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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阜康独家就有四十万，岂能算少？不过胡雪岩也知道他挪用了一部分，心想，四十万虽不足，三十万应该是有的，垫上十万两银子还不足为忧。
话虽如此，也不妨再问一句：“如果调度不过来，你有什么打算？”
这话就问得怪了！宓本常心想，现银不足，自然是向“联号”调动，无所谓“打算”他问这话，是否有言外之意？
一时不暇细想，只有先大包大揽敷衍了眼前再说“不会调度不过来的。上海、汉口、杭州三十三处的收支情形，我都很清楚，垫十万银子，不算回事。”他又加了一句“宁波两个号子，经常有十几万银子在那里。”
这是为了掩饰他利用客户的名义，挪用存款。“光棍一点就透”胡雪岩认为他是在暗示，承认他挪用了十几万银子，必要时他会想法子补足。这样就更放心了。
但他不知道，市面上的谣言已很盛了；说胡雪岩摇摇欲坠，一说他跟洋人在丝茧上斗法，已经落了下风，上海虽无动静，但存在天津堆栈里的丝，贱价出售，尚无买主。
又一说便是应付洋债，到期无法清偿。这个传说，又分两种，一种是说，胡雪岩虽好面子，但周转不灵，无法如期交付，已请求洋人展限，尚在交涉之中；又一种说法是，上海道衙门已陆陆续续将各省协饷交付阜康，却为阜康的档手宓本常私下弥补了自己的亏空。
谣言必须有佐证才能取信于人，这佐证是个疑问：胡雪岩十一月初五嫁女儿，而他本人却一直逗留在上海，为什么？
为的是他的“头寸”摆不平。否则以胡雪岩的作风，老早就该回杭州去办喜事了。
这个说法，非常有力，因为人人都能看出这是件大出情理之外的事。但胡雪岩是“财神”远近皆知，所以大家疑忧虽深，总还有一种想法，既名“财神”自有他莫测的高深，且等着看一看再说。
看到什么时候呢？十月底，看胡雪岩过得了关，过不了关。
这些消息——一半假、一半真，似谣言非谣言的传言，大半是盛宣怀与邵友濂通过汇丰银行传出来的。因此众所瞩目的十月三十那天，有许多人到汇丰银行去打听消息，但更多的人是到阜康钱庄去察看动静。
“胡大先生在不在？”有个衣冠楚楚的中年人踉阜康的伙计说“我来看胡大先生。”
“胡大先生回杭州了。”
“回杭州了？”
“是啊！胡府上十一月初办喜事，胡大先生当然要赶回去。”
“幄，既然如此，应该早就动身了啊！为啥”
为啥？这一问谁也无法回答。那衣冠楚楚的中年人，便是盛宣怀所遣派的散播谣言的使者，他问别人说：胡雪岩看看事情不了，遁回杭州了。
于是当天下午就有人持着阜康的银票来兑现，第一个来的“凭票付银”五百两，说是要行聘礼，不但要现银，而且最好是刚出炉的“官宝”阜康的伙计，一向对顾客很巴结，特为到库房里去要了十个簇新的大元宝，其中有几个还贴着红纸剪成的双喜，正就是喜事人家的存款。
第二个来兑现八百两，没有说理由，伙计也不能问理由，这也是常有的事，无足为奇，但第三个就不对了。
这个人是带了一辆板车、两个脚夫来的，交到柜上一共七张银票，总数两万一千四百两。象这样大笔兑现银，除非军营发恼，但都是事先有关照的。
伙计看苗头不对，赔着笑脸说：“请里面坐，吃杯茶，歇一歇。”
“好，好，费你的心。”说完，那人徐步走到客座，接受款待。
这时宓本常已接到报告，觉得事有蹊跷，便赶出来亲自接待，很客气地请教：“贵姓？”
“敝姓朱。请教！”
“我姓亦，宝盖下面一个必字。”宓本常说：“听说朱先生要兑现银？”
“是的。”
“两万多现银，就是一千两百多斤，大元宝四百多个，搬起来很不方便。”
宓本常又说：“阜康做生意，一向要为主顾打算妥当，不晓得朱先生要这笔现银啥用场，看看能不能汇到那里，或者照朱先生指定的数目，分开来换票，岂不是省事得多。”
“多谢关照。”姓朱的说：“这笔款子，有个无可奈何的用场，我不便奉告。总而言之，人家指定要现银，我就不能不照办。我也知道搬起来很笨重，所以带了车子带了人来的。”
话说到这样，至矣尽矣，宓本常如果再饶一句舌，就等于自己在金字招牌砍了一刀，所以喏喏连声，马上关照开库付银。
银子的式样很多，而两万多不是个小数目，也无法全付五十两一个的大元宝，大小拼凑，还要算成色，颇为费事。
银子是装了木箱的，开一箱，验一箱，算一箱，搬一箱，于是聚集了许多看热闹的人，议论纷纷，到最后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疑问：莫非阜康的票子都靠不住，所以人家才要提现？
