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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我偶然想到的命题，而是我几十年来一直思索的命题。它起源于我的老家一位“著名”的人物身上，到现在，我仍为那“著名”人物的行为所困扰，一直找不到答案。这著名人物——恕我冒昧，没能记住他的名字，因为根本就没人告诉过我他的名字，只记得他有一个不俗的外号——“崔大先生”也有一个不雅的外号——“崔大吭哧”
我认识“崔大先生”是一九八三年的深秋，那时我任公社农业助理。一连几天的低温之后，公社党委崔书记有些着急，他要我陪他去饮马河沿岸的甸子地走一走，看看庄稼的成色，来到了西孟家。当从国堤上下来走到西孟家后屯的时候，崔书记指着两间低矮的草房对我说：“这住着一位‘大先生’。走，咱们到‘大先生’这看看，跟他唠唠今年的灾情。”崔书记一向是我敬仰的长者，是位有知识有修养的老教员。他偶然提起什么“先生”之类的话，让我一头雾水。
跟着崔书记走进低矮的茅草房，只见里屋炕上坐着一位能有六十多岁的老者，这老者长得瘦小，只有一颗长长的门牙与“大”字沾边。不用崔书记介绍，我知道他就是崔书记要拜访的“大先生”大先生与崔书记很熟，他们很快攀谈起来。“崔大先生”拿来他观测到的星象图来给崔书记和我讲，他讲的头头是道，这更让我不知他的深浅。最后，他告诉崔书记：“今年是个大丰收年，历史上没有。明年是个灾年，历史上也少有。”崔书记一听明年是灾年，不无担心地问道：“明年是什么灾？”“崔大先生”断断续续地回答道：“什么灾说不准，到明年正月了（lǎo），就能看出来。”
“崔大先生”的话我不信。但后来的实际情况告诉我“崔大先生”的预测一点都没错。一九八三年大丰收，包产到户来个开门红；一九八四年先是春旱，后是早霜，粮食大减产。从此我对“崔大先生”关注起来，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
听崔书记说“崔大先生”是个土知识分子，自小念过私塾，后在伪满洲前期续读了几年高小，尤喜古文，最善天象。“崔大先生”终生没娶，自己一个人生活着。侄儿们要接他去住，他百般不肯，也不要侄儿们的一分一文，靠生产队给的“五保户”待遇过活。零花钱靠自己在生产队打零工来挣。
在他的一生中有很多被家乡人传诵的奇事，有四件让我永远也不能忘却。
第一件是到德惠县城卖柴火。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城里缺柴烧，县城周边的人们便在秋日里打些柴火到城里来卖。西孟家虽然距县城五十多里，但也有人不辞辛苦担柴来卖“崔大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个。一天“大先生”起大早把柴担到德惠的集市上，找来一块木板写上“一角二分一捆”卖起柴来。“大先生”办事认真，他的柴当然是集市中最好的柴，所以比别人卖的柴高出二分钱。当买主来问：“老头儿，这柴火多少钱一捆？”“大先生”不分男女老少一概回答：“牌上有字！”买主皆嗫嚅而去。柴当然没有卖成。在“大先生”的经营策略里根本没有减价处理这一说，他对自己的劳动充满着肯定，不难想像，他一定认为减价是对他的劳动成果的莫大的否定。太阳要落山前“大先生”顺着原路把柴往家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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