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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表面上好像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实是恐怕于自己不利,但所设的口实,却往往见得极其公正而且堂皇。今年的禁用阴历2,原也是琐碎的,无关大体的事,但商家当然叫苦连天了。不特此也,连上海的无业游民,公司雇员,竟也常常慨然长叹,或者说这很不便于农家的耕种,或者说这很不便于海船的候潮。他们居然因此念起久不相干的乡下的农夫,海上的舟子来。这真像煞有些博爱。
一到阴历的十二月二十三,爆竹就到处毕毕剥剥。我问一家的店伙:“今年仍可以过旧历年,明年一准过新历年么?”那回答是:“明年又是明年,要明年再看了。”他并不信明年非过阳历年不可。但日历上,却诚然删掉了阴历,只存节气。然而一面在报章上,则出现了一百二十年阴阳合历3的广告。好,他们连曾孙玄孙时代的阴历,也已经给准备妥当了,一百二十年!
梁实秋先生们虽然很讨厌多数,但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4,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满足。假如竟有“好人政府”5,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们拉回旧道上去了。
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先生,他是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6我想,但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中国最初的排满革命,所以易得响应者,因为口号是“光复旧物”就是“复古”易于取得保守的人民同意的缘故。但到后来,竟没有历史上定例的开国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了一条辫子,就很为大家所不满了。
以后较新的改革,就著著失败,改革一两,反动十斤,例如上述的一年日历上不准注阴历,却来了阴阳合历一百二十年。
这种合历,欢迎的人们一定是很多的,因为这是风俗和习惯所拥护,所以也有风俗和习惯的后援。别的事也如此,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
现在已不是在书斋中,捧书本高谈宗教,法律,文艺,美术等等的时候了,即使要谈论这些,也必须先知道习惯和风俗,而且有正视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因为倘不看清,就无从改革。仅大叫未来的光明,其实是欺骗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听众的。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三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2禁用阴历指一九二九年十月七日国民党当局发布的通令,其中规定:“凡商家帐目,民间契纸及一切签据,自十九年(按即一九三年)一月一日起一律适用国历,如附用阴历,法律即不生效。”
3一百二十年阴阳合历指一百二十年阴阳历对照表,中华学艺社编,上海华通书局印行。
4浪漫古典梁实秋曾出版过论文集浪漫的与古典的,宣扬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
5“好人政府”是胡适等人于一九二二年五月提出的政治主张,见努力周报第二期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今日政治改革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这里所说的“好人”、“社会上的优秀分子”都是胡适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自我标榜。一九三年前后,胡适、罗隆基等又在新月上老调重弹,目的在于参加国民党政府。
6乌略语夫通译乌里扬诺夫,即列宁。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曾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二页,一九七二年十月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