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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是我们李家村、昭李镇及方圆十几里内都有点小名气的人物。在我们这个有八个小村的大队，他可以说是知名度蛮高的，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正上初中的初一学生，甚至一些小学生都知道他。李文是俗世生活中的人们中的另类。他的知名在于他四十多岁还不结婚，在于他的一些其他的生活琐事。他在我们周围的生活环境中，就象一片草地中的一棵菜，一片玉米地中的一棵高粱，苹果园中的一棵桃树，一群白羊中的一只黑羊，一群鸭子中的一只鹅，一群马中的一只骡子一样，反正是与众不同，给人感觉是怪怪的。他不像一般庄稼人那样辛勤作务庄稼，或者出去到建筑队做土工，具体一点就是端砖头、拉砂子、和石灰，或者出去老老实实搞一些小本生意，象开饭馆，在街道上摆摊卖面皮、凉粉等之类，这些他是看不上干的，又苦又累又脏又下贱，是下里巴人干的，他要干的是一些轻省又体面的活儿。
他在我们昭李镇上租了一间门面，小小的，十几平方米，离镇上的交通枢纽——十字街道，也就不过二十来米远，正处于闹市繁华地段。每天来来往往的行人、车辆自是络绎不绝，就象线串下的一样。他便每天端个板凳坐在自己房门口，或者坐在自己的光光的钢丝床上（床上没铺啥，就光是钢丝），或者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东瞅西看来来往往的行人。坐久了，便出来在门口来回走动，或者到邻近店铺中的好友熟人那儿去聊天，或者到十字街道口转一转。饿了，到饭时了，便到十字路口的小吃摊上吃一碗凉面皮或凉粉。这样的日子，他从二十多岁一直过到四十多岁。
李文受人关注，是从三十多岁开始的。在农村，三十多岁还不结婚确实最易受人关注和议论，就像天空中一颗普普通通的星星越来越发出更加明亮的光辉一样令人注目，就像一个到了春天本应开花却不开花的植物让人惊诧，让人感到奇怪，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自然要探究其中的原因了。李文自然常被周围的村民及认识的人评头论足，另眼相看。农村有的是闲人，小镇上的干部职工日子也优哉游哉，不紧不松，人闲了嘴就忙了。三十岁的年龄，在人的爱情、婚姻当中确实是关键，是分水龄，是临界点。三十岁以前不结婚，人们觉得似乎还过得去，况且三十岁前也是干事业的黄金时期，为事业而晚婚还有情可原，于理也通。另外，在们的潜意识中和传统观念中，三十岁前似乎还是毛孩子，还不很成熟，还不稳定，还不具备独立的能力，还要依靠父母。古人不也讲“三十而立”吗，不到三十，似乎还嫩了点，还不能挑起一个家庭的重担，还不会很好地处理协调二人世界中的事情。而一旦过了三十岁，人们的上述观念就彻底变了，三十岁了，应当独当一面了，应当自立了，应当能够组织家庭并很好地运行它。过了三十岁，如果还不能自立，连自己的终身大事还没解决，就会让人鄙薄，轻视，瞧不起。李文从三十岁被人在当面背后不知嘲笑议论了多少回，一直延续了九、十年。渐渐地，人们也就认为他是那么一回事了，就是打算独身了，就是他不打算独身，要找对象也是很难的，反正把人生的黄金岁月错过去了。你再说，他就是扶不起来的刘阿斗了。人们谈论他的兴趣就淡了，寡味了。这二十多年，自然不乏亲戚朋友热心人给他介绍对象，可问题多出在他身上。
