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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省游斗到宜宾的。我记得，他被两个红卫兵架着，站在那时刚建好主体的百货公司大楼的二层的雨罩上，下面还有工地的轨道和吊车，人们都围在楼前面，还有人向上面扔小的鹅卵石。上面的红卫兵的批斗词滔滔不绝，好像在演讲，也好像在煽动，总之，我只看热闹，是一点都听不懂的。后来，造反派全面夺取了政权，在全国成立了革委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
后来，宜宾市里的造反派有分裂成为了两派，以现在的工人文化宫外的人民路为界，以西的一派是红旗派占领了翠屏山；以东的另一派是保皇派占领了大观楼，山上、楼上都安装了多个高音喇叭，昼夜宣传中央文件精神，也在互相攻击对方，都标榜自己那派才是真正保卫毛主席的捍卫者，激烈地贬低对方，闹得全城乌烟瘴气。这是派性之间的文攻，这样越演越烈，开始升级为格斗和群殴。当时修建西门金沙江铁路大桥的桥工对也参加了武斗，他们头戴藤帽，手握又长又尖钢钎，尖下面还打了个倒钩，刺进人体后，再拉出了会把内脏一起带出，惨不忍睹。还有在大木棒上钉上很多大铁钉，叫恩威棒，打在人身上，满是血蜂窝。用砖头、石灰、鹅卵石当武器是很常见的了，天天都有人死亡和受伤，沿水溪一路都是横尸，那时我母亲还每天经过那里，去真武山后山宜宾军分区的工地上班，母亲多勇敢啊！有一天，我们住东城的造反派来通知，说各家各户都要准备好石灰包和砖头，来痛击西城派的进攻。那时，两派的武斗在不断升级，有的人已经有了步枪和手枪，还有手榴弹，小钢炮，高射机枪。记得宜宾的造反派去支援泸州的红联站和麻联站的武斗，早晨大概有好几百人，乘船从合江门出发，沿江而下。下午就运回来些牺牲者，造反派用卡车厢三面挡板放下来，把尸体平放在车厢上，车厢前面站着一些吹号的，吹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人民的幸福，我们就不怕牺牲”的调子，沿东西南北四大街游行。另一些人在车上向天不断地鸣枪，以示悼念。弹壳四处飞落，我们小孩子就喜欢去抢那些落地的弹壳，有些还是很烫手的。那些死去的小伙子被革委会追认为烈士，埋在真武山后山的烈士陵园，就是现在开辟成为的芭蕉林农家乐的山包。后来支左的军代表来宜宾，就住在现在的人民路叙府宾馆，造反派的人去夺他们的枪，他们又不许开枪自卫，有的解放军战士被打伤，枪被抢。没有多久，听说支左的7791大部队来了，那晚，我们也去东街看，他们整齐地肩扛着步枪从东街开向西门，刺刀寒光闪闪。紧接着就收缴了两派的各种武器，才平息了宜宾的武斗，保证了社会的安宁。
那时，学校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精神指导下，我小学读了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在小学实际上根本没有系统地读书，老师们也主要参加文革的各种活动了。学生也去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如当交通管理员，扫街，跳忠字舞，红缨枪队的操练等。上午学习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还要求背诵，下午就搞各种活动。我从宜宾市一中的初中毕业后，进高中开始了升上学考试，那时宜宾市一中高76级就招四个班，我初中的好些同学都没有读上高中了。在“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指导下，我们上午上课，课程也基本开齐了。下午也就主要参加体育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在学校花园里栽中草药，为修建学校的防空洞到翠屏山上挖墓石，再抬回学校，每班还有石方任务的。有时也停课去农村收割麦子；去军分区的军械所，学习枪械的知识，过军事生活，大雨之夜参加紧急集合和夜行军；去农机厂学习脱麦机的安装；还去工农兵医院的中医药房学习配中药；暑假农技老师还组织我们沿宜—珙铁路步行到珙县采中草药，再用火车托运回校，供学校制药厂用。这些活动，虽然荒废了些学业，也为我们后来的社会生活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周恩来逝世后，举国哀悼，学校也组织了悼念活动。美术老师，唐献瑞用炭精画了巨幅周恩来总理的遗像，像的周围用柏香枝条扎好。开追悼会那天，全体师生无不哀恸，失声痛哭，那个悲痛场景，我永生难忘。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了，开始吹风说要恢复全国的高考制度，学校的教学也开始加强了，还开设了英语，虽然只是教些政治口号，但是，增进了我们对英语的了解和兴趣。后来，又是“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又下台了，高考也泡汤了。高中毕业了，我还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到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唐山大地震后，毛泽东主席的逝世，粉碎“四人帮”后，文革结束，高考恢复，我参加了首次高考，考入了师范，才又开始了自己的求学路，也迎来了新的人生。
201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