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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调查部部长，算得上是春风得意官运亨通。
可没有想到的是，也就因为这群朋友的缘故，他不幸犯下了可以让他万劫不复的错误，他站错了队伍。
当时日本陆军分为两个派系，一个是信仰国粹主义，遵循以天皇为主，意图以暴力改革国政，清除天皇身边的“佞臣”，将一切权力都归还于天皇的“皇道派”，另一派则是决心把天皇当成吉祥物，一切以军部至上，讲究自上而下平稳改革的“统制派”。
皇道派多为满脑子武士道精神忠君思想的下级野战部队少壮军官，而统制派则多为位高权重的高级将领。除了建立一个军国主义国家，两者根本就没有一点共同语言。
双方的矛盾越积越重，直到无法调和的地步，结果就酿成了日本历史上著名的“二二六”政变。
1936年2月26日，“皇道派”的少壮军官们带着一千五百名第一师团的士兵发动兵变。
他们袭击了所有内阁成员的府邸，干掉了包括陆军教育总监在内的一批高官。
兵变者占领了首相与陆军大臣的官邸，要求撤换内阁与军部内的“统制派”成员，他们甚至还提出了接班人的名单，山下奉文少将的大名赫然在内。
由于提携山下奉文的那几位朋友大多都是“皇道派”的中坚力量，而山下本人也比较倾向于“皇道派”的思想，于是也就当仁不让的被划归为“皇道派”的成员了。
陆军正规部队发动了兵变，这事情当时就惊动了裕仁。在冷眼旁观了几天之后，裕仁终于忍无可忍的发表了意见，他把兵变部队定性为“叛军”，并且表示如果军部继续在那里扯皮不解决问题，他就亲自带卫队去“平乱”。朝野顿时一片哗然，就裕仁这小身板去“平乱”，不去添乱就算天照大神开眼了。
不过天皇一出声，军部总算有了主心骨。有了天皇撑腰，解决问题就简单了，“统治派”立马挺直了腰杆，以摧枯拉朽之势平定了这场兵变。不但如此，他们还借着这次机会在军队内部对“皇道派”军官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洗，山下奉文也被拉下马来，被赶出权利中枢，被派到朝鲜担任朝鲜住屯军四十四旅团旅团长去了。
这还是因为当时担任陆相的寺内寿一帮忙，否则直接被一脚踢到预备役去都有可能。有趣的是，寺内寿一也是山下那位岳父介绍他认识的，真可说得上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了。
在朝鲜，山下养成了收集贵重金属的爱好，杀人夺宝的活没少干，跟个山贼没多大区别。就这样抢着抢着捱到了“七七事变”，对天皇陛下一片忠心的山下立马拉上队伍到中国抢劫去了。
山下奉文在中国华北参加了不少战役，从旅团长一直升到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的位置。
在中国战场，山下奉文犯下了一连串的战争罪行，欠下了中国人民无数的血债。
1939年，“诺门坎事件”爆发，日军惨遭蹂躏，为了安抚俄国方面，也是为了面子问题，一批关东军高官相继为此事落马。
山下奉文被调派到关东军就任当时隶属于关东军的第四师团师团长，总算混到了重新出头的机会。
（大阪第四师团是个有趣的师团，但真实的第四军团可没有网络上传闻的那样荒谬可笑，在本书后文里我们还会看到这支部队。）
在当了一段时间常设师团师团长之后，山下终于被调回国内，重新回到权力中枢，担任日本航空总监兼任航空本部本部长。由于他曾经在德国留过学，对德国比较熟悉，资历又够长，官衔也够看，再加上职位又对口，所以被军部委派为对德军事观察团副团长，带领陆军观察团赶赴欧洲战场观摩学习，特别是对德国空军与装甲部队的战术与技术的考察。
山下奉文接到这项使命后可算是踌躇满志，他准备在这次考察中大显一把身手，好好的表现一番，说不定可以在现有位置上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
所以当观察团刚到巴黎，他就立马与陆军参谋本部驻巴黎秘密情报站取得了联系，想要拿到德军在法国战场的第一手资料。
还别说，藤源茂在情报收集上确实有那么两把刷子，他搞到了一些法军的作战记录以及一些德军的战场手册，其中有不少对分析德军战术有帮助的资料。
山下奉文为此对藤源茂大为赞扬了一番，还许下了一堆升官发财的空头支票。
怀着投桃报李的心态，受宠若惊的藤源茂在努力吹捧了山下奉文一番后，表示他将在情报站举办一场日本式的豪华宴会，为山下中将接风洗尘。
为了引起将军的兴趣，藤源茂还大肆吹嘘了一番他搞到的法国海鲜有多么多么的新鲜，品种有多么多么繁多，素材有多么多么高级，他的厨师手艺有多么多么高超，做出的刺身与寿司有多么多么的鲜甜可口，让一路上吃了几个星期面包香肠的山下奉文顿时食指大动，当场就口水成河了。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山下奉文也不是吃独食的主，他可不敢忘了拯救了他军事生涯的恩人兼老长官寺内寿一。在山下奉文一番添油加醋的热情介绍之后，后者当然也很果断的欣然应约了。
于是第二天，两个侵华日军头目，未来的“军神”与“名将”乐呵呵地走进了那间风格古怪的日本餐厅。
合该着这两个双手沾满中民鲜血的屠夫倒霉，原本只不过为了尝一点新鲜的日本刺身，结果现在被德国壮汉们打得犹如两坨生蚝一般，能不能活着看到富士山都在两可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