在当地一般的人看来，李文是一个大懒虫，二精股，好逸恶劳，没本事，眼高，不自量。说他懒惰，是因为他确实不爱作务庄稼，不爱到地里去。除非不干不行的农活，像收获季节的活计，他必须干。平时的活计，他能不干就不干。在他看来，作务庄稼没有大的出息，挣不下大钱。他的观点也不无道理。可一般农村人，除过种庄稼弄两个钱，其他的途径来钱也不容易。他确实眼高手低。不过，说他神经不正常，有点过分，但他是确确实实另类，与众不同，比较特殊。说他正常又不正常，反正是跟正常人不一样。用有些言辞尖刻的人的话来说，他就是神经不健全，就象哪儿差了一项电。因为别人有的他没有。
李文中等个头，胖胖的，身体健康，没病没灾，能走能跑，能跳能唱。他黑油油的头发，浓眉大眼，宽阔的额头，天庭饱满，方正的脸庞，满面红光。他还很注意服饰，常常西装革履，穿得新崭崭的，打着领带。平时衣服纽子扣得齐蹦蹦的皮鞋檫得明光明光。他也反应敏捷，能说会道，待人和气，有礼貌，似乎没有什么毛病，一切正常。
在一些当地世俗的农村人看来，他很不正常，他的人生很失败。人家跟他一样大的，年龄相当的，娃都长上来成了大姑娘、大小伙了，而他四十多岁了，还光杆杆一个。反正在农村，不结婚的人是很少的，可以说寥寥无几。农村人不比城市里的人，要忙于工作和挣钱，农村人以土地为生，平时没活干，比较清闲，有时间考虑和处理自己的婚事。农村人本身也都重视婚姻，结婚早。所以，在农村不结婚，独身，就要被人另眼相看。毕竟独身的人太少了。而城市里独身的人相对农村要多一些，压力还能小一些。独身就独身吧，可他钱也没挣下多少，这就让一些人看不起了。
这么多年，改革开放都二十多年了，农村的变化真是翻天覆地，人人有目共睹。农民的光景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天比一天好，越来越红火。村中家家户户都盖上了平房、二层楼房，有的还盖上了三层楼房、二层半楼房，有的盖上了两座楼房，许多家庭从院子里面一直盖到头门上，有的大车、小车好几辆，存款上了六位数的不在少数。而他老家的土房这么多年一直没有翻修，光景过得比谁都不及。
在农村人看来，人生最大的事莫过于盖房娶媳妇了。谁能不操心过光景，不扒钱攒钱盖房，给娃在年龄上不抓紧娶一个媳妇，哪怕没钱，拆房拉帐，借亲借友，也要给娃赶年龄订媳妇、娶媳妇，一旦错过，就会当光棍。在农民看来，有一个舒适的窝，一个温暖的巢，一个能干贤惠的媳妇，一个知道啥，会体贴人的媳妇，就行了。人生在世，除过这些，还要、还想干什么呢？话说回来，退一步说，人的本事有大有小，不能强求一律，你好坏有个窝，有个媳妇也就没人笑话你了。而李文之所以遭人嘲笑鄙夷，在于他把在庄稼人看来的人生最根本的两件大事都没解决好。先拿第一件事来说吧，也就是窝。他的那个窝，那间老大房，和老偏厦，阴雨天漏雨，晴天透光，燕子麻雀在房檐屋顶大檩条上垒衔泥叼草垒窝，老鼠打洞，晚上在房顶棚上撒欢嬉戏，跑得嗵嗵响。这样的烂房虽说比不上人家砖木结构的平房楼房，但好歹是个窝，能住人。再说第二件事吧，也就是媳妇，这才是李文遭周围一些人耻笑的最根本的原因。照一些人看来，你好歹有个媳妇，个子再矮，人再丑陋，再肥胖，再没有体形，性格脾气再不好，再麻迷，再不通人情世故，不通事理，但她给你生养了几个娃，一心过日子，也就是一个热热火火的家，你就有自己的亲生儿女，就不怕老了没人管。农村俗话讲：“丑媳妇是家中宝”“亲不亲，一家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窈窕淑妇女，君子好逑”农民亦不例外。农村人不是不讲女色，不爱美，不是不看新媳妇的长相。娶个乖媳妇，漂亮媳妇当然高兴，可退一步讲，漂亮媳妇就像天上的星辰一样稀少，不是所有的男性都能摘下来的，何况这里面还有个缘份问题。再说人合脾气马合鞍子，情人眼里出西施，漂亮不漂亮，各人有各人的审美标准；而一般公认的、都看上的俏妹子，大多好看不中用，干活没力，脾气大，性子大，难服侍，成天给你掉个脸，更可怕的是有的在外面生事非，让你不得安宁。