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种情啊是与生俱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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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那家伙，甭提，提起他，我就怒发冲冠。父亲身高近一米八零，妈妈却不足一米六高，父亲拎小鸡子似地欺负妈妈了一辈子。

    父亲是个刽子手，不光我，连姐姐们都这么说。尤其想起当年为姐姐们上学，父亲差点儿将妈妈活活给劈死在地里，姐姐们就耿耿于怀。

    是的，父亲是个刽子手，不光骑在妈妈的脖子上威风了几十年，对他的女儿们也是常常大大出手，而且，顶数我挨打最多。姐姐们天生软骨头，父亲的拳头还没举起来，她们就嘴巴抹了蜜似地直叫爸爸，还连声说她们这回错了保证下回再不犯了，我，宁死不屈，打死也不投降，反正就这么个人，你打好了，往往是父亲打累了举不动拳头时才撒了我走开去，往往这个时候我就在心里说，哼，看我将来大了怎么整治你。

    后来，我长大了，在北京安了家，打电话回去，妈妈耳朵背，听不见我说什么，父亲就夺了话筒过去，说他跟妈妈都很好，让我别牵心，我也不说什么，淡淡地叫一声爸，便挂了电话。后来，听姐姐说，妈妈很是羡慕人家能收到女儿的信，我便开始往老家写信，不过写称呼时总是把妈妈放在前面，将父亲顺便捎在后头，父亲每每收到我的信让邻居给念完后，总是不好意思地捋一下脸说篮子那丫头越大越没规矩了。在我们老家有个规矩，父亲在世时，不管干什么都应该站在妈妈的头里，可是我偏不。

    我，是个不爱说爱用行动来表示的人，无论是对我喜欢的还是仇恨的，人或者事，妈妈去世后，尽管我没说什么，可是对父亲的恨，却入了骨髓。他明明知道我们姐几个是妈妈的命根子，妈妈病危时他居然不告诉我们，连仅有一河之隔的大姐都没通知，让妈妈走得那般孤独，还让我们背上了不孝之名。妈妈去了以后，父亲倒也有自知之名，从不肯去任何一个姐姐家，而是窝在他跟妈妈住了几十年的老屋里，时不时到妈妈的坟上坐坐，给拔拔草。

    今年清明，给妈妈立碑，下雨，在妈妈的坟地里，姐姐们当着众泥水匠的面讨伐父亲，你一言我一语，争着摆列父亲欺负妈妈的种种罪行，父亲也不说话，就那么低着头立在坟边上，一把没一把地抹脸上的雨水。我一言没发，心里却恨不得将父亲塞进土里，换妈妈站起来。

    为妈妈立完碑，我带父亲搭上了回北京的列车，其实要不是老公和姐姐们的反复劝说，说让父亲圆一圆他那个想看看北京天安门的梦的话，我才懒得接父亲到京城走一遭呢。在列车上，当时卧铺紧张，我好不容易给父亲买了一张下铺的，就将父亲扔在下面，我躺在中铺上没死没活地睡觉看书，父亲不吃不喝也不睡觉，一个人守着窗户坐着，眼睛望着外头，有点可怜的样子，我装看不见。

    快到北京站时，我下去收拾东西，准备下车，父亲忙着穿衣服，可是忙了半天也穿不好，不是胳膊进不了袖子里去，就是把张三的扣子给李四扣上，我只好去给帮忙。给父亲扣好脖颈上的扣子时，我无意望了一下父亲的眼睛，父亲也正望着我，那是我生凭第一次看父亲的眼睛，不知为何，心里竟动了一下。父亲呵呵笑了，说我象是在伺候孩子，我没说话，却有一种很柔软的东西在心底里徐徐铺了开来。

    回到北京后，我和老公忙着上班，把父亲一个人关在一间房子里，扔给他一台电视机和录音机，教他看戏或者听戏。父亲倒也听话，很少出去乱跑，特别是丢了一次后，更是不敢擅自出门了。我和老公都是寡言之人，除了吃饭时陪父亲说点儿话外，就钻进我们自己的房间忙我们的。清早起床，明明听见父亲已经起来了，却老半天不见出来，推门进去一看，父亲在费心尽力叠被子，见我进来，他不好意思地抓抓头发，说他没叠过所以叠得不好，要么老长时间找不见人，钻在卫生间里学刷牙呢，满嘴流血，我让他别刷了，他孩子似地笑，说人得学會讲卫生。

    父亲每天傍晚都要去我家附近的菜市场口上坐一會儿，那些日子里，我每每傍晚下班回来，下了公交，一眼就能看见父亲坐在那里，父亲不叫我，就是无声地笑，我也不叫他，走过去，领了他朝家走。“非典”期间，父亲也天天如此。

    后来“非典”厉害了，再后来，四姐来了，要接父亲回去，我特意请了两天假，在家里陪四姐。四姐生来爱唠叨，吃完饭在一起坐时，又讨伐起父亲来，父亲低着头坐在那里，两只手规规矩矩放在膝盖上，支起耳朵听着，等四姐讨伐完了，父亲抬起头，望着我和四姐，眼睛里哀哀地，半天才说出一句等他死了把他跟我妈妈合葬在一起。说完，眼泪出来了，一颗一颗落在手背上。我和四姐也哭了，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到父亲的眼泪啊。

    父亲被四姐接走后，我一下子感到家里空极了。每每下班回来，再也看不见父亲坐在那里给我笑了，我好长时间都不适应。一想起父亲戴着好几层口罩坐在那里等我的情景，我的鼻子就酸酸地。说给老公听，老公笑了，说有一种情啊，是与生俱来的，就象人血管里的血液，它是活生生的，斩不断的。

    如今，老家在修高速公路，父亲天天走好几里的路去看，还老问人家这路是不是通向北京的，我听了，心里，便，软得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