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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决定是一个“文艺复兴”的时期，以“牧马人”为代表的“右派作家”全都摘帽了！其实，你没有一定的文化底子是没有资格享受如此待遇的，尤其是作家阶层，他们散布的反动言论最多，所以他们的青春年华“理当”奉献给监狱；从监狱里出来，他们便迫不及待地用笔来哭诉心声。
庆幸的是我没有成长在那个年代，以我吃了“肺腑真言丸”的个性，我的命运断不会好到哪儿去，不过那“文化界的春天”同样激活了我的创作热情。父亲以为儿子选择了一条“不归路”因而极力地表示反对。
创作是艰难的，然而是愉快的。投稿是艰难的，却是希望和痛苦交相辉映的漫长的等待，如同肚子一天大似一天的少妇，所不同的是她的希望切近而我的渺茫罢了，你的作品“好”与“不好”是一回事，是否被采用则完全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你拼却全部热情所等待的完全可能是个“死胎”
刚开始投稿，出版社对我们这些“爬格子动物”还算高看一眼，可以不花邮费，后来就自己掏钱了，再后来则附带上一张邮票才给你退稿，再后来连稿子都不给退了。投稿量的剧增、编辑部有限的人力、一麻袋一麻袋运往造纸厂的废纸......我想，在那些即将打成纸浆的废稿里面，肯定也有不少某某作者呕心沥血打造出来的精品。
在电脑还没有走进普通人家时，为了抄写一份文稿，那份付出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而自从文学与经济挂了钩，它的纯洁性也就日益走向衰落。当时社会上有个时髦的说法叫做“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你给出版商搞赞助，出版商就给你出书，所以当时的我心里特别的矛盾，也特别的压抑：为什么那些拙劣的稿子被印成了书，而自己却一再被拒之门外？！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不得以搞了一次“曲线救国”找到本市一位小有名气的剧作家——李先生，他没有想到我会写出来什么好的东西来，稿子在他那里押了半年，半年后我打算取回我的文稿，他的态度却完全改变了，竟激动地脱口而出：“写的挺好！”他给我推荐了当地一家刊物青年散文家，那家刊物看了他的面子给我发表了一篇散文，而我却依旧为了自己那些“重量级”文稿脱不了手而发愁。就在我举步维艰、进退维谷之际，北京的一家文学刊物举办的一次“文学大奖赛”把我给卷了进去，忽悠了我360元“领取大奖”（我“中”的是文学“最高奖”“鲁迅奖”）的“手续费”那次文学“大奖赛”对我的教训是深刻的、彻底的、不留余地的，痛定思痛，我决定洗手不干了。
二十年过去了，从热衷投稿到被迫搁笔，从开始的“放不下”到彻底的遗忘，那也是一个非常困惑的过程，如同让那一江春水顷刻间掉头向西，如同深爱着一个姑娘正当我陶醉于她的美好，却不得不因为她的贫贱而分别。
二十年的沧海桑田，二十年的世事更迭，二十年的翻云覆雨，二十年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使我始料未及的，是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居然也走入了网络，它启动了我的艰难人生，促使我将尘封已久的思想拿到网上去凉晒，我的心情不亚于那些刚摘帽的右派，迫不及待地要将思想的信鸽放飞出幽暗的牢笼。
然而网络里的事情是扑朔迷离、气象万千的，这些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一份文稿憋仨月寄不出去的情况也是有的。
我在网上苦苦寻觅着可以发表文章的地儿，最后误打误撞撞上了红袖，感觉这儿的文章质量都很高，而且发表的方式快捷明了。我哪儿也不去了，也飞累了，就在这块儿先粘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