既然这样，农村人更看重实用，对女人的要求是地里能干活的，有力气，没病，身体好，脾气好，贤惠，孝敬老人，有礼节，知道啥。困此，村民们鄙视文化，把他当成不正常人看待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李文论长相，也是相貌堂堂，只不过个子稍微矮了点儿，在农村也算过得去，能带过眼。他也算个中等个子，高个子人毕竟少，中下个头的人多嘛。可他为啥就从年轻时一直拖到四十多岁了呢，人到中年，半截入了土的人，却光枪一杆呢？
年轻时，三十多岁前，在当地一些人眼中，李文还是有一些才情的。李文虽然只上了初中，便辍学在家，在生产队当社员，那时，他还才十七来岁，满腔热血，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他在上学时，爱学语文，经常在早读时专心致志旁若无人地大声诵读课文，读得津津有味。读一阵后，有时下了早读，他还爱把自己的感受说给别人听，和其他同学交流，常扑闪着眼睛，摸一下后脖颈，深有感触地对人说，这一课（或这一段）写得真好，语言太美了。其他同学，有人在早读时玩耍，说闲话，李文从不去，总是躲到僻静处，一句一句认认真真地读课文，边读边琢磨文章的妙处。由于爱学爱钻，他的语文成绩自然在班上名列前茅。教师曾在班上把他的作文当范文读过几回，这使他非常自豪得意。不过，其他各科都不行，中等偏下吧。当时，八十年代初，正是文学发烧的时代，李文便萌生了当作家的宏伟壮志。中学毕业后，他没考上高中，便辍学回家，在生产队当社员。别人没考上学，要么再复习，要么当兵或走其他门路，要么垂头丧气地回村务农。李文除过语文科成绩优秀外，其他各科成绩平平，尤其厌倦数理化和外语。一见那多元方程组，那几次几次冥，那复杂的几何图形，那深奥抽象的物理习题，那繁琐的化学反应公式，那小蝌蚪似的一行又一行的英语单词，还有那变化纷繁的英语语法，他就头晕。因而，走出学校，对他是一种解脱，惟一遗憾的是不能再上语文课了，不能再学语文了，不能再听教师在课堂上声情并茂亲切地朗读课文，绘声绘色地分析课文了，不能再在同学面前前炫耀自己的语文了。一想到这些，他就低头纳闷，就神色黯然。不过，转念一想，从此不用再学叫他头疼的数理化和外语了，他又欣欣然，高兴得哼起歌来了。
在学校，语文老师不是讲世界闻名的大文豪、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高尔基只念过几天书完全靠自学成才吗，他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写得多好啊，刻画了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绘声绘色、栩栩如生、生动真实地展示了俄国社会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他写的散文海燕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写得多棒啊、多精彩啊。社会和生活就是作家最好的大学，如果没有切身经历，如果没有投入火热的社会生活中去，只一味地钻在书本里，泡在课堂上，能写出来优秀的伟大的文学名著吗？高玉宝，杜鹏程，峻青，陈登科不都是在社会生活的大课堂中自学成为作家的吗？高玉宝的半夜鸡叫小学语文教材中有，李文至今清楚地记得上那一课的情景，当老师朗读到最后，周扒皮被伙计们痛打一顿，弄得一身鸡毛鸡屎，狼狈不堪，同学们捧腹大笑，前仰后和。试想，这样精彩绝伦、曲折离奇、妙趣横生的故事不从生活中来，单凭空想，绞尽脑汁，简直是不可思议。许多作家的名作巨著都从生活中来。想到这些，李文的心象一团大火熊熊燃烧，他仿佛看到作家的梦想就象无边绿色的田野、象一副美丽的画、象一匹五彩缤纷绮丽灿烂的锦缎一样在他眼前正徐徐展开。他怀着成为作家的宏伟而神圣的理想，象一只在海边在海面上奋力冲向浩淼天空的勇敢的海燕一样投身于农村的广阔天地。而成为作家、实现理想，就象长势良好的青绿庄稼一样，成熟指日可待。