等姓朱的一走，阜康则到了打烊的时候，上了排门吃夜饭。宓本常神情诅丧，食不下咽，勉强吃了半碗饭，站起身来，向几个重要的伙计招招手，到后面楼上他卧室中去密谈。
“我看要出鬼！”他问：“现银还有多少？”
“一万八千多，”管库的说。
“只有一万八千多？”宓本常又问“应收应解的一共多少？”
于是拿总帐跟流水帐来看，应收的是外国银行的存款及各钱庄的票据，总共十五万六千多两，应付的只能算各联号通知的汇款，一共六万两左右，开出的银票，就无法计算了。
“这样子，今天要连夜去接头。都是大先生的事业，急难相扶。他们有多少现银，开个数目给我，要紧要慢的时候，请他们撑一撑腰。”
所谓“他们”是指胡雪岩在上海所设的典当、丝行、茧行。阜康四个重要的伙计，奔走半夜情况大致都清楚了，能够集中的现银，不过十二万两。
宓本常将应收应付的帐目，重新仔细核算了一下，能够动用的现银，总数是二十三万两左右。
“应该是够了。”宓本常说：“只要不出鬼，就不要紧。”他突然想起大声喊道：“阿章，阿章！”
阿章是学徒中的头脑，快要出师了，一向经管阜康的杂务，已经上床了，复又被喊了起来说话。
“你‘大仙’供了没有？”
“供大仙是初二、十六，今天是月底。”
“提前供，提前供！现在就供。”
所谓“大仙”就是狐仙，初二、十六上供，一碗烧酒，十个白的蛋，酒是现成，蛋要上街去买。时已午夜，敲排门去买了蛋来，煮好上供，阿章上床已经两点钟了。
第二天在床上被人叫醒，来叫他的是他的师兄弟小毛“阿章，阿章！”他气急败坏地说：“真的出鬼了！”
“你说啥？”
“你听！”
阿章侧耳静听了一下，除了市声以外，别无他异，不由得诧异地问：“你叫我听啥？”
“你听人声！”
说破了，果然，人声似乎比往日要嘈杂，但“人声”与“鬼”又何干？
“你们去看看，排门还没有卸，主顾已经在排长龙了。”
阿章一听，残余的睡意都吓得无影无踪了，急忙起来，匆匆洗把脸赶到店堂里，只见宓本常仰脸看着高悬在壁的自鸣钟。
钟上指着八点五十分，再有十分钟就要卸排门了，就这时只听宓本常顿一顿足说：“迟开不如早开，开！”
于是刚刚起床的阿章，即时参加工作，排门刚卸下一扇，人群如潮水般涌来，将他挤倒在地，阿章在叫：“要出人命了！要出人命了！”
幸而巡捕已经赶到，头裹红布的“印度阿三”上海人虽说司空见惯，但警棍一场，还是有相当的弹压作用，数百顾客，总算仍旧排好长龙。巡捕中的小头目，上海人称之为“三道头”进入阜康，操着山东腔的中国话问道：“谁是掌柜？”
“是我！”宓本常挺身而出。
“你开钱庄？”
“钱庄不是阿拉开的，不过归阿拉管。”
“只要是你管就好。快把银子搬出来，打发人家走路，免得把市面弄坏。”
“银子有的是。三道头，拜托你维持维持秩序，一个一个来。”
三道头点点头，朝柜台外面大声说道：“银子有的是，统通有，一个一个来！”
这一声喊，顾客又安静了些。伙计们都是预先受过叮嘱的，动作尽量放慢，有的拿存折来提存，需要结算利息，那一来就更慢了，站柜台的六个人，一个钟头只料理了四五十个客户，被提走的银子，不到一万，看样子局面可以稳住了。
到了近午时分，来了一个瘦小老者，打开手巾包，将一扣存折递进柜台，口中说道：“提十万。”
声音虽不高，但宓本常听来，恰如焦雷轰顶，急心亲自赶上来应付，先看折子户名，上写“馥记”二字，暗暗叫一声“不妙！”
“请问贵姓？”
“敝姓毛。”
“毛先生跟兆馥先生怎么称呼？”
“朋友。”
“幄。毛先生请里面坐。”
“也好。”
姓毛的徐步踏入客座，小徒弟茶烟伺候，等坐定了，宓本常问道：“毛先生是代兆馥先生来提十万银子？”
“是的。”
“不晓得在什么地方用，请毛先生吩咐下来，好打票子。”
“在本地用。”
“票子打几张？
姓毛的抬眼看了一下，慢吞吞地问道：“你是打哪里的票子？”
宓本常一慢，心想自然是打阜康的银票，他这样明知故问，必有缘故在内，因而便探问他说：“毛先生要打哪里的票子？”
“汇丰。”
宓本常心里又是一跳，汇丰的存款只有六万多，开十万的支票，要用别家的庄票去补足，按规定当天不能抵用，虽可情商通融，但苦于无法抽空，而且当此要紧关头，去向汇丰讨情面，风声一传，有损信用。
转念到此，心想与其向汇丰情商，何不舍远就近向姓毛的情商“毛先生，”他说：“可不可以分开来开？”
“怎样分法？”
“一半汇丰、一半开本号的票子？”
姓毛的微微一笑“不必了。”他说：“请你把存折还给我。”
