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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未嫁,外婆家从春到冬的燃料,全是母亲的,母亲在一个夏天把整年的煤炭都准备好了。那时每年夏天母亲同其他青年一样,挑着竹篓拿着一根铁钎一把竹筛一把铁铲,到河边淘河炭。特别是在暴雨之后,洪水从山上冲下来许多煤和一截截干枯的树枝,这些都是极好的燃料。母亲稚嫩的肩膀常常承受与壮年男子相同的担子。在一次暴雨之后,母亲被汹涌的山洪卷进了河里冲了很远,从这次呛水以后便患上了气管炎。母亲出嫁那天,打了一针才走到婆婆家。母亲到了婆婆家,长期卧病不起。我出世以后,常躺在摇篮里,母亲躺在床上喘着气,用一只脚摇着我。
母亲的一生就像劲风中摇曳的油灯,随时都有被风刮灭或灯枯油竭的可能。可是为了儿女却不顾牺牲自己,就像那风中的油灯在寒风中努力地发出光芒。
弟弟那时仅两岁,母亲带着他去挑水,弟弟站在崖上,母亲走到岩脚下的井边去了,见母亲很久没有上来,便哭着找妈妈,往崖下走去,便掉下了山崖,滚下一坡被一棵竹挡住了。母亲把弟弟抱回家,眼泪潸然而下。弟弟哭了一夜,哭声撕扯着母亲、爸以及我的心。爸妈为弟弟“招魂”(我们川东地区的一种迷信,小孩跌跤夜哭,便以为是吓落了魂,晚上夜深人静时,爸在屋外喊“回来了没有?”妈在屋内应“回来了”如此三遍,便是招回了魂魄。)仍旧无效。父母便开始为弟弟寻医,被诊为肾病综合症。那是七十年代末,川东未解决温饱问题,父母都是农民,只好到处抓借为弟弟治病。在医院里,父母总是忍饥挨饿,往往吃一个馒头喝杯自来水就算作一顿。弟弟虽说仅有两三岁,可也明白他生重病,有一次偷一种水药,把整瓶都喝完了,身上的肿果然消了,可把母亲急得死去活来。母亲也常常气喘,那“吼痨病”早使母亲极为衰弱,晕在了医院,父亲回乡下去了,好心的人才请来医生为母亲吊了一瓶盐水,才醒过来。
弟弟被病痛折磨得形销骨立,为了他早日康复,他的生活开得很好。鸡呀、蛋呀、瘦肉、鳝鱼常不断。可是,弟弟的病一天比一病严重,后来“雀雀儿”便肿了起来,到了最严重时,弟弟已拉不出尿来。
我放午学回家,在院坝里站满了许多人,妈妈坐在门槛上恸哭,爸爸坐在凳子上满面愁容。一丝凄凉之意袭进我幼小的心田,背弟走的背篓放在墙角空空的。我默默无泪,从小我就像成熟的男子汉忍受苦难与不幸。弟弟去了,为家里欠下了许多债。母亲陷入极度的悲痛之中,她逢人便说:“我不该把五娃(我弟)独个儿留在崖上”很象我后来读到的鲁迅作品祝福中祥林嫂失去儿子那懊悔的样子。
后来,母亲为我超生了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家里经济条件每况愈下。妈数年精神仍恍惚,病起来很重,她常躺在床上呻吟,昏暗的灯光照着她蜡黄的脸,我看着母亲痛苦的样子,一阵阵地心酸,母亲的生命就像那微弱的煤油灯光。
由于不幸与贫穷,读初中我很踏实,成绩较好。我常常在学校看书做作业很晚才回家,冬天天时短,走到半路上天黑了,母亲常提着油灯在村口的寒风中等我,火焰忽闪忽闪。只要看见村口的那星亮光便感觉到了一种巨大的温暖。母亲用手罩住煤油灯,领着我回家。家离乡中远,爸是乡邮递员也常常在鸡鸣三遍时便送信去了,所以常是母亲拖着衰弱的病体为我做早饭,而母亲常被煤烟呛得坐在门槛好半天才喘过气来。
我是老大,弟妹年幼,有时母亲病得过重,爸送信或到地里去了,照顾母亲的责任便落在了我的肩上。到乡卫生院请医生,为母亲煎药,常是我。我的童年与鲁迅有点相似,他是为他的父亲,我是为我母亲,进出于药味浓郁的医院。
我考上了师范,母亲的精神好了很多。但是在物质上更窘迫了,家里所有的收入用来供我上学,仍然要欠很多债。因了我,弟妹都有停学的危险,但是母亲坚决让弟妹上学不辍。母亲十多年来没有缝一件新衣棠,每件衣服都是补丁叠补丁。中师毕业的那年夏天,母亲把那件穿了十八年的花棉袄晾晒在院坝里,这还是她的嫁衣,仍穿到那时,已满是巴,棉絮绽了出来。我便收下来准备卖给收破烂的,母亲夺了过去,仍晾晒在那里。我很内疚,在县城读书三年来,母亲的生活到了多么艰辛的地步啊!在我的内心深处母亲永远站在村口等待我回家,她像煤油灯微弱的火焰在风中摇曳。母亲是平凡的,但为子女她付出了所有的一切。我一直愧疚无法挣到更多的钱来报答母亲。于是,我有写几篇文章来感谢母亲的冲动,我想这种表达方式更接近珍贵与永恒。为此,我从十六岁便开始写作,我不知道将来是否会成为作家,总之风中摇曳的油灯是我写作的动力。我读过楼肇明太阳和墓地,他说他创作的活力源于童年的情结——不幸。
我参加工作,结婚,母亲拿出了准备建房的钱,为我卖了台彩电。我看彩电了,而母亲仍卖不起一台黑白。然后有了孩子,我和妻都要上课,孩子没人照料便把母亲接了来,我想母亲可以照顾孩子,还可以歇一歇,母亲看到我们钱用起来紧巴巴的,还要支付她的药费,便执意回到了老家。
母亲仅四十多岁,却看起来满了五十岁。看着满头银丝的母亲,我心如焚。母亲的生命就像风中的油灯越来越暗。最近我常梦见葬礼和黑挽纱,醒来一片凄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