在生产队，他积极投身各项农业劳动，套耱、牵驴、吆牛、耙地、割麦、打麦、碾场、搬玉米棒、挖玉米杆、平地整田、务瓜、种菜等等，队长让干啥他就干啥，不挑不拣，任劳任怨，是一个公认的好社员。农闲时，在人伙处，跟着大家一起天南海北地闲聊。刚开始来到农村，有时他还有点怀恋学校生活，和大家有点油水分离，贴得不紧。慢慢地，也就和群众水乳不分了，如鱼得水了。但偶尔看到昔日的同学上高中上大学，也难免心中落寞，理想的火苗不时在他心底窜动，不时就窜高了。
夏秋两季，玉米尚未成熟，西瓜也正成长。放眼望去，黄土高原上的关中平原上，塬上塬下，渭河西岸，沟里渠上，只要是平畴沃野，到处就都长满了玉米，郁郁葱葱，窑密麻麻，一株挨一株，象无数的哨兵一样，整装待发，阵容严整。玉米在阴历八九月份，就结出了尺把长的玉米棒子，嫩嫩的，绿绿的，煮吃甜甜的，脆脆的，非常鲜美可口。而这时的玉米高过人头尺把长，玉米能长到二米多高，墨绿色的叶片宽宽的大大的，重重叠叠，交错纵横，是最好的天然屏障。人隐身其中，犹如沉于绿色的海面之下，很难发现。人走在在路上，也看不到两边田野，玉米杆远远高过人头。将人埋没了，上一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人们生活还很穷、很苦，许多人还在饿肚子。人们为能吃一顿饱饭，吃上白米白面细面而庆幸，而骄傲自豪。我记得那时我成天吃玉米搅团，玉米面饼子，大年三十，还在吃厚厚的硬硬的一咬一口一个的白牙印的死面饼子。于是村里村外，过路的人，不自觉的，不诡气的人，便多得象开春河里的小蝌蚪一样多了起来，常有人在大白天或黄昏或夜晚偷生产队的庄稼。队里无奈，只好派人轮流看守，离村庄偏远的最北面的地，没人去，队长便派李文去看。李文也不说什么，不扭捏作态，便自告奋勇地去了。他常常会坐在地畔的大树的浓荫下，或者蹲到地里被稠密的玉米叶子遮得很暗的绿荫中，或者在路上，地头来回走动，手不离书，念念有词。他把自己喜欢的文学作品书籍，象小说，散文，诗歌，或文学期刊报纸带上，拿在手里，或夹在腋下，或提在布包里，不时地看、想、回味、咀嚼。周围是无边无际的高杆玉米，田野寂寥无声，偶然有风吹过，能听到玉米叶子轻微的刷刷摆动的声音，或听到一两声鸟叫。一个人是太寂寞了，他便大声朗诵从书中抄下的文笔精华。他有好几个小本子，专门摘抄优美词句。看累了，读倦了，他便坐下来把书垫起来放在膝盖上写作。写小说、写散文、写诗歌、写日记、写随笔。
刚开始，他还老实。后来，也就不那么一老奉实了，也学会了耍奸猾了，学会挑拣了，下苦吃力的活不干，要轻省的活干，干也和其他社员一样，敷衍了事，应付差事。生产队没干几年，便拉牛散社，土地承包了。李文分到二亩薄田。李文越来郁闷了，他看到自己真打老实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而作家的梦想却如九天星辰一样遥不可及，虚幻得如同水中花镜中月一样，并且不能当饭吃，当水喝。现在，土地承包，划分到各家各户，由各人自己计划，自己打理。再也没有以前那种在生产队集体劳动的热闹宏大的场面了。除过农忙时节，地里成群打伙，看上去一大片。农闲时节，村里，地里没有闲人，都打工去了，搞生意去了。他好不落寞，上西安，去宝光，到建筑队端砖头扔瓦块，下苦力，他不想干，也看不上，觉得没出息，没意思。他想寻找一份轻松体面又能赚钱的职事。
