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结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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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了,梦散了。这五年我并没有把民办教师当做跳板,而是在中师函授,文学刊授中度过。我也是教学成绩最好的,最受学生喜欢的老师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农村身为长子,无力帮家里挣钱,只好遵从父母的意愿:早成家,为七口之家减轻一点负担。
1987年结婚了,所谓工资还是每月19元钱,半年地方政府发一次补贴,每月40元。自己耕种着几分农田,课余时间侍弄几分菜园,行情好的时候可以换几个钱。我是个勤快人,种地不偷懒,粮食、蔬菜长的不比别人的差,但是,每年还要缴纳各种集资,公粮,所生产的粮食不够吃的。第二年儿子出生了,负担更重了。结婚后的几年里,每年都要去全家种地的伯父二哥家借粮食吃。
1988年初秋,春玉米快下来了。家里借的粮食又吃完了,我到自己家的玉米地里看看,玉米还嫩着,再过三四天才可以磨糊子烙煎饼。
回家后,妻子问:“明天吃什么?再去借点吧。”
我在回家路上,看到邻村早熟品种已经熟了,就对她说:“有办法,你不用着急明天早晨尽管去磨糊子就是。”
夜深人静了,我骑自行车来到邻村玉米地,心快跳出口。镇定一会,忐忑不安的对着袋子掰下二三十个玉米,那咔嚓、咔嚓的声音刺耳又刺心。回到家,在极度不安中剥了半桶鲜玉米。第二天,让妻子去外村磨成煎饼糊子,度过了几天。
做民办教师,妻子有时在民办厂打工,的确感到养家糊口很难。我曾经到岚山考察水产,计划贷款购买三轮车,建小低温室,拉鱼卖鱼;这一年,大连一位亲戚承包了商场二楼,因为他知道我在卖菜的时候很会卖,要我去帮助经营管理。但是,从心理上离不开天天到我门口等我一起上班的学生。还有,经常听说马上取消“民办教师”的消息,这也是一种诱惑。所以,守着讲台在迟疑中又送走一个毕业班。
1989年,村里管理混乱。镇党委蹲点干部老陈,知道我经常为村里写点东西,涂抹标语,还有几次惩处痞子的故事。三次找我,二次找我母亲(母亲是老党员)做工作,要我辞掉民办教师,主持村里工作,说一年后入党,再公布支部书记。这时候,民办教师的春天又来了,李岚清副总理视察沂蒙山区教育的时候提出:“每年从初中中专招生计划中,划拨一部分名额给民办教师,给民办教师一个盼头、一份动力。”教龄满十年的民办教师,从1990年开始又可以考师范了。
1992年我的教龄终于够了十年,正好政策放宽:“凡是在编民办教师都可以参加考试。”这一年,全县960多名民办教师在县二中、三中参加了预选考试,我有幸夺得全县第一名。
阳光总在风雨后。按照当时地方政策我已经有专科函授毕业证,就在师范学习了三个多月,返回原单位。由于在1990年我就在国家级刊物少先队活动,省级刊物红蕾等发表东西,有很多课外活动获全国少工委等奖励,学校领导把我从村小直接调镇中心校工作。
1994年8月,按月领到了380元工资。1995年,年底我有了存款三千元。1996年全国基础教育“双基”验收,成为我国教育最灿烂的春天。中心校搬迁到全新大楼的新校,我随着部分骨干教师调动至此。
校舍搬迁,设备更新。工资也一路改革,一路攀升,今天每月2600元的工资也许在全国不算高,可2003年搬到学校一百多平米的家属楼,就花了12万。或许,可以说是乡镇小学教师的满足与骄傲。
现在,坐在阳光充足的副校长办公室,调度六处全部网络化教室,网络化办公室小学的教学情况,很满足哦。
楼下三辆车旁边刚刚泊下五辆轿车,马上要开六处村小校长会了。八辆私家车都不属于我,但我看了很舒服。
20年前的心结似乎清晰中,有些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