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的右派纪念照说开来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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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新买了数码相机，翻出许多老照片，想翻拍后存入电脑中，其中一张“我的右派纪念照”引起了我的深深的回忆。

    高挥是我的难友，当年我和她同在北京18中语文组，1957年同时沦为右派。

    说起“我的右派纪念照”记得当年刚挨完斗，高挥就去首都照相馆照了一张像，她说是她的“右派纪念照”她说要留住这个形象，将来老了看着有意义。她把斗争会的记录都小心地保存下来。她说这样才知道我的档案里有些什么东西。于是我也学她的样，立即也去首都照相馆照了一张“右派纪念照”高挥，这个人很有意思。她是江苏人，13岁就跑到解放区去，参加了战地文工团，17岁在上海搞大学生运动，参加过淮海战役。肃反时因她父亲在台湾，是斗争对象。之后，毕业于清华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当时她的男友刘玉发，是班上的副班长——旋工出身——被选定为留苏预备生，条件是，必须和高挥断决关系。小刘毅然选择了和高挥交朋友而放弃了留苏机会。毕业时，她因肓肠手术而未升学，分到了北京18中数学组。小刘上了北京地质学院。当时我在语文组，因为和她说得来，便鼓动她改教语文，当时也是缺教师，这样她便来了语文组。1957年，北京18中划了四名右派，语文组就占了三个，其中就有我和高挥。

    记得，开我的第一场斗争会之前，高挥把我拉在她的宿舍门背后，眼里转着泪花，慎重地对我说：“说过的话承认，没有说过的话打死也不承认！”那天她穿一件胸前绣着白花的短袖衬衫。但是斗争会上，我并没有按照她教给我的行事，而是胡乱承认了好多。定罪做结论时，我的材料好几页，她只有半页；宣布处分，她是六类免于行政处分，留校教课，我是四类，降工资两级并监督劳动；她，1959年摘帽子，回到了人民队伍当中；我，劳动了22年，直到宣布错划，千斤顶才从头上取下来。

    那时学校校长和人事干部，对反右运动，认识是不足的。反右以前，每天晚饭后，校长都要带着我们在学校四周溜弯，语文组有几个四川人，校长说他爱人也是四川人，并吩咐厨房在饭厅中摆两大碗油炸辣椒，校长办公室和他的宿舍，我们都随便进出。所以运动中，我和高挥写检查材料，不是在人事办公室，就是在校长宿舍。记得，高挥还对我说，你看，这些文件柜都没有上锁，就放心让你我在这里写材料！

    那时我们正当青春年少，正在热恋当中，突然来了这么个反右运动，恰恰我们又都是斗争对象，炮轰的目标。原本是很单纯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一下子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搞得人晕头转向措手不及，以致造成我终身的悔恨，终身的不幸。

    正在斗争我们的日子当中，有一天，高挥在工农速中的地理老师，戴着一付深度近视眼镜，跑来宿舍找她。那位老师公开追求她，当着我的面，拉开脸来说话，高挥硬要拉着我，不让我离开，弄得我很尴尬。那位地理老师，并不给我好印象，他说些什么，我一点也不记得了，而高挥，我却记得很清楚。她声音抬得很高，干脆就是在大声喊叫，像吵架一般。高挥喊着说：我已经划右派了！那位涎着脸说，我不在乎。高挥说我和刘玉发正在交往，那位又说什么，我不记得了。整整折腾了一个下午。就像在演戏，我说这些，也许没人相信，但这却是事实。也可以想象，在男士眼中，高挥自有她的迷人的媚力。

    1959年战犯特赦和右派摘帽是同时宣布的，记得是在10月1日国庆节那天。那时我和1000多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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