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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新兵连对于新兵来说,也只仅仅是对部队生活的一个适应过程,是走上军人的第一步。刚来咋到总认为艰苦,难以坚持,大家盼望着早日结束新兵生活,到老连队去。日子像是凝固了一样,三个月的时间显得那么漫长,那么遥远,在期待中终于盼到了新兵生活结束。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柳树刚刚吐芽,那叶子象春茶,既细又尖,只等待采茶姑娘的纤纤细手来采摘;低飞的小燕子时而俯冲时而攀升,时而叼一口细泥飞到屋里筑巢;阳光照到身上暖融融的,我们背着背包,带着所有的生活用具,列队在村子里的一个打谷场上,等待分配到老兵连队。

    叫到名字的第一批有十几个人,他们有的去了师里的后勤部门,有的去了团里后勤上,一个个兴高采烈的随着带兵的头儿走了。接下来是大批到步兵连的,一下子走了几十个,剩下我们最后的十几个人被分配到团直属连队,我被分配到了八二无后坐力炮连,带我们走的是个姓孟的排长,个子估计不到一米六五,黑脸膛,小瘦脸,细细的小长眼睛倒是挺精神的,好像能看到你的心里。在我的心目中,军官应该是高大魁梧的身材,仪表堂堂一表人才,看到这样一个军官,感觉挺不舒服,不免产生一种鄙视的心里。然而,一句话改变了我对他的映像“弟兄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了,将来大家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出发”简单的几句话说的大伙儿心里暖融融的,一下子他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高大了许多。

    孟排长带领我们一行四人边走边聊,十几里的路程一个小时多一点就到了连队驻地“朝阳村”该村离县城只有二里远,是一个大村子,有三千多人,据指导员介绍,村里情况复杂,解放前阎锡山部队师长以上的将领就有四人,团级以下军官好几十人,地、富、反、坏、右分子不在少数,还经常有阶级敌人搞破坏,曾经有人袭击我们武器库站岗哨兵,往战士们吃的水里投毒,还有一些坏女人想方设法勾引我们战士,是一个水很深的大染缸,要求每位战士必须提高革命的警惕,防止上当,防止被坏人拉下水。

    我被分配在二排四班,排长是68年的老兵,河北人,个子和孟排长差不多,也是不到1。68米,眼睛挺大的,和我们住在一个屋子里,他单独一人一张床,我们班六个人挤在一个大炕上,我们班分来新兵三个人,和我一个县来的一人,四川遂宁一人。我们刚到的第二天,部队就举行了隆重的欢送老兵退役仪式,全连集中在一起,连里所有领导都到了,第一次看到了连长的英姿,黑黑的脸膛,一米七八的大个子,满脸老腮胡子,地道的河南腔调,讲话大嗓门,使我一下子想起了电影里的匪兵连长,腰挎手枪,敞着怀,歪戴着帽子,嘴里叼着个大烟锅,不知为什么,冒出这样一个念头,当然是一闪而过。副连长也是河南人,长的有点象“沙家浜”里的刁德一,阴险、毒辣,还不善言谈,让人生畏;指导员也是满口的河南腔,个子不高,圆圆的大脸盘,一副弥勒佛样子,说话慢条斯理,有点老谋神算的样子。再看全连的战士们,不知道是怎样分配的,一律的小个子,象我这样1。75米的个子,像是羊群里的一头大象,真所谓鹤立鸡群,我说不上自豪,也说不上悲哀。这就是我盼望已久的部队吗?靠这样的部队能打仗吗?在新兵连给我们讲传统的时候,我们是一支英雄部队啊!抗日战争时期,驰骋在华北大平原上,是一支让鬼子闻风丧胆的部队;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过淮海战役,抗美援朝,被授予“大功团”称号。但是,眼前的情景让我有点失望,我头脑里原来对部队美好的映像一下子消失殆尽。

