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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曰：反经、是非、适变三篇，虽博辩利害，然其弊流遁漫羡，无所归宿。故作正论以质之。)
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导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司马谈曰：“易着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是非，故长于理人也。”)
故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也。
(子夏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太史公曰：“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虽殊，其合德一也。”晋时王政陵迟，南阳鲁褒着钱神论，吴郡蔡洪作孤愤。前史以为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之谓也。)
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也。(书着帝王之道，典谟训诰、誓命之文，三千之徒，并受其义也)
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也。
(乐书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其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相通。宫为君，商为臣，角为人，征为事，羽为物。五音不乱，则无沾滞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捶，其臣坏；角乱则忧，其人怨；征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音皆乱，则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国灭亡无日矣。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快意，所以动荡血脉，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信，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征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故闻宫音者，使人温舒而广大；闻商音者，使人方正而好义；闻角音者，使人恻隐而爱人；闻征音者，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者，使人整齐而好礼。夫礼由外入，乐自内出。故圣王使人耳闻雅、颂之音，目视威仪之礼，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义之道。故君子终日言而邪僻无由入也。”
班固曰：“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人心，其感人也深。故先王着其教焉。夫人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故纤微憔悴之音作，而民思忧；阐谐慢易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奋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正诚之音作，而民肃静；宽裕和顺之音作，而民慈爱；流僻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乱。先王耻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导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足以感人之善心，而不使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吕氏春秋曰：“亡国戮人，非无乐也，其乐不乐。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舞也。乱世之乐，有似于此。”
范晔曰：“夫钟鼓，非乐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孝之主，而养不可废。夫存器而亡本，乐之失也。调气以和声，乐之盛也。崇养以伤行，孝之累也。行孝以致养，孝之大也。”
议曰：东方角主仁，南方征主礼，中央宫主信，西方商主义，北方羽主智。此常理也。今太史公以为：征动心而和正智，羽动肾而和正礼。则以征主智，羽主礼，与旧例乖殊。故非末学所能详也。)
洁净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也。(易之精微，爱恶相攻，远近相取，则不能容人，近于相害。)
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也。
(太史公曰：“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人也。人体安驾乘，为之金舆错衡以繁其饰；目好五色，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乐钟磬，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口甘五味，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情好珍善，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弦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佚，救其弊也。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事有适宜，物有节文。周衰，礼废乐坏，大小相逾，管仲之家，遂备三归。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自子夏门人之高弟也，犹云：‘出见纷华盛丽而悦，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决。’而况中庸以下，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乎？孔子必正名于卫，所居不合，岂不哀哉！”
班固曰：“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禀其性而不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哀有哭踊之节，乐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诚，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礼之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乡饮之礼废，则长幼之序乱，而争斗之狱烦；丧祭之礼废，则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众；朝聘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而侵凌之渐起。故孔子曰：‘安上治人，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
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也。
(壶遂曰：“昔孔子何为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曰：‘由周道衰微，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代，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代，反之正道，莫近于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也。”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汉兴以来，至明天子，受命于穆清，泽流四极，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之耻也；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掌其官，废明圣，罪莫大焉。余所谓述，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自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散乱矣。
儒家者，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此其最高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僻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此僻儒之患也。
(司马谈曰：“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夫儒者，以六艺为法，经传以十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常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范晔曰：“夫游庠序，服儒衣，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自桓、灵之间，朝纲日陵，国隙屡启，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刚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者，民诵先王之言也，下畏逆顺之势也。至如张温、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盼，则大业移矣，犹鞠躬昏主之下，狼狈折礼之命，散成兵就绳约而无悔心者，斯岂非学者之效乎？故先师褒励学者之功，笃矣。”)
道家者，盖出于史官，历纪成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者之术也。合于尧之克让，易之谦谦，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乐，兼弃仁义，独任清虚，何以为治？此道家之弊也。
(司马谈曰：“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徙，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夫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因者，君之纲；君臣并至，使自明也。”)
