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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服装在尚未成为服装之前，便已经被意识形态化了。如今，后现代时装承受如此多的表征和意指，我们不能回避。 阿法郎士说：“假如我死后百年，还能在书林中挑选，你猜我将选什么？在未来的书林中，我既不选小说，也不选类似小说的史籍。朋友，我将毫不迟疑地只取一本时装杂志，看看我身后一世纪的妇女服饰，它能显示给我的未来的人类文明，比一切哲学家，小说家，预言家和学者们告诉我的都多。”是的，时装就是流行的、时髦的服装，它最能体现一种时尚，无论过去还是未来。
迄今为止，我们还不知道服装最初究竟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到底是源于第一只懂得修饰自己的猴子，还是因为与寒冷对抗的本能性反应，不管哪种原因，服装的生成，无疑是人类通过材质对上帝的又一次证明，创造世界的虽然是你，但人类永远拥有美丽的权利，当然，这里面似乎不仅仅是美丽。
毫无疑问，当人用自身的肌肤对抗自然或赤裸面对时，这样的人生活是本真的生存状态，大地给这样的人粗厚的皮毛作为补偿。从上天所赐的血肉之躯外，突然多出的那一片树叶开始，人的生活便因之而不同了。所以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一致将服装的出现作为迈入文明的标志之一。人通过修饰自身而修饰了物质世界，被修饰的物质世界也改变了人——人的肌肤终于光滑如玉。
人自从懂得修饰自己并通过物质而与物质世界对抗便感到了自身的伟大，但也从此而狂妄自大起来，自以为可以无限地改变物质（世界），其实改变物质（世界）是有限度的，一旦超出限度，限度之外的物质（世界）同样会将人改变成限度之外的人，限度之外的人无非两种——非生存的人或生存的非人。服装，它除了作为御寒和美观的功用外有着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意义。它是一种预言，它是一种警告，它是一种提醒，它是一种启示。
服装预言，人类在能够创造和修饰自身之后，必然走火入魔永无止境地创造与修饰下去，直至改变物质（世界）本身，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总有一天，人会和自然疏离，进而使本来是合而为一的人和自然变成对立的对手，进而人企图以征服自然为手段成为自然的主人，并为此而洋洋自得。
服装警告人类，当人类与自然疏离之后，人便疏离了本真的生存。当人自以为成了自然的主人的时候，也是人再也看不到自然的时候。这种非本真的生存便会导致生存的焦虑感，生存的无根感，生存的无意义感，生存的无聊状态，生存的虚伪状态，生存的漂泊状态。人与自然的对立必然导致对立，导致人在身心两个方面的堕落乃至毁灭。
服装提醒人类，不要忘记自己常是与自然一体。脱下服装，人的肌肤再也不能单独面对自然，与其说是人被自然放逐，还不如说是人被自己放逐，人因为疏离了自然而自己放逐了自己，自食其果。
服装启示人类，服装的创造使人类与上帝接近，但人并不能真的以为可以与上帝相提并论。人无权随心所欲地创造和改变物质（世界）。创造可以说是一种技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有技术的朝代里是一个恰恰相反的命题；技术应该由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确定。技术不应该让人疏离自然而应该让人亲近自然。这就是技术的极限。
我们不知道人类的第一件衣服出自何处，北京周口店发现过旧石器时代山顶洞人所用的骨针，说明从这时起，居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已经知道缝制衣服。从河南安阳出土的玉雕和陶塑的人像上，可以看到头戴翘尖鞋的奴隶主，和免冠，着圆领衣，手上带枷的奴隶的形象，服装的材质及式样自然而然的随着文明在不断的变换花样，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向里面填塞更多的内涵：时尚的象征抑或身份的标识。
在时装中注入政治意义的最出名的怕要算赵武灵王了，他把服饰改革运用到军事上，采用外强制力，要求放弃战车，改用骑射，命令士兵脱下长袍而着短装，以便利于骑马，这种胡服和深衣更替着穿，算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时尚，深衣将过去上下不相连的衣和裳连属在一起，它的下摆不开衩，而是将衣襟接长，向后拥掩，即所谓的“续衽钩边”日后这一政治意义不断得到加强，服装成了身份的象征。帝王将相们穿着带有纹饰的衣服，绘绣着十二章纹的章服，这些纹饰都绣在袍上，古时，富豪贵族穿裘，穷苦士人穿袍，到了汉朝以后，袍成了朝服，同时也建立了章服制度。
汉时的朝服，有绛纱袍、蟒袍、龙袍等，蟒袍就成了官服。但是，文官连同皇帝一律穿黑衣，所以从服装颜色上无法分辨官吏的水小。从北周开始，出现了五色衣。到了隋唐“品色衣”制度才完备。唐时官吏按品级高低服以紫、绯（大红）、绿、青等色的官服。这时起，历五代、宋、元、明各代，原则上都采用这一制度，以区别官吏大小，品秩高低。到了清朝，王公百官的补服都是石青色，朝服、蟒袍是石青或蓝色。
明清时代文武百官的礼服袍是蟒袍，俗称花衣，皇帝的礼服袍除了龙袍还有衮袍、朝袍，除此之外还有常服袍、行服袍、雨服袍，这些袍上的纹饰大体上与礼服袍相当，只是有的开禊，有的稍短，有的颜色不同。
清朝皇帝在龙袍之外，还有四团龙补褂，同时还规定明黄色，龙缎、玄狐裘，金龙等为皇帝专用的服色，质料、纹饰，他人不得使用，如若违犯，要制以重罪。这些所有规矩都被记入孔子的一本书礼，夏、商、周三代，孔子的理想社会便是礼乐之世，其实需要礼乐维系的社会已经是非本真的社会，自然不需要礼乐，与自然疏离的人才需要礼乐，而礼乐又使人更加疏离自然，礼乐是社会的“装饰”正如服装是人的装饰一样，赤条条的人，一穿上这衣服，便有了千差万别。到了孔子的时代，孔子伤心疾首于“礼崩乐坏”在需要礼乐维系的时代，礼乐的崩坏确实是极大的不幸。但是在三个所谓礼乐的时代，人也已经开始崩坏了，从那置于人身上的第一片树叶开始，人与自然的疏离变得不可逆转，这是一个更大的不幸。
已经沉溺在“装饰”泥潭之中的人反倒觉不出“装饰”的巨大的摧毁力量。只有站在它的边缘方可看得明白。人们疯狂的“装饰”及至到对每一个精通装饰的人奉为上帝，加以供奉，比如查尔斯弗雷德里沃斯。1858年当“沃斯与博贝夫时装店”的招牌挂在巴黎拉佩大街上的时候“沃斯时代”便开始了， 1894年的时装杂志发表评论说“一个来自伦敦的英国青年，奠定了巴黎时装的风格和趣味，同时也通过巴黎无可争辩地控制着世界上所有王族和市民服装的优美编者按 服装在尚未成为服装之前，便已经被意识形态化了。如今，后现代时装承受如此多的表征和意指，我们不能回避。风格。他知道如何打扮妇女，除他之外似乎没有人能够这样做。”他在他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高级时装师的权威组织——时装联合会的宗旨中说：“协会不限于对缝纫艺术的研究，而要为装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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