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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以来一年半之间,凡有对于我们的所谓批评文字中,最使我觉得气闷的滑稽的,是常燕生先生在一种月刊叫作长夜的上面,摆出公正脸孔,说我的作品至少还有十年生命的话2。记得前几年,狂飙停刊时,同时这位常燕生先生也曾有文章3发表,大意说狂飙攻击鲁迅,现在书店不愿出版了,安知(!)不是鲁迅运动了书店老板,加以迫害?于是接着大大地颂扬北洋军阀度量之宽宏。我还有些记性,所以在这回的公正脸孔上,仍然隐隐看见刺着那一篇锻炼文字；一面又想起陈源教授的批评法4:先举一些美点,以显示其公平,然而接着是许多大罪状——由公平的衡量而得的大罪状。将功折罪,归根结蒂,终于是“学匪”理应枭首挂在“正人君子”的旗下示众。所以我的经验是:毁或无妨,誉倒可怕,有时候是极其“汲汲乎殆哉”5的。更何况这位常燕生先生满身五色旗6气味,即令真心许我以作品的不灭,在我也好像宣统皇帝忽然龙心大悦,钦许我死后谥为“文忠”一般。于满肚气闷中的滑稽之余,仍只好诚惶诚恐,特别脱帽鞠躬,敬谢不敏之至了。
但在同是长夜的另一本上,有一篇刘大杰先生的文章7——这些文章,似乎中国的文艺论战上都未收载——我却很感激的读毕了,这或者就因为正如作者所说,和我素不相知,并无私人恩怨,夹杂其间的缘故。然而尤使我觉得有益的,是作者替我设法,以为在这样四面围剿之中,不如放下刀笔,暂且出洋；并且给我忠告,说是在一个人的生活史上留下几张白纸,也并无什么紧要。在仅仅一个人的生活史上,有了几张白纸,或者全本都是白纸,或者竟全本涂成黑纸,地球也决不会因此炸裂,我是早知道的。这回意外地所得的益处,是三十年来,若有所悟,而还是说不出简明扼要的纲领的做古文和做好人的方法,因此恍然抓住了辔头了。
其口诀曰:要做古文,做好人,必须做了一通,仍旧等于一张的白纸。
从前教我们作文的先生,并不传授什么马氏文通,文章作法8之流,一天到晚,只是读,做,读,做；做得不好,又读,又做。他却决不说坏处在那里,作文要怎样。一条暗胡同,一任你自己去摸索,走得通与否,大家听天由命。但偶然之间,也会不知怎么一来——真是“偶然之间”而且“不知怎么一来”——卷子上的文章,居然被涂改的少下去,留下的,而且有密圈的处所多起来了。于是学生满心欢喜,就照这样——真是自己也莫名其妙,不过是“照这样”——做下去,年深月久之后,先生就不再删改你的文章了,只在篇末批些“有书有笔,不蔓不枝”之类,到这时候,即可以算作“通”——自然,请高等批评家梁实秋先生来说,恐怕是不通的,但我是就世俗一般而言,所以也姑且从俗。
这一类文章,立意当然要清楚的,什么意见,倒在其次。譬如说,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罢,从正面说,发挥“其器不利,则工事不善”固可,即从反面说,偏以为“工以技为先,技不纯,则器虽利,而事亦不善”也无不可。就是关于皇帝的事,说“天皇圣明,臣罪当诛”固可,即说皇帝不好,一刀杀掉也无不可的,因为我们的孟夫子有言在先“闻诛独夫纣矣,未闻弑君也”9,现在我们圣人之徒,也正是这一个意思儿。但总之,要从头到底,一层一层说下去,弄得明明白白,还是天皇圣明呢,还是一刀杀掉,或者如果都不赞成,那也可以临末声明:“虽穷淫虐之威,而究有君臣之分,君子不为已甚,窃以为放诸四裔可矣”的。这样的做法,大概先生也未必不以为然,因为“中庸”10也是我们古圣贤的教训。
然而,以上是清朝末年的话,如果在清朝初年,倘有什么人去一告密,那可会“灭族”也说不定的,连主张“放诸四裔”也不行,这时他不和你来谈什么孟子孔子了。现在革命方才成功,情形大概也和清朝开国之初相仿。(不完)
这是“夜记”之五的小半篇。“夜记”这东西,是我于一九二七年起,想将偶然的感想,在灯下记出,留为一集的,那年就发表了两篇11。到得上海,有感于屠戮之凶,又做了一篇半,题为虐杀,先讲些日本幕府的磔杀耶教徒12,俄国皇帝的酷待革命党之类的事。但不久就遇到了大骂人道主义的风潮13,我也就借此偷懒,不再写下去,现在连稿子也不见了。
到得前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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