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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三十而立，然而在现实中，不是所有的男人三十岁都会顺顺当当地成家立业。而我是幸运的：＂而立＂之前，就找到了如意的伴侣，结了婚；＂而立＂之时，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
那个时候，我生活的这个城市又小又旧。整座城市缩在山脚下，像一片褪了色的芭蕉叶，没有一栋高楼，没有一处商品房。在这样落后小城生活的人们大都很清苦。我们这些从学校毕业分到这里的农家后代，没根没底的，收入低，负担重，手头就更拮据了。作为机关的普通科员，我的工资是百来元，妻子更少些，没能突破百元大关。工资可是我们唯一的收入来源。每个月必须付40元的保姆费（管吃饭）。妻子产假结束后要上班，孩子没人带，只好请了一个白天为我们带孩子的保姆，下班后我们自己带，要不然费用会更高。结婚时，我们还借了几百元，每月需要还一点。我们夫妻俩下面都有在校读书的弟弟妹妹，勒紧裤腰带省下几块钱接济他们也是必须的。七除八扣，能留作生活费用的已经是捉襟见肘了。于是，无师自通，学会了精打细算，比如，不吃刚上市的蔬菜、水果；比如，多吃公家粮店买的波纹面。拮据归拮据，但孩子的营养怎么都得想方设法保证，这一点我们毫不含糊。
我们一家三口挤住在妻子单位的一间大约十四、五平米的单身宿舍里。房间的一个角落支起一张廉价的折叠小桌，算是饭桌，同时兼作书桌。房间门口过道上，紧挨着墙壁安一只煤油炉，烧水、做饭、烧菜、炖米糊，全在此操作。由于火力小，用途又实在多，这个小小的煤油炉每天耗去了我们相当多的精力。
当时工作也特忙，总有干不完的活。没有双休日，一周只有周日放一天假，可是又因为值班或加班什么而休不成，这样就要连续上半个月的班。熬夜赶写材料也是家常便饭。值班不仅是接电话、发通知、取信函、分报纸什么，有两件是必干的，无论刮风下雨，一上班就要赶到大老远的食堂去提开水，每只手各提两大瓶，供全单位人用。第二件事就是倒痰盂，走道上五、六只脏兮兮的痰盂必须一个个收起来，徒手抱到楼下公共厕所去洗刷干净，然后再端放回原处。
虽然生活艰苦，工作辛苦，但与许多年轻人一样，心态却是出奇的好，因为内心总是充满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待。累并快乐着，用来描述那时的心态是再恰当不过的。这种心态让人感到充实，让日子过得飞快。可是，这样的日子在我的而立之年却一下子被打破了。女儿出生才刚刚满9个月，我却病倒了，而且病得不轻。病魔把我往死亡路上猛托，而我却蒙在鼓里。我得的是乙肝，此前，我从未听说过肝炎还会致人于死地。为了贪方便，决定就在妻子上班的医院住院。实际上，这样安排也是无奈：孩子还处在哺乳期，妻子没办法扔下孩子到其他医院专门照顾我。
可是，在这个中医院里，没有设传染科，也没有一位医治肝病的专科医生。院方安排一位内科老中医作我的主治医师。老中医人倒热情，至于医术我却不好作评价，也许看其他病在行，但看我的病很不对症，根本控制不住，到入院一个月那天，我已经变成了一个腹水满肚、遍身枯黄、进食困难的危重病人。本地最大三家医院进行了会诊，确诊我得的是我从未听说过的亚急性重症肝炎，情况危急，需要立即转院治疗。老中医试图还想留住我，要是当时被留下来，我的生命十有八九就留在了中医院。幸运的是由于妻子和多数医生的坚持，会诊后我立即被转到福州市传染病院接受治疗。
当时，去省城的路况相当差，加上路上要停下来让我呕吐和休息，救护车从出发到传染病院开了近5个小时。救护车开进医院一道门比较顺利，但妻子和同事抬单架过二道门却遇到一点麻烦。我们是午后一点多到达的，值班的是一个女的，不知道是我们的到来影响了她打盹休息还是什么原因，她显得很不耐烦，唠唠叨叨的，动作也是拖拖拉拉的，而且一边开门一边还朝单架白了一眼，扔过来一句话：＂这么重了还抬来干什么？＂言下之意相当明白：抬来也是死，不如死在家里，还要增加人家麻烦干什么！还没进病房看过医生，门房已经判我死刑了，真是有点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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