    欢送走老兵,部队开始走上正规,除每天早操走走队列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军事训练,主要任务是部队搞营房建设。我们所在的部队是换防从河北邯郸调到山西的,营房地址选在距县城一公里的火车站南边,占地三百多亩,我们住的村子离施工现场很近,我们连的任务是为施工队伍当小工,负责调灰、搬砖,帮助施工队往墙上抹底灰,比起烧砖,到山上开炮炸石头的连队要轻松的多,也舒服的多。虽说到了夏天,因我们是室内劳动,免受了烈日暴晒,风吹雨淋,算是比较好的工作。

    白天施工,晚上站岗是少不了的,主要是武器库和伙房,连里一再要求绝对要提高警惕,严防敌人破坏。每次站岗一个半小时,要说时间不算太长,当过兵的人都知道,站头班岗最好,不影响休息,什么事也不误,第二班最不好,刚睡下还没有睡实在就被叫醒,夏天还无所谓,冬天最难受,因此,谁也不愿站二班岗,但谁也没有办法改变,军人唯有服从命令。

    记得有一次我和班里的一个老兵一起站的是第三班岗,在院里溜了一会,估计老兵瞌睡虫来了想睡觉,告诉我不要乱跑,就在武器库和伙房的中间站着,他要到房顶上看看。忻州地区老百姓住的房子都是那种矮小的平房,一是保温,二是造价很低,房顶全部是平的,收秋打夏收获的粮食都要在房顶上晾晒,夏天热的时候人们就在房顶上睡觉。老兵上到房顶,在上面站了一会,就坐到房檐边上,两手抱抢,两条腿吊到下面,一会就听见“呼噜”声。可能是做梦也可能是受了惊吓,或者睡的太死,只听见“扑通”一声,老兵连枪带人从房顶上摔了下来,我一看是老兵摔倒院子中间,赶忙过去扶他,老兵这时候已经从睡梦中醒来,头脑很清醒,和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不要管我,看看枪摔坏了没有”我佩服老兵爱护武器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的精神,遵照老兵指示,我一看枪托的木头部分摔坏,刺刀和枪分了家。这时候老兵也从地上爬了起来,一瘸一拐的走到我身边,我最怕的是老兵摔断胳膊或者腿,我帮他活动了活动,好在没有伤到骨头。老兵让我保密,谁也不让告诉,我一个新兵,没有办法,只能按照老兵的要求办。枪摔坏了怎么向连里交代?老兵说他向连长汇报。下一班接岗,连枪带子弹都要交接,接班的一看枪坏了,死活不接,无奈老兵把我叫到一边,如此这般的交代了一番,让我先回去报告排长。我把排长从睡梦中叫醒,按照老兵的吩咐向排长作了汇报,排长和我一起又返回武器库,先让下一班接了岗,事故第二天处理。

    针对这一件事情,连里大会小会不知开了多少次,老兵最后还是如实交代了全部经过,连里给老兵一个记过处分,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我虽没有因此事受到牵连,但在我心目中有了一道阴影,一辈子为此事懊恼。

    尽管全团都在施工,可宣传部门对部队的教育和宣传工作没有放松,经常举办读书会、赛歌会、黑板报比赛。我们那个年代高中毕业参军的还很少,象我这样文化程度的人也算是凤毛麟角,很自然的连队好多宣传方面的工作都落在了我的头上,最起码减少了许多体力劳动,有时候一干就是一周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也乐于接受这样的工作,既发挥了我的特长,又锻炼我的写作才能,尤其是黑板报,每周换一次,黑板报图文并茂,内容丰富,字写得又漂亮,基本每次评比都在前几名,时间一长,团里宣传股的丁干事就和我混的很熟,丁干事是天津人,精干利落,尤其穿着很讲究,虽说大家穿的都是军装,但丁干事的军装既干净又整洁,裤子洗好后每次都要在枕头下边压上几天,裤缝笔直,皮鞋擦得铮亮。天津人的小嘴在全国也是出了名的能说,什么事也能说得天花乱坠,有时候云里雾里,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们是战士,只能听他胡吹乱侃,还让你佩服的五体投地。

