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春节是份痛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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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千百年来总是和亲情相联。而亲情，自古以来总是和团聚相依。所以，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春节是快乐，春节是幸福。

    曾经，春节在我的生活中也是快乐，也是幸福，就连和小伙伴到别人家门前抢着捡还未燃尽的爆竹而炸到手的那钻心的痛都是幸福的。但这份幸福随着生母的病逝戛然而止，那一年，我9岁。从此，我的春节是份痛。

    1987年，母亲病逝时，我家正做了幢新房子。其实建新房子时母亲的冠心病已经很严重了，父亲为建不建房曾犹豫了很长时间，但在母亲的坚持下还是于初冬时节破土动工了。因为，在乡村人们把建房子当作是“做世界”无论生活多么困难都得留一份房产给后人，这是关乎祖先后代几辈子人“脸面”的大事。在建房子过程中，似乎就有不祥的预兆出现了，先是父亲挑水的木桶散架，后是大门门梁两次倒塌。在上红梁这天，母亲拖着虚弱的身子和父亲一块接受了亲属的喝彩礼。然而，就在毛坯房完工10天后，母亲冠心病发作，临咽下最后一口气时给父亲留下两句遗言：要把儿子抚养成人，有合适的一定要娶。父亲只记住了前面一句，忘记了后面一句，因为在他的眼中绝大多数后娘对非亲生儿女不够好。后来我还知道，失去妻子几乎让父亲同时失去生活的勇气，但想到妻子的交待，看到年幼的我，父亲没有追随妻子而去。这年的春节，父亲除了走亲戚外，没有出过一下门。这年的春节，我的记忆中只有父亲一张布满愁容的脸。

    11岁时，我升入小学五年级。在第一学期的其中考试中，我的成绩排到了全班第一位，父亲比较满意。但在春节前的期末考试中，竟然列全班倒数第8位，为什么考这么差我自己现在都还想不明白，而父亲把这归结于我看多了他买的古典章回小说。过小年那天将成绩交给父亲时，父亲气得把成绩单撕了个粉碎扔回给我。下午，父亲又到田地里劳作去了。而我还是没能抵得住精忠报国的诱惑，站在靠窗的“书桌”（说是书桌，其实就是父母结婚时的“茶橱子”）前看了起来，站得靠窗是以防父亲搞“突然袭击”抓现行。但不久，终是被父亲抓了现行。这可把父亲气坏了，狠狠地打了我两扁担，虽然很痛，可不敢喊出口。吃完晚饭，我“自觉”地做起寒假作业来。父亲走到我身后，抚摸着我的头，说“崽哩，今天打痛你了吧？”顿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随即哭出声来。父亲告诉我说，管得这么严，是因为要完成母亲对他的临终嘱咐“——把儿子抚养成人。说着这些，父亲无声地流泪了，而我哭得更厉害。当晚，我向父亲写下了用心读书的保证书（我现在都还保留着这份保证书）。

    读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世上只有妈妈好的歌曲很“流行”记得课前歌时间文艺委员很喜欢领唱这首歌，这时我只得低着头声音很小地跟着哼几句。唱吧，心里难过；不唱吧，怕新同学知道我是“没妈的孩子象根草”因为这首歌，我这年的春节也很少出门，最怕听到村里的小孩唱“有妈的孩子象块宝”

    1993年，正月初八读初中三年级的我们就得到学校补课。这天，父亲很早就起来炒我要带到学校去的菜，那时我们农村学生绝大多数都是从家里带好三四天的菜到学校去，每餐用冷菜拌热饭，每周三和周六才能回次家，第二天又带三四天的菜。正月初八正是父亲的生日，而他为了给我补营养备战中考，自己连农村人最简单的生日——吃两个煮鸡蛋都舍不得。在备战中考的最后几个月里，父亲总是隔一两天天刚放亮就骑行六、七里路把煮的猪肝、猪肺、猪肉汤等送到学校来给我喝，待我喝完他又拿着空罐子再骑行近二十里路赶到高安县城做小工，而他只带着家里的蔬菜去县城拌午餐。那年中考完后，很多乡亲们说我长胖了不少。

