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偷走了我们的娱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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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用一下舒婷的诗句：我们象一头蜗牛，整天纺着疲惫的歌。用这句诗来形容现代人，我觉得一点也不过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无数的劳动者以血泪争取的8小时工作日，现在似乎与我们越走越远。我敢断言，除了国家公务人员及部分事业单位职工外，在企业里工作的劳动者中，无论是工人还是老板（老板可能更累），至少有一半人日工作时间远远大于8小时。国有企业稍好，私营企业则是重灾区。

    星期日被侵占，法定假日被侵占，甚至于“五一”国际劳动节也被侵占。得不到休息似乎永远有理由，让你休息一天，总是千难万难。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原生状态。我有时也不免要问，我挣钱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的是快乐吗？现在钱越挣越多，却怎么也快乐不起来！为什么？没有娱乐哪来快乐呢！那么，是谁偷走了我们娱乐的时间？

    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娱乐时间？最容易让人想起的是企业！是老板！正是他们追逐剩余价值与利润，让我们劳碌不停。可企业叫冤呢。“市场竞争这么剧烈残酷，让我们也不由自主，我们日工作时间才十二、三个小时，还有十五、六个小时的呢！你怎么不拿我们与他们比。”企业总是会这么说，而且说的一点也不假。老板也叫冤呢！“我能这么容易吗？你去问问工人，我工作的时间比谁短过！他们找我，我去找谁呢？”老板的理由也很十足，而且一点也不虚假。

    是谁偷走了我们娱乐时间？我们也曾责怪过自己。有时，企业并没有给我们明确一个多长的日工作时间，更没有强迫我们每天必须工作多长时间，他们只是向我们提供一个劳动定额，或计是按件计酬，或许是按时计酬。偏偏就是我们自己不争气，要是我们不图哪一点点的加班费，要是我们不想多拿哪一点点的工资，或许我们就可以早些回家了。可是，看着人家干活不要命的样子，看着人家口袋里又多揣了几块几十块钱的时候，心里就不由得涌起一股酸酸的味道，整个人儿也就不由得加入到忙碌的行列。

    我们也曾寄希望于政府，希望国家能强制推行8小时工作日，这样，或许我们的娱乐时间就有保证了。无庸置疑，我们的政府是这样做了，在劳动法上明确规定，日工作超过8小时算加班，星期日及法定假日上班算加班。既加班，就要发加班费。可执行起来，却是难上加难。因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不是要加班费吗？行啊，我原来将你的基本工资每月1000块钱，压到每月600块钱，只要在最低工资保障线的上面就行。你加你的班，加班费算给你，反正还是原来那么多的钱，甚至还能少一点。国家的劳动法我也算执行的是丝毫不爽。还有，我强制你们加班算是违法了，你自己要求加班，也就不能怪我了。反正劳动定额在这里，你要拿多少钱，你自己就看着办吧！保管我不训你一声，你乖乖叫叫的忙碌个不停。所以，深更半夜，我们还能在车间厂房、街头巷尾看见一些忙碌的人群，也就见怪不怪了。劳动法有它的软肋也罢了，最要命的的还有一个全球竞争的问题，中国的纺织品之所以在全球有竞争力，就是因为中国有廉价的劳动力！无限地延长职工工作时间，最大限度地压低工资报酬，是企业惯用的一种手段，也是我们保证部分劳动密集性产品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这都是各级政府心知肚明的事情，只要你做得还不十分过分，职工们还能承受，我们也不去找你企业麻烦，我想，这是大多数劳动执法部门普遍的一种心态。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形势之所趋，我能奈何？这也使得我们劳动执法部门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要认真起来，不知要关得多少企业呢！

    有时我们虽然也在唱歌，也在跳舞，也在饭馆里饮酒，也在咖啡厅里喝咖啡，也在茶社里品茶，但那不是娱乐，那也是工作。我们狂欢，我们疯舞，我们烂饮，但只是讨客人欢心；我们悠悠地叼着吸管，心里却惴惴不安地揣测着对方的反应；我们缓缓地捧着茶杯，脑海却在飞速地旋转，所有这些，只为一个目的，让他与我们签约，让我们的下一个合作愉快。可是，我们却大大地牺牲了自己的娱乐时间。

    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现代文明社会，我们娱乐不是被偷走，就是要变形了。我们每个人、每个单位统统都象被扔进江水里的一片树叶或一根枝条，在这种竞争的大潮下，不由自主地随涛翻腾沉浮了。企业也好，老板也好，政府也好，职工个人也好，莫不都是如此！

    不必责怪企业，不必责怪老板，也不必责怪我们的政府，当然，也不用责怪我们自己，世事如此，社会如此，文明如此，我们也只能随波逐流了。自从我们打开了“竞争”这个潘达拉斯的盒子，我们就没法将它收回来了，我们在享受它创造的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只能自食其果！同志们！不要不服气了，认命吧！让我们心甘情愿地、安安心心地、服服帖帖地做起物质的奴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