接着是洗手声。
陈伯达从卫生间出来时，果然又捡起厕所文化这一话题：“大理道的厕所就有一定水平的文明了。磁砖、面镜、热水龙头、熏香、清洁干净的坐式马桶，灯光还分两种，坐下来一边排泄一边看书。轻轻松松，舒舒服服，把排泄、学习、休息全结合了，成为一种享受。街上的公厕就不行了，不卫生就是不文明，进去是一种受罪，越急越排不尽，也越逃不出来”
陈伯达边说边表演，胡昭衡忍俊不禁地笑，陈伯达自己也笑。
“我看到一幅漫画，西方的公厕高级是高级，可还要收费。”胡昭衡说：“没钱再急也进不去厕所。大跃进我们搞吃饭不要钱是不对，吃饭要钱拉屎也要钱”胡昭衡摇头“中国老百姓讲，管天管地，还管得了人家拉屎放屁？”
“这就是厕所文化的不同。西方同我们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有异。他们的事我们不理解，他们觉得很正常；同样，我们的事他们不理解，我们自己觉得很正常。”
“内蒙有个村子叫辛庄，盖了一所青砖青瓦的公共厕所，可老百姓住的都是土坯房，粮食也不够吃，老百姓就发牢骚，说屁股比嘴值钱。”
“这说明厕所文化也取决于经济基础。河北保定府一带是连茅厕，前面人排泄，后面猪吃，变成猪粪才去肥地；人粪舍不得肥地，先肥猪。结果弄得都是米星子肉。晋西北有的是挖大坑，四角边缘转圈蹲人，边排泄边垫土，坑垫满了，挖出去肥地。在延安，厕所修成蹲坑式，有人还是往坑外排泄，你写上不许随地大小便也没用，冬天屎高出坑，蹲不下去就垫块砖”
“到了内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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