于是，他想到了照相，写稿子，当通讯记者。那时，照相还不普及，在农村还是个稀缺事物。照相的人也不多，专门摆照相摊点以此为生的人也不多，可以说是凤毛鳞角。县城倒有几家，乡镇上还没有专门的相摊。李文便在镇上街道旁一处空地上，支了个白帆布面帐篷，地上摆上他的相机，镁光灯，三脚支架。前面是玻璃框，里面夹了不少彩照黑白，后面是布景。风呼呼地乱过来，他的花花绿绿的布景便在风中哗哗啦啦地不断摆动，他的帐篷也摇摇晃晃，有好几次被风刮倒。过往行人都在看他的相摊，他则颇为自得。镇上第一家相摊，盘古开天辟地头一遭。
那年月，刚逢改革开放，人们生活一天好似一天，相摊摆开了，陆续有三三两两的人来照相。说实话吧，指望照相见不了几个钱，照相这生意在农村红火不到哪儿去。那时候，农村还不兴照相，到现在也不怎仫盛行。老封建迷信的人还认为照相不吉利，人的魂儿照丢了。除过年轻人爱美爱抖，长得帅气的小伙，长得俊俏的姑娘爱照相，想把自己青春的风彩留住做个念想，还有正谈恋爱的、准备结婚以及已婚的小两口，过寿的老人中有的爱照相外，其他人没有人愿意花那个钱。
李文看到这个生意不太好，便又在没人照相时，闲余时，看看小说。后来一度时期，他干脆不照了，骑上自行车东奔西跑，采访新闻，给报纸，电台写通讯报道。刚开始发了几篇，经过苦磨苦练，他陆续在省市电视台，省市日报，农民报上发了一些通讯报道，一时声名远播。远处的人们都知道我们镇上有一个叫李文的记者，笔杆子很厉害，不知道何许人也，是哪个村的。全镇几十个村，李姓的人好几个村都有。没见过的，更好奇地的打问，这李文长得怎么个样子，在哪儿，在附近的话，领我看一看尊容。
李文的名字来历也是有源头的。刚开始，他看到报刊上别的记者通讯员的姓名都很文雅别致，富有深意，而自己的名字却俗气，李来云，什么意思呢，怎么解释也解释不出什么深刻含义来，怎么改呢？经过一翻冥思苦想，他想到了文化两个字，他很高兴。文化，多么文雅的名字呀。自己不就是缺少文化吗？这样的名字也在时刻提醒自己要做一个文化人，更进一步说，就是要做一个文人，要做一个作家。文人不就是作家吗？这可是他最大的理想和目标呀。有的人还看不起我，觉得我是白日做梦，不现实，爱想入非非。明明当了农民，都不念书了，成天在农村劳动、在野地里转悠、在土里刨食，还想当什么作家，当什么文化人，可笑不自量。
他清楚地记得，不，永远难忘，好多次，村里的那帮混混，那帮不学无术的小人，那帮燕雀，都在众人面前，在稠人广众的场伙，公开地嘲笑自己，说什么自己是赖哈瘼想吃天鹅肉，做梦娶媳妇，光想好事。黑垢甲大队长，那个跛子三羊，罗圈腿吴拳客，麻子大胖，碎嘴民办老师张文明什么东西吗，他不知被这些人嘲笑过多少回了。
他清楚地记得村上的谁都嘲笑过他。
大队长红眼“大死人”李铁塔“一堵墙”孙黑斗“麻袋”孙大狗“小偷”李文文“侏儒”罗心盛“假正经”王老师“刀子嘴”二婶“瞎眼”罗斯文，村中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明里暗里，人前人后地嘲笑过他。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他清楚地记得村中那些小人怎样挖苦讽刺他。哎！这些人把嘲笑别人当作自己的一种乐趣，从中获取心理平衡和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李作家来了”
“屁，李草包来了。”
“李来云，你再不要假装斯文了。咱一个土农民，还整天把书拿上，念念呱呱的，还写来写去的想弄啥呢？”
“你再用功，也成不了作家。就你那水平，能成个作家吗？”
“怎么看都象个神经病人，就不象作家。”
“李来云，你要能成作家，我就能当省长。”
“外村人传说，咱队有一个疯子，经常一个人到路上走来走去，拿个书算走算念。”
“咱先人坟就没当作家的脉气。”