宓本常心想，果不其然，是张兆馥耍花样，原来“馥记”便是张兆馥，此人做纱花生意，跟胡雪岩是朋友，宓本常也认识，有一回吃花酒，彼此都有了酒意，为一个姑娘转局，席面上闹得不大愉快。第二天宓本常酒醒以后，想起来大为不安，特意登门去赔不是，哪知张兆馥淡淡地答了一句：“我是你们东家的朋友，不必如此。”意思是不认他作朋友。如今派人上门来提存，自是不怀好意，不过何以要提又不提了，其中是何蹊跷，费人猜疑。
等将存折接到手，姓毛的说道：“你害我输了东道！”
“输了东道？”宓本常问道：“毛先生你同哪位赌东道？赌点啥？”
“自然是同张兆馥”
姓毛的说，这天上午他与张兆馥在城隍庙西园吃茶，听说阜康挤兑，张兆馥说情势可危，姓毛的认为阜康是金字招牌，可保无虞。张兆馥便说阜康在汇丰银行的存款，只怕不足十万，不信的话，可以去试一试，如果阜康能开出汇丰银行十万两的支票，他在长三堂子输一桌花酒，否则便是姓毛的作东。
糟糕到极点了！宓本常心想，晚上这一桌花酒吃下来，明天十里夷场上就不知道有多少人会传说：阜康在汇丰银行的存款，只得五万银子。
果然出现这样的情况，后果不堪设想，非力挽狂澜不可。宓本常左思右想，反复盘算，终于想到了一条路子，将上海道衙门应缴的协饷先去提了来，存在汇丰，作为阜康的头寸，明天有人来兑现提存，一律开汇丰的支票。
宓本常每回到上海道衙门去催款或打听消息，都找他的一个姓朱的同乡。这次一见面，姓朱的便问：“你怎么有工夫到这里来？”
宓本常愕然：“为什么我没有工夫？”他反问一句。
“听说阜康挤兑。”姓朱的说：“你不应该在店里照料吗？”
宓本常一惊，挤兑的消息已传到上海道衙门，催款的话就难说，但他的机变很快，心想正好用这件事来作借口“挤兑是说得过分了，不过提存的人比平常多，是真的，这都是十月二十一的一道上谕，沿江戒严，大家要逃难的缘故。阜康的头寸充足，尽管来提，不要紧。”他紧接着又说：“不过，胡大先生临走交代，要预备一笔款子，垫还洋款，如今这笔款子没有办法如数预备了，要请你老兄同邵大人说一说，收到多少先拨过来，看差多少，我好筹划。”
“好！”姓朱的毫不迟疑地说：“你来得巧，我们东家刚到，我先替你
去说。”
宓本常满心欢喜，而且不免得意，自觉想出来的这一招很高明，哪知姓朱的很快地就回来了，脸上却有狐疑的神气。
“你请放心回去好了，这笔洋款初十到期，由这里直接拨付，阜康一文钱都不必垫。”
宓本常一听变色，虽只是一瞬间的事，姓朱的已看在眼里，越加重了他的疑心“老宓，我倒问你句话，我们东家怪我，怎么不想一想，阜康现在挤兑，官款拨了过去，替你们填馅子，将来怎么交公帐。”他问“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打算？”
宓本常哪里肯承认！连连摇手：“没有这话，没有这话！”
“真的？”
“当然真的，’我怎么会骗你。”
“我想想你也不会骗我，不然，你等于叫我来‘掮木梢’，就不象朋友了。”
这话在宓本常是刺心的，惟有赔着笑道谢，告辞出来，脚步都软了，仿佛阜康是油锅火山等着他去跳似的。
回到阜康，他是从“灶披间”的后面进去的，大门外人声鼎沸，闻之心惊，进门未几，有个姓杜的伙计拦住他说：“宓先生，你不要到前面去！”
“为啥？”
“刚才来了两个大户，一个要提二十五万、一个要提十八万，我说上海的头寸，这年把没有松过，我们档手调头寸去了，他说明天再来，你一露面，我这话就不灵了。”
山穷水尽的窗本常真有柳暗花明之乐，心想说老实话也是个搪塞法子，这姓社的人很能干，站柜台的伙计，以他为首，千斤重担他挑得动，不如就让他来挑一挑。
于是他想了一下说：“不错！你就用这话来应付，你说请他们放心，我们光是丝就值几百万银子，大家犯不着来挤兑。”
“我懂。”杜伙计说：“不过今天过去了，明天要有交代。”
“那两个大户明天再来，你说我亲自到宁波去提现款，要五天工夫。”宓本常又说：“我真的要到宁波去一趟，现在就动身。”
“要吃中饭了，吃了饭再走。”
“哪里还吃得下饭。”宓本常拍拍他的肩“这里重重托你。等这个风潮过去了，我要在大先生面前好好保荐你。”
哪知道午后上门的客户更多了，大户也不比上午的两个好说话，人潮汹涌，群情愤慨，眼看要出事故，巡捕房派来的那个“三道头”追问宓本常何在？姓杜的只好说实话：“到宁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