    一天,指导员把我叫到连部,说让到团政治处报到,具体工作报到后安排。第一感觉是好事,一个新兵没有考虑那么多,肯定不会是提干,估计是搞宣传工作,不论干什么比在连队施工要好得多,于是我痛快的答应了,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五

    人逢喜事精神爽,感觉天也蓝了,地也绿了,施工的工地虽说到处都是砖瓦、黄沙,水泥,一片一片的泥水,一堆一堆的石料,这时候在我眼里已经变的那么亲切可爱,所有的人都那么和蔼可亲,连哪两个小个子排长在我眼里变的高大起来。我从连部出来及时回到驻地,收拾东西,整理背包,冲冲的和几位老乡做了简单的告别。没有想到和我一起站岗的老兵听说我要调走,专门跑到军人服务社买了个笔记本送给我,并郑重地签下他的大名,至今我还保存着老兵送给我的笔记本,那是因为我们俩有一夜不平凡的经历。

    在八二无后座力炮连待了仅仅半年时间,战友们之间的感情还没有建立的那么深厚,我也没有作出多大贡献,但毕竟那是我从军后第一个工作战斗过的地方,哪里有可敬的连队首长,有来自五湖四海操着各种方言的战友,和他们共同磨爬滚打了半年之久,心里总有一种割舍不下的情怀。我接到的是命令,无论是刀山还是火海必须服从,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连队到团政治处报了到。

    营房还没有建好,团部就驻扎在刚建好的家属区,院子不算太大,有十几排平房,政治处在院子的南部一排平房里,我找到政治处办公室,只见里面坐着一个年纪不大,个子不高,穿四个兜衣服干部模样的人。我在门外喊了一声“报告”进去后,给那位干部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他上下打量了一番,问我有什么事,我赶忙向前一步说接到政治处通知让我前来报到的。他翻开记录本看了看,把我领到隔壁房间一个姓刘的副主任房间,刘副主任操着一口湖南话问我,叫什么名字,在家乡是干什么的、有什么特长、什么学校毕业,我一一回答了他的问话。然后他才告诉我,把我调到团电影组放电影,画幻灯,开会写会标,并介绍了电影组的情况,随后打电话叫来了电影组长。组长人挺清瘦,像个兵痞,军姿不整,歪戴个帽子,看上去人挺和气,好像没有睡醒一样。看见组长我立即敬礼,组长自我介绍,姓赵,68年的老兵,河北人。

    组长把我领到电影组居住的另一排平房的一个房间里,那是一个三室一厅的家属房,一进门在过道里堆放着电影机箱子好几个,胶鞋、布鞋、不穿的脏衣服满地都是,床上的被子也没有叠,另一个床上还有一个人在睡觉,桌子上一层厚厚的灰尘,组长安排我住在另一个房间的一张床上。我把背包放进去,简单的铺了一下床铺,就开始打扫卫生,先把满地堆放的电影机箱子整理好,然后把桌子擦干净,用水把地洗了一遍,整个房间才焕然一新,有了一点生气,阳光也明媚了许多。这时候在床上睡觉的老兵醒了,睁眼看了看我,问我你就是新来的小白吧,我立即给老兵敬礼,回答老兵的问题。老兵姓许,满脸老腮胡子,黑黑的脸膛,不善言谈,看见他起床后,我立即给他整内务。老许说,不用整了,咱们这地方没有人来,也没有人检查过,整了也没人看。我毕竟在连队待了半年多,已经适应了那种紧张而有节奏的生活,一下子到新的环境真有点适应不了。我还是按照连队的要求把房间整理的仅仅有条,最起码感觉舒服了许多。

    六

    电影组只有两名战士一个干部,组长、老许和我,组长和老许是同年兵,又是老乡,他们以哥弟相称,穿衣,抽烟,甚至花钱基本不分你我,组长每月54元钱,除往家里寄去30元外,其余的我们仨打了平伙。开始我还不会抽烟,在两位老兵的带领下,没有几天我的烟瘾和他们不差上下,很快和他俩并驾齐驱,没事的时候,我们一起吞云吐雾,喝茶聊天。组长爱好书法,毛笔字在我们团里算的上首屈一指,老许写会标也堪称一绝,据说是当红卫兵写大字报练就的工夫,绘画一般,画出来的幻灯也还能看出个眉眉眼眼,估计在全团算得上凤毛麟角。我恭恭敬敬的拜他们为师,在学放映的同时,认真的学习其它方面的知识。