    1993年的中考，父亲和老师都要我报考重点高中，以便以后争取考上大学，而我考虑到父亲的负担，自己执意报了考师范，这样可以早点参加工作。这年9月，穿着旧衣服的父亲带着穿上新衣服的我跨进了高安师范的校门，当年900多元的报名费中有600元是借来的。那时，素质教育的概念已经提出，特别是普通师范类学校很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学校开设了很多课外兴趣班，而且每天晚上都要练习普通话、电子琴、书法、美术等各30分钟，正所谓要“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由于从小起就读了不少父亲买的章回体小说，我报名加入了凤仪文学社，同时还加入了生物兴趣小组。兴许是参加文学社的讲座从来都没有落下，兴许是第一学期向校刊投稿较多而没有采用一篇的缘故吧，这学期我被评为文学社优秀社员，获得一本散文诗作奖励。就是这个小小的奖励，也让父亲着实高兴了一阵子。由于我考上了师范，可以说真正地跳出了“农门”1994年的春节是自母亲病逝后父亲过得最高兴的一个春节，到亲戚家拜年时父亲总是以我为荣。

    在高安师范学校文学社，我的写作水平提高很快，1994年进入样广播站当上了编辑，自该年下学期始在学校的每一次征文比赛中都要获奖，每一次获奖我都会告诉父亲，让他高兴。1995年春节，父亲为我买了一部自行车，作为对我的奖励。于是，周末只要学校没什么事，我便会骑自行车回家。每一次回家，父亲不管多忙，都要弄好的菜给我吃，吃饭时还一个劲地给我夹菜，说我还是长身体的时候要吃得好一点。而当他一个人在家时，父亲只是吃些自家地里的蔬菜，连豆腐等都舍不得买。1996年是高安师范90周年校庆，在90周年校庆特刊上我一举发表了五篇文章，其中一篇我有一个好父亲让很多师生为我的父亲而感动。在一个周末，父亲看到了这篇文章，拉着我的手痛哭了许久。父亲说，是他没有能力供我读高中考大学，对不起我，也对不起我的母亲。听到他这样说，我也哭得很伤心。

    1996年，按师范生一般回家乡任教的分配原则，我回到了生我养我的高安市蓝坊乡，最后分配到了离家近20里外的另一村委会村小任教。等待分配结果期间，村里有好心人出主意要父亲找找“后门”关系，以免分配到离家最远、全乡条件最艰苦的村小去，而父亲是个好面子的人，非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是不会有求于他人的。在分配工作这件事上，父亲教育我说什么事情要靠自己，靠别人也许靠得了一时，但靠不了一辈子。这年春节前，我用自己的工资为父亲买了一件新衣服，自从母亲病逝后，父亲就从来没有制过新衣服过年，一件的确良中山装穿了十多年，只是过年和走亲戚家喝喜酒才穿。我买的这件衣服，也让父亲为有我这样一个儿子而感到骄傲，逢亲朋好友就说是我为他买的。而别人说的“儿子参加了工作了，你也确实应该享享福了。儿子这有这分孝心，也是你的福气”这类的话，让父亲更高兴。事实上，我参加工作后，父亲并没有闲下来，还是象以前一样，经常到高安城区做小工，在他心中，只有赚足钱为我成了家他才实现了我母亲给留他的生前遗言，才算是完成了对我的抚养义务。

    在父亲的生命中，在我的成长路上，天真的有不测风云。因曾祖父曾为邻村一大地主做过管家，也因祖父是方圆十里出名的木匠，家里生活比较富裕，1951年在土改中祖父的家庭成分先是划为了“富农”；但更因祖父为人处世不会拐弯抹角，一些村民为了分得更多的财产，坚决要求把祖父的“富农”改为了“地主”。这时，父亲刚出生8个月。由于被划为“地主”家里一夜之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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