这些刀子针尖一样的话语，是怎样地刺伤了李文的心啊！
这些污言秽语，李文牢记在心，李文心想，你们这些人啊，真是屋檐下的燕雀啊，怎么能知道我鸿鹄的志向呢。真是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
叫你们笑话我，我偏要这么做。牛不喝水，难道扭骑犄角吗？想来想去，为了表示对周围这些小人的抗议和蔑视，他把自己姓名改成李文化了。为了正式起见，他在照相馆的门牌上用楷书工工整整地写上了李文化照相馆，白底黑字，半尺来大，非常分明。同时，他给报社投寄的新闻通讯稿子上也署名作者李文化。为了扭转人们的叫法，他还想了几招，一次，村上开大会，全村人都到了。队长讲话完毕，李文忽地站起来走到前台，对大家说，大家先别走，我还有一件事，从今以后，本人改名李文化，就是科学文化、知识文化、文化人的文化，科学文化的文化，谁以后再叫我李来云，怨我不应。说完，他一本正经地走了。村人哗然，议论纷纷。笑的、说好的、不吭声的，各种议论都有。李文却装作没听见一样，不以为然，神情自若。后来果然有人叫李来云，他不应声，叫李文化，他才应声。天长日久，人们称呼便都改过来了。
八十年代，文学热在国内一波胜过一波。各地都成立了作协，涌现了大批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他们办的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出来。一时间，作家成了一个很受人尊敬和羡慕的行业。许多文学作品一经发表，便引起全社会共鸣，反响非常强烈，许多小说被拍成电视、电影、话剧，广为流传。许多作家一夜成名，炙手可热。许多人由文学改变了命运和人生。许多人，原先是土里扒食的土农民，车间下苦的工人，商店的小职员，由文学创作，而步入了文联，作家协会、报社、杂志社、文化局、文化馆等令人羡慕的事业单位，成了国家干部。这些人和事都对李文产生了巨大的刺激和影响。
李文也决心东施效颦。由于李文一心想在文学创作上搞出点名堂来，自然不愿将从事其他费时间费体力的事情。他觉得照相轻省些，有人来照照一下，没人来时，自己就看书，搞写作。这样，既谋生，挣两个钱，又能从事自己一心念想的写作。这真是两不误的好事。
由于过度迷恋写作，地里他就去得少了，庄稼也就务得不好了。建筑队也不去了，小生意也不做了。自然，光景是也过不上去了，被人嘲笑也是自然的事。
李文苦读苦写，在报刊上发了许多新闻报道通讯，小散文，他越来越飘然了。他觉得自己成为作家是指日可待。为了激励自己，他又一次改姓名了。他这一次，他改成了“李大文”什么意思呢？他觉得自己的目标应是大文学家，大作家，大文人，而不能满足于当小文人，小打小闹。志当存高远嘛。
不过，他这次改名，却遭到了挫折。许多熟人都不习惯叫他李大文，骂呱他把名字改来改去，真乏味。李文想来想去，觉得有理，便又改回李文化了。可他又觉得文化这个名字太俗了，太平常了，没新意。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叫文华好。自己要做一个文人，而文华这两个字，叫起来既顺口，又大有深意，光名字就带有吉祥庄重贵气的味道。文华文华，文笔精华，文章生华，文采华丽，文学有才华，由文学而改变地位，变得华贵起来。自己比起人家那些真正的作家、大作家、知名的作家、红得发紫的作家来还是不行呀，还是缺才华呀，还是笔下不能生花呀。另外，抛开文学方面的含义，光从字面意义看，就有文明、文雅、文化、文静、华丽等诸多意义。太好了，太好了，妙极了。李文华高兴得一拍大腿，跳了起来。这个名字既简练好写又好听好记，又大有深意，正合他的心思。他不就想当作家吗？他不就向往过人的文学才华吗？真是天意，这个名字太好了。