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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屡次路过军事博物馆,总看到人们排着长队进去参观,一直没有在意。今天早起,忽然意识到今天是八一建军节,而且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的日子。想起桌上的纸堆里还掖着几张军博的参观卷呢,翻出来看了一下,参观卷的时间规定在今天的8-12时。
坐在开着空调的房间内,看着窗外艳阳高照的天空,想象着火辣辣的太阳下,灼热翻腾的气浪,心中犹豫再三,终于决定不放弃这个机会。
军博门前广场的两侧,高高矗立着大幅红色基调的广告宣传板,上面写着“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展”广场上用隔离绳拦出了曲折的路径,用来疏导参观的人群。我跟着人们鱼贯进入军博的展览大厅。展厅里的人多得用摩肩接踵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我径直从人缝中穿过进入兵器展馆。
我面前出现了几个我国不同年代研制的,不同型号的军用歼击机――歼5、歼6、歼7、歼8。这些是我多么熟悉的飞机啊!看到它们,我立刻想起了我的父亲,忆起了从记事起就时常轰鸣在蓝天上的飞机引擎声。
父亲从上个世纪的50年代后期就来到沈阳的一家大型军工厂,现在叫沈阳飞机制造公司,干了一辈子的飞机总装工艺师的工作,一直到90年代光荣退休,并延聘到本世纪初。在这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使用的每一架歼击机上都曾留下了父亲的手印和足迹。父亲见证了我国军用歼击机更新换代的发展历史。由于常年在总装车间工作,打铆钉的铆枪发出的巨大的哐哐声严重地损害了父亲的听力,从40岁左右,父亲的耳朵就开始慢慢变“背”他对别人说话或者别人和他说话时都要大声的喊,即使这样,我也从没听到父亲抱怨过,父亲热爱他的岗位,一直以他的工作为荣,我则以有这样一位父亲为荣。
小时候,父亲偶尔会带我进入到他工作的厂区看看,当然前提是不准我碰那些在组装生产线上的飞机,但我还是高兴的不得了,瞪着小眼睛到处的瞧。上了小学后,我有时会纠集一帮同学,偷偷地钻过铁丝网,进入厂区里的飞机场,在苍穹般的蓝天白云下面,躺在飞机跑道边那大片的、厚厚的、柔软的草地里,远远的望着沿着跑道一架架整齐排列着的歼击机,一架、两袈、三架的数着。每过几年,我就会惊讶地发现,又有新型号的歼击机从“机窝”(维修厂房)里进进出出。
从小到大,一直到今天,只要是天空晴朗的日子,都会有歼击机执行试飞的任务。当歼击机轰鸣着从头顶的天空掠过时,我有两件非常喜欢做的事,首先是从飞机的外形上分辨飞机的型号,每次都不会错。其次就是,看着喷气式歼击机的尾气在湛蓝的天空中画出一条没有规则的白线,慢慢的变宽,变散,直至消失。我会感觉歼击机好似一只闪着银色光芒的凤凰,拖着长长的白色尾羽,翱翔在广阔的天地之间。
我一直认为歼击机的试飞员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新型歼击机第一次飞上蓝天的工作必须由空军的试飞员来完成。在新型号的歼击机尚未定型,还在研制改进的过程中时,尽管经过了无数遍模拟环境下的地面试验,但是,谁也无法100%保证它飞上蓝天时不会出现任何意外。试飞员每次试飞都意味着生命可能随之飞去,所以试飞员需要有随时面对牺牲的勇气,他的家人也一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精神折磨。
沈阳昭陵(俗称北陵)北面的茂密树林中就有一座50年代牺牲的一位试飞员的陵园,花岗岩墓碑上铭刻着他的生平和事迹。每次我去北陵时都要到这个陵园去,绕着小小的陵园走上一圈,心里默默的凭吊一番。
歼击机展览区旁边是导弹的展览区。
当年,我的母亲和父亲一起学习的是飞机制造专业,同时来到了沈阳。60年代初期,正值我国的导弹工业刚刚起步,从仿造苏制萨姆2型导弹开始,母亲就转行参与研究和试验导弹的眼睛――雷达和制导装置。那时,常听母亲下班回家后和父亲谈起自己的工作内容,所以,类似“红旗2号――地对空导弹,海鹰1号――岸对舰战术导弹”这样的名词我早已耳熟能详。
母亲经常出差,但都是到人迹罕至的甘肃沙漠地区,或者是远离大陆的没有居民的海岛,每次都得2-3个月才能回来。可想而知,作为女人和孩子的母亲,要从头学习根本就没有接触过的导弹自动控制系统的知识,并在多年后成为这方面的行家,需要付出多么大的精力,体验多少常人无法想象的的艰辛啊!我还记得每当母亲出差,父亲就会身兼父母的双重责任。父亲给我和妹妹梳小辫,开始编得歪歪扭扭的,慢慢的比母亲编得还好。
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了,父亲、母亲已经年逾古稀。尽管他们已经老了,一辈子都默默无闻,但他们永远是我心中的骄傲和自豪。因为,正是有了像我的父亲、我的母亲这样为了祖国的国防事业甘愿奉献青春和生命的一代人,我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才创造出了今天如此辉煌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