    那时候电影很少,每周大概有一部,并且是住山西部队轮换传递影片,好点的或者新片只能在我们团里停留一天,在短时间内就的传到其它部队。影片拿回来都是没有倒过来的反片,首先要检查影片有没有划伤,有没有剪接,一般剪去三五个镜头,放映时没有人能看出来,剪的多了画面就会出现不连接,说话不连贯,影响放映效果,关键是军供站发现后,就会停供,战士们不允许,领导更不会轻饶,因此,每次影片来了必须认真的检查,一边倒片,一边把划伤的地方详细记录下来,另外,把烧伤划伤的地方剪掉,再用胶水粘接好,填写到随影片的记录本,以便把责任分清。

    我记得我们经常放的就是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称为“老三战”哪些影片由于长时期的放映,旧的不能再旧,破的不能再破,每次从车站取回来都要反复的检查,认真的粘接。八个“样板戏”翻来覆去的放了不知多少次,偶尔有一个新片也是配合当时的形势而拍的,如金光大道等,有教育意义,群众喜闻乐见的影片屈指可数。地方的影片一般都比我们晚半月或者一个月,而且是卖票观看,部队是免费的,因此盼望部队放电影就成了老百姓最大的期盼,一部朝鲜的卖花姑娘人们倾巢出动,万人空巷,老乡跑几十里专门来部队看电影,有时候我们只能给他们放专场,满足群众的需求。

    记得闪闪红星影片刚到部队,礼堂还没有建好,放映场地仍然在家属区外的露天广场,而且只能在晚上放映,影片在我们部队只有一天时间,况且部队住的比较分散,全团兩三千人,一场又看不完,附近的一个通讯部队提出来他们也要和我们跑片放一场,这样晚上就得连轴转。白天,在宿舍先放了一遍,检查片子中间是否有问题,在万无一失的情况下,下午五点多我们早早就把银幕挂好,把机器架好,团里安排三个营先看,加上驻地的老百姓早就盼望着看这场电影,开映前一个小时,部队还没有到现场,整个放映场就挤的水泄不通,那时候群众的文化生活太单调了,除了电影外再没有可供群众娱乐的东西,人们盼望电影也就可想而知了。

    组长和老许放,我负责跑片倒片。所谓“跑片”内行人都知道,就是在一个放映场先开始演,两本片演完,另一个放映场的跑片员等着取下的两本影片,骑自行车返回,把片子倒好,等着放映。一般一部片子有十二或者十四本,每场下来需要跑五到六趟,通讯部队离我们有三公里远,一场要跑三十多公里,好在那时候年轻,也不觉得有多累。

    每年师里幻灯汇演是一件最头疼的事情。我在老许的帮助下也画过几幅,那只是打下手,他用线条勾好,我着色,或者是整理写解说词。连续参加几年都没有获过奖,因为老许的技术不怎么样,教出我这个徒弟也扯淡,为此,团政委,政治处主任批评了好多次,为了提高各团幻灯技艺,师里举办了一期培训班,团里派我参加,为我们授课的是全太安老师。全老师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专攻国画,到部队锻炼完就留在了部队。送子下乡的国画就出自他手,在全军绘画评比获得一等奖,全国各大报刊和解放军画报以及各省的杂志画报都刊登过,红极一时,在军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全老师现在是河北画院的院长,著名国画家,好多作品被国家博物馆收藏。全老师用语言播种,用彩笔耕耘,用汗水浇灌,用心血滋润,他循循善诱,手把手的教,一笔一划的改。在我们学素描期间,一个物体放在各种角度让我们画,从用光,色彩到成品,他一丝不苟的讲解;尤其是学人物素描,全老师亲自给我们当模特,一坐一上午,从来没有怨言;但对我们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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