他高兴得手舞足蹈，狂呼乱叫，周围人都莫名其妙。不过，从此后，报刊、电台上常出现李文华的姓名，不再有李文化了。李文华的姓名就这样在报刊和电台上持续了几年。什么事情时间一长，人就觉得没意义了。名字毕竟只是个名字嘛，没什么意义。指望名字给自己带来好运，不现实。时间一长，他觉得三个字的名字罗嗦，后来在写稿和投稿时，为了简便，便把名字后面的“化”字去掉了。这样一来，他觉得也很高兴。去掉一个字，意思不变，却更含蓄，含义更丰富。文不就是文化吗？文绝对包括文化的意思，并且还有文化所不具备的其他意思，让人浮想联翩。这样一来，在写文章和信封时，能少写一个字，节省纸张，节省墨水，节省时间，节省精力，又更加简练，更加好记忆，给编辑印象更深。并且这个名字叫人初步一听，就觉得作者是爱好文学的，一个文人嘛，是专门舞文弄墨的，很有文化水准。后来，他干脆把自己的名片和照相馆外面的门面的名字也改成了李文。于是，天长日久，有不少人就叫他李文了。一些熟人的称呼也渐渐地改过来了，都叫他李文。
李文为了文学和写作，在八十年代订了大量的文学报刊，购买了大量的文学书籍，为此，他常节衣缩食。一套灰西服，十年八年穿在身上不再买新的。好衣服放下，逢年过节，有重要事情和出席重要场合时再穿，平时只穿一般的衣服。街面上的摊铺店主，都经常在街上的饮馆中吃饭。李文便很少去吃。夏秋季节，别人都瓜果不离，常买常吃，活得滋润，李文则是实在馋得不行了，买吃一些瓜果。他能省则省。夏天，那么热的天气，就呆在他的二十平方米的小照相馆中（很窄小，竖摆着钢丝床，人坐或躺；最里面横摆高高的一人多高的木床，上面摆放东西，也在秋冬季节睡觉时用)，由于单面平房，不通风，闷热难耐，就那么硬熬苦撑。有钱的店主，都风扇不离，有的还安了空调。
李文就这么一直硬撑着。后来买了一把扇子使劲地摇来摇去，直到了二十一世纪，看看人人都在追赶新时代的步伐，觉得自己也太土了，太落伍了，便买了一台小风扇，可也真是太闷热难耐时吹一阵子便关了。基本上成一天不用，嫌费电。
他这么俭省，都为了他热恋的新闻事业和文化事业。可天意弄人，一心想成为作家的他，涂写二十多年，却没能在省级文学报刊上发表一篇像样的散文，小说，诗歌。他写了许多散文，小说，诗歌，可投出去都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经常见他照相馆桌子上放一厚摞信封，都是投搞用的。一来二去，他慢慢灰心了。一说起来常骂骂呱呱，说那些编辑都是有眼无珠，对无名作者的自然来稿不重视，拿去擦屁股了，可恶可恨。那些编辑大部分都没水平，只看名家稿子，惟图虚名，只要是名家的稿子，不管质量好坏，就上，其实，他们也说不上一篇稿子真优劣的在哪里，只是凭感觉。现在社会黑暗，文人更无德无行，再好的稿子，没关系也发不了。后来，他觉得搞纯文学写作太难，自己这方面的天赋也缺乏，不易出成果，逐渐放弃了，而把精力全放在新闻上了。他想成为一个优秀的新闻记者，也是非常令人羡慕的。于是他在照相、劳作之余东奔西跑，抓新闻线索，到处采访。
而这些新闻热道之中，最让李文知名，引起更多人关注的是那一年他发在省农民报上及市日报上的一篇报道。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夏天，正值学生放暑假，农民成群结队去镇粮站交公粮。当时那个年代商品粮正吃香，国家公职人员，粮站职工正红火着。由于交粮农民太多，太拥挤，都想先交了完事，便秩序混乱。粮站职工态度便变得蛮横、粗劣，不这样也镇不住。于是，一个粮站职工在蛮横地把不听话的农民往后掀，由于用力过大，把前面一个椤头青掀翻在地。这个椤头燥了，骂了一句，于是一场工农冲突，便发生了。人民群众心连心，交粮群众向的是交粮群众。交粮群众早就对粮站职工粗劣的工作态度狠得牙氧氧了，看不惯了，牢骚满腹了，只是敢怒而不敢发。这一下子，导火索点燃了，便在二人冲突时，交粮群众帮护那个楞头。而粮站其他职工看到本站职工吃亏，岂能坐视不管，也一伙子拥了上来。周围群众则也挥拳相向。双方混战一团。所幸，镇政府及派出所和粮站都在一块儿连着，相隔不远。有人给报了信，混战双方听得镇上及派出所来人了，都作鸟兽散，此事不了了之。
