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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个偶然的机会了解到，现行小学六年制义务教育中，不再设历史课，而是将历史课轻松的并入了综合科目。同时对语文课本也进行了全面的调整，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来多少还带有时代背景的课文，现在几乎看不到，代之而起的是各类美文及小品文。单就课程设置及课文选择而言，其指向性不言而喻：甩掉历史的尾巴，注重实用性及实效性。
教改的初衷是好的，但效果却未见得尽如人意。因各科目的剥离及历史课的削减，学生唯一一次系统学习历史的机会被放在了初中，同时迫于应试教育的压力，作为副科的历史课在学校常常成为被挤占的对象，原本与历史息息相关的语文课因课文结构调整，重心逐渐趋向于工具化，课程间原有的纽带丧失殆尽。同时，面对教育市场的激烈竞争，为了赢得立足先机，许多学校把原先作为兴趣特长或工具的英语无限拔高，大有直逼母语的势头。在这个层面上，整个小学学科构成，唯一能肩负起国民道德伦理建设的只有一本薄薄的品德课，而这门课程也被列为小学无足轻重的副科，在各类兴趣课及主导课的压榨下，同样未能逃过被挤占的命运。可以想见，再过十年，二十年，我们将面临强大的群体性心理危机，文化的迷失导致心灵的失衡，绝非危言耸听。
反观现行教育机制中的人才测评系统，应试教育的弊端显而易见，众所周知，学科知识的优秀不能代表才具与品德的相当，而后两者在当前过份强调技术性与操作性的教育体系中，被闲置与忽略的现象更加兀现。相反，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首先强调人才启用标准的后两个显件，个人道德伦理观、才具与学识是否相当，是决定人才取舍的关键。先做人，再做事“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作为整个人才培养目标体系的核心，已与社会价值体系融为一体，成为社会伦理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传统文化中的“做学问”、“做文章”的涵义较现在远为宽泛得多，这就决定了人才培养过程的漫长而艰难，选拔过程几乎成了终生行为，不可否认，其在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起到了稳定社会，引领主流社会精神层面中流砥柱的作用。直至近代，随着文明的演进，儒学到末期因其显得迂腐而不合时宜，最终被新起的新文化扫地出门。
与此同时，于传统文化废墟中崛起的新文化，从诞生之日起，便以狂飙突进，扫荡一切的作风直达王庭，在苏俄“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经过短短几十年斗争历程的实践已经发展成了一种具有领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或强势话语，［1］直接将贵族化的学堂拉入了平民化的草根阶层，只需拥有两千个汉字的识别力，就可以自行阅读，并写作，文化的门坎放低了，以往七八年才能跨过的门坎，轻轻松松一两年就迈过了，所到之处，传统文化所构筑的大厦顿时纷崩离析，人们在享受变革带来的好处的同时，新文化也遭遇了自身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尴尬。
摧毁的过程越是迅速，唯其重建的过程越是艰难。一直视传统文化如弊履的新文化，向来都痛恨古中国烂灿的腐朽过于长久，大有尾大不掉的烦恼时，自己的步履却也显得摇摆不定“屁股坐在革命现实之上（革命文化），一只手伸向古代（传统文化），一只手伸向外国（西方文化）。”［2］由于先天不足，本来肇自异域的新文化，更注定了自身的不伦不类：历史短、发展快，与政治情势息息相关，整个过程充满“变”数。它时左时右（“左”是锢疾），变来变去，如若在大的路线、方针上发生失误的话（比如“文革”），其危害之大自不殆言。20世纪整个中国文化的“基点”就放在了这种作为变数的革命文化之上，这就造成了现、当代文化的经常性动荡。［3］其后果直接影响到整个教育体系的建立。
基于这一点，近几年的教育改革之路似有意似无意的让学科逐渐淡出政治情势，把学问从教条主义及政治情势中逐渐剥离，突出学术性。直至发展到今日的删减历史课，课程设置及内容偏重于技术性，功用性。这条路是否妥当，笔者以为还有待商榷。
教育部门作为国家专门的人才培训基地，指挥棒的旋转直接影响到未来以至百年后的人才及公民价值取向。无庸置疑，技术性与功用性的教学导向，能加快人才的生产过程，经过学法的不断探究，迅速提升人才对新技术的掌握及经验值，这些成效都显而易见，但是技术性的导向本身并不能指明怎样做人是对，怎样是错。一个人因为受了多年的学科教育，能写一手好文章，能掌握应有的专业技术知识，但他不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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