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诗歌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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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诗歌生涯开始于1985年，在我的高中同学高远、陈云源的影响下，我开始尝试古体诗词的写作。当然，这部份作品是不成熟的。

    1987年我果断地转向了新诗的创作。这种转变有其认识前提。第一，我认为当代生活是充满生机的个性化生活，古体诗词因为格律的束缚，已丧失了对这种个性化生活的把握。第二，我认为中国古体诗词创作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以李白为首的中国诗人已在这个范畴内攀上不可逾越的高峰，我无须赶赴这个夜阑席散的宴会。第三，我认为中国新诗八十年的发展史上还个曾出现过成熟的典范性的作品，我们这—代人当仁不让，负有把新诗推上金光大道的历史使命。

    我的诗歌创作活动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充满艰辛与误解的民间道路。尽管到目前为止，国内和海外的文学刊物发表了我一定数量的诗歌作品，但我的主要影响仍然在人民大众之中，仍然是非官方的。

    从87年开始创作我的首批乡村题材作品，90年过渡到爱情诗、咏物诗、政治抒情诗，我一旦拿出了新作，就立刻到各种聚会上去当众朗诵，校园、餐厅、马路、广场、工地、到处是我的活动空间。我所到之处，无论是几个文友的聚会，还是万头攒动的公开场面、人民群众的反响是无比热烈的，包括作家、学者、官员、工人、教师、农民、青年学生在内的各色人等，把肯定、热爱和友谊统统捧到我怀里。我可以欣慰地说，在当代中国，没有几个诗人象我这样、在人群中这样买好。十年来，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选择的是正确的、并且是唯一正确的一条道路。我将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除此之外，除了活在人民心中之外，期刊上的名字、精美的书籍装帧、作协会员的头衔都是无济于事的。

    我的反对者也不是没有。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反对者无一例外地来自文学队伍内部，那些混入创作队伍的文痞和不懂装懂的学者，由于害怕我的成功，并且嫉妒人民对我的热爱，必然要利用一切机会，不择手段地诽谤我、诬蔑我、打击我、排斥我。好在这种打击本身就象村妇的谩骂那样苍白无力，象浮冰经不起日晒。

    我的诗歌主张

    我无意于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至少目前是这样的。事实上我一直用自己的创作活动来实践和巩固自己的诗歌主张。我的诗歌主张包括这样一些内容：

    第一、诗歌是英雄的事业。诗人的原型是历史上各民族的先知、诗人首先要致力于做一个思想斗土，要担负起正义代言人、人类良心这个角色、然后才谈得上使用语言文字。离开了崇高人格的塑造：诗艺的探求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基于这种认识，我断定无论在什么时代，诗歌的主流必然是英雄主义、诗歌的主题必然是拯救。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的作品中，即使是爱的颂歌，也不免有刀兵之气。

    诗歌的旨趣与小说、散文这种消闲产品有天壤之别。

    第二，诗歌活在声音之中。我认为诗歌的阅读效果远远不如其他文体，诗歌的生命只能在声音中唤醒和延续。诗人朗诵自己作品的过程，就是诗歌之火燃烧的过程，光和热瞬间喷发。大多数人把诗歌文本错认为诗本身，这是一个有待澄清的认识误区。在这一点上我认为电视与诗歌的关系比报刊更直接。

    第三，在诗艺上我提倡纯粹的语言、饱满的情感、高贵的气质，以及与这一切密切相关的艺术效果：清澈的理性、朴素的表达、立竿见影的情感打击力、这一切都是诗歌指向不朽的基本因素。我坚决反对那种旨趣卑琐、表达上婆婆妈妈、情感上短斤缺两、结构气象上鸡零狗碎的东西。

    我对当代诗歌的认识

    当代诗歌的创作成就是相当可观的，但我指的不是报刊上公开发表的那一部分、真诗在民间。就公开发表的那一部分诗，我可以作一个简单的分析和评价、这类作品沉陷于修辞，丧失了诗歌精神；在凸显哲理的旗帜下背离了思想、这是一些伪诗。

    当代西方诗歌，从二战结束到现在，一直没有多少起色，在艺术技巧的探索上钻牛角尖，自己走进死胡同的同时，也诱使相当部分中国诗人陪毙。

    我的诗歌理想

    我认为诗歌是一条可靠的途径，我可以凭借它从人群中找到真正的知音。因为在物欲横流的当代，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了解日见艰难。有人天生是我们的同道，有人一落地就站在我们反面。人生的使命就是把我们的同道从人群中一一辨认出来。诗歌就是我们的眼睛。

    如果你是一见钟情的倾听者，我会万分欣喜，如果你并没有对我的作品一见倾心，我不赞成你继续欣赏乃至浪费生命。在这里请允许我借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句式对所有的人说一句话：

    你是我的知音你留一留步

    你不是我的知音你走你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