没过几天，省上的农民报及市上的日报都由一个署名李文的人报道了此事。这篇通讯报道，旗帜鲜明地批评了粮站职工态度恶劣，并叙写了交粮群众的不满。由于此事知道得人多，因而这篇通讯也受人关注。更多的人通过看报知道了李文，小伙子肚子里有点墨水，叙事流畅通顺，条理清楚，观点鲜明，能写。对他的写作，也有人不以为然，觉得是小打小闹，没意思，是小儿科水平，没出息。
一晃到了八十年代末，镇上建了不少新房，也就是门面房出售。李文给他买了一间门面房，不大，不到二十个平方。这下，他有了窝了，可得意了。不象过去，在镇上的街上支个白布帐逢，是个摆地摊的，每天还要从家里带来，再支起收回，挺麻烦的。如今，他可是个体面的生意人了，光荣的个体户了，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镇上十字街头的四围八下，如今还有许多摆地摊的，支个帐篷，或就在大树的浓荫下，露天招揽顾客，多不文雅呀！
李文把自己的照相馆取名为文华照相馆，版匾书写工工整整，又带点龙飞凤舞。在照相馆外面，用一张大相框，夹了许多张花花绿绿形形色色姿态各异的相片，都清晰鲜明。
他在照相馆门上还贴了一张告示，是他的业务范围，还真是五花八门，平时照相、黑白照、彩照，身份证像、生日照像、寿像、全家合影、代写诉讼词、状子、新闻报道、通讯、拍纪录片、婚庆录相等等。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再到二十一世纪，二十多年间，他也先后置买上了黑白电视、电话、传真、钢丝床，镁光灯、相机、胶卷也在更新。尤其他的传真要一万多元，他非常爱惜，主要用来发稿子。他也买了摩托，外出照相、录相、采访时，摩托一发，头盔一戴，呜一下跑出老远，好不潇洒。他每每看着自己的一系列家当，每置买起一件新家当，他都是很兴奋、自豪，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看个不够，又摸来摸去，激动得爱在他的门面房前走来走去，到邻近的相熟的几家摊点去坐下，兴奋地有一点点结巴地闲聊，满面红光，滔滔不绝，翻来覆去聊他的新买的东西，聊他的最新见闻，抒发他的郁闷和感既，痛斥社会不平现实。
李文在二十多岁到三十岁的年龄时，找对象还是能找下。当时毕竟年龄不大。一些人还看好他，或者心存幻想，觉得他前途难说，保不准他以后发展到什么程度。他爱写能写稿子，自称记者，一些农村人，农村的大姑娘、小媳妇还有点敬他的那点文才，觉得他多少有点能耐，有一技之长，是个文化人。一些人给他提亲，他也见过不少，不知是他眼睛高，还是对方嫌弃他，反正没成。
在三十多岁时，不少人对他有看法，瞧不起他，可还是有不少人捧他，觉得他有文才。一时间又有人给他说媒，也有慕他文名的几个姑娘，在世俗地看来，名方面都勉强还过得去的，可他却五心不定，不大满意，便不了了之。
一些人对他有点敬意，更多的农村人很务实，根本看不上他。说他是记者吧，明明户口在农村，村里还有他的地，成天在村上，镇上他那间小平房中呆着，给人照个相。哪儿有事了，踏自行车（那时他还没买摩托）跑去采访。在报纸上，电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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