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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煜（937－978），初名从嘉，字重光，号钟隐，又称莲峰居士，是南唐中主李璟的第六子，又是南唐最后一位国君，史称“李后主”他是晚唐五代最杰出的词人，亦是中国词史上少见的最优秀的一位帝王词人，可谓词中“千古一帝”
李煜的人生是一场悲剧，他的一生充满着悲苦和忧患之感。在李煜词中，无论是前期词还是后期词实际上都贯穿了一种独特的伤怀和忧患意识，只不过这种伤感情调在后期词里表现突出，如火山爆发，势不可挡。李清照在她的词论里引用礼记。乐记语说：“语虽甚奇，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
史书记载，由于李煜自幼天性儒雅，懦弱“为人仁惠，有慧性，雅善属文，工书画，知音律。广额丰颊，骈齿，一目重瞳子。文献太子恶其有奇表，从嘉避祸，惟覃思经籍。”由此可知李煜早年遭其胞兄文献太子弘冀的嫉恨，为远祸全身，只埋头于诗书，赋词自娱，曾作渔父两首以表示自己无意于权位，试举一首：
浪花有意千重雪，桃李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竿身，世上如侬有几人？
后其他又亲眼目睹了宫闱斗争的残酷，给其心灵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以至后来他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到佛堂听经，以此来寻求灵魂的慰藉和精神的寄托。即便在做帝王时，他的灵魂也没有安宁过，声色犬马的生活仍然掩饰不了他心中的那份悲苦。
李煜受命于危难之际，即位之时南唐国势已处于岌岌可危之境，整个南唐已经笼罩在一片“亡国之音”里。作为一国的领袖人物，他所担当的重任要求他时刻以国家黎民为己任，而对他自身的个性而言，这种太过沉重的担当无疑又是超负荷的。他的性格和艺术才能决定了他只适合做一个放荡诗酒的文人墨客罢了，历史却把他推上了帝王的宝座，让他贵为九五之尊，这本身就是一种悲剧，或者说为他悲剧人生埋下伏笔。作为词人的李煜的才能和素质与他帝王的身份格格不入。他是个风流才子，精通音律，酷好诗酒风流，把许多时间花在填词弄曲饮酒赋诗上。在面对强大的宋朝时，他有的只是无能为力，南唐亡国之势远非他一介文人所能拯救，因此，最后他选择的是不思进取，寄情于声色，借宴乐吟咏来消磨那些苟且偷安的日子。
然而，作为一个敏感乃至多愁善感的文人，他又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的处境呢，他难道不知道这是亡国败家之举吗？他只是借这些声色之乐来麻痹自己的灵魂，使之得到暂时的安宁罢了。他也想振作，奈何国弱兵微，而本身又生性软弱，最终无济于事，只能选择逃避现实以求得一时的安宁。他曾作即位上宋太祖表，表明自己“惟坚臣节，上奉天朝。若曰稍易初心，辄萌异志，岂独不遵于祖祢，实当受谴于神明。”实属无奈之举。李煜在位后期频频受到宋的进犯，迫于压力，还忍辱降称江南国主，贬损仪制，改变朝服，降封子弟。纤弱敏感的个性使他在面对如此大的屈辱时情何以堪，失意、无奈、哀伤和忧虑时时折磨着他脆弱的灵魂，这时期的词开始显示出这种浓重的忧患和悲苦意识。如清平乐：
别来春半，触目愁断肠。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似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这首词的写作背景是北宋大军灭南汉后，后主闻讯大惧，遣七弟从善入宋表示愿去唐号称江南国主。赵匡胤扣留从善做人质，李煜屡求而不放归。而这首词就是抒发对七弟从善的思念，借以表达自己的国难家愁的精神痛苦。终于，南唐在宋朝的炮火声中灭亡了，李煜也由江南国主沦为任人宰割的阶下囚。在告别南唐故宫的时候，他赋了破阵子一词：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河山。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亡国是最凄惨最难堪之事了，而他却只能“垂泪对宫娥”痛失家国的悔恨只能向宫娥默默地表达，此时相视无语，惟有泪千行。无言的悔恨和深刻的悲哀只能用眼泪来传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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