阴阳家者，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此阴阳之弊也。
(司马谈曰：“阴阳之术大详，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曰：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忌。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之大经，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纪纲。故曰：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汉书曰：“天人之际，精祲有以相荡，善恶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动乎上。阴阳之理，各应其感。阴变则静者动，阳蔽则明者暗。水旱之灾，随类而至。故曰：日蚀、地震皆阳微阴盛也。臣者，君之阴也；子者，父之阴也；妻者，夫之阴也；夷狄者，中国之阴也。春秋日蚀三十六，地震五十二。或夷狄侵中国，或政权在臣下，或妇弃夫，或臣子背君父。事虽不同，其类一也。是以明王即位，正五事。五事者：貌、言、视、听、思也。建大中以承天心，则庶征序于下，日月理于上。如人君淫溺后宫，般乐游田，五事失于躬，大中之道不立，则咎征降而六极至。凡灾异之发，各象过失，以类告人。”
传曰：“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夺人农时，及有奸谋，则木不曲直。”又曰：“弃法律，遂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则火不炎上。”又曰：“好治宫室，饰台榭，内淫乱，犯亲戚，侮父兄，则稼穑不成。”又曰：“好攻战，轻百姓，饰城郭，侵边城，则金不从革。”又曰：“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
管辂曰：“贵人有事，其应在天。在天则日月星辰也。兵动人扰，其应在物。在物则山林鸟兽也。”又曰：“夫天虽有大象而不能言，故运星精于上，流神明于下，驱风云以表异，役鸟兽以通灵。表异者必有沉浮之候，通灵者必有宫商之应。是以宋襄失德，六鶂退飞；伯姬将焚，鸟鸣其哭；四国未火，融风已发；赤云夹日，殃在荆楚。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也。”
后汉窦武上书曰：“间者有喜禾、芝草、黄龙之瑞见。夫瑞生必于嘉土，福至实由吉人。在德为瑞，无德为灾。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称庆。”又裴楷曰：“按春秋以来，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者也。臣以为河者，诸侯位也。清者属阳，浊者属阴。河当浊而反清者，阴欲为阳，诸侯欲为帝也。京房易传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异，地吐妖，民疠疫，三者并时而有河清，犹春秋麔不当见而见。孔子书以为异也。”
魏青龙中，张掖郡玄川，溢涌宝石负鼎状，麟凤龙马，炳焕成形，时人以为魏端，任令于绰赍以问张珔，珔密谓绰曰：“夫神以知来，不追已往。以祯祥先见，然后废兴从之。汉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废兴祯祥乎？此石当今之变异，而将来之祯祥。”后司马氏果代魏。
汉武时，巫为上致神君，神君但闻其声，不见其形。荀悦曰：“易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各当其理而不相乱，乱则有气变而然。若夫大石自立，僵柳复生，此形之异也；男化为女，死而复生，此含气之异也；鬼神仿佛在于人间，言语声音，此精神之异也。夫形神之异，各以类感。善则生吉，恶则生凶，精气之际，自然之符异也。故逆天之理，则神失其节，而妖神妄兴；逆地之理，则形失其节，而妖人妄生；逆中和之理，则含气失其节，而妖物妄出。此其大旨也。若夫神君之类，精神之异也。”
春秋传曰：“作事不时，怨仇动于人，则有非言之物而言。”当汉武之时，赋敛繁众，人民雕弊，故有无形而言至也。其于洪范言僭则生时妖。此盖怨仇而生妖之类也。故通于道者，正身，则万物精神形气，各返其本也。”
后汉陈蕃上书曰：“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数十年间，无复灾眚者，天所弃也。天之于汉，悢悢无已，故殷勤示变，以悟陛下，除妖去嬖，实在修德。故周书曰：‘天子见怪则修德，诸侯见怪则修政，大夫见怪则修职，士庶见怪则修身。’神不能伤道，妖不能害德。”
汉书曰：“夫动人以行、不以言，应天以实、不以文。此天人之大略也。”)
法家者，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亡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贼至亲，伤恩薄厚，此法家之弊也。
(司马谈曰：“法家严而少恩，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夫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使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至于尊主卑臣，明职分，不相逾越，虽百家不能改也。”)
名家者，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此其所长也。及缴者为之(缴，音工钧反。)，则苟钩鈲析乱而已，此名家之弊也。
(司马谈曰：“名家使人检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夫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时失人情，故曰：‘使人检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鈲，音普觅反。)
墨家者，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右，信也。)；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言无吉凶之命，但有贤、不肖、善、恶也。)；以孝示天下，是以上同(言皆同于治也。)。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此墨家之弊也。
(司马谈曰：“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夫墨者亦上论尧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饭土簋，啜土刑，粝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人之率。故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同，故曰：‘俭而难遵’也。要曰：强本节用，则家给人足之道。此墨家之所长，虽百家莫能废也。”
汉武帝问董仲舒策曰：“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辂，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旨哉？”对曰：“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故曰：奢不僭上，俭不逼下，此王道也。”)
纵横家者，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使乎，使乎！”言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音）许远反)而弃其信。此纵横之弊也。
(荀悦曰：“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夫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饰辩辞，设诈谋，驰逐于天下，以要时世者，谓之游说；色取人，合时好，连党类，立虚誉，以为权利者，谓之游行。此三者，乱之所由生，伤道害德，败法惑世，先王之所慎也。
凡三游之作，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无正；制度不立，纲纪弛废；以毁誉为荣辱，不核其真；以爱憎为利害，不论其实；言论者，计厚薄而吐辞；选举者，度亲疏而下笔。然则利不可以义求，害不可以道避。是以君子犯礼，小人犯法，饰华废实，竞取时利，薄骨肉之恩，笃僚友之厚，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苞苴盈于门庭，聘问盈于道路，于是流俗成而正道坏矣。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受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义。其失之甚者，至于为盗贼矣。游说之本，生于是非，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则专对解结之，辞之绎矣，民之莫矣。以正行之者，谓之辩智。其失之甚者，至于诈矣。游行之本，生于道德仁义，泛爱容众，以文会友，和而不同，进德及时，以立功业于世。以正行之者，谓之君子。其失之甚者，至于因事害私，为奸宄矣。甚相殊远，岂不哀哉？故大道之行，则三游废矣。”)
杂家者，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理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此杂家之弊也。
农家者，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孔子曰：“所重人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则欲君臣之并耕，悖于上下之序，农家之弊也。
(班固曰：“司马迁史记，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利势，而羞贫贱。此其所弊也。然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世谓之实录。”)
文子曰：“圣人之从事也，所由异路而同归。秦楚燕魏之歌，异转而皆乐；九夷八狄之哭，异声而皆哀。夫歌者，乐之征也；哭者，哀之效也。愔愔于中而应于外，故在所以感之矣。”
论曰：范晔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归乎宁固根柢，革易时弊也。而遭运无恒，意见偏杂，故是非之论，纷然相乖。”
尝试论之：夫世非胥庭，人乖鷇饮，理迹万肇，情故萌生。虽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权变；山川之奥，未足况其纡险；则应俗适事，难以常条。何以言之？若夫玄圣御代，则大同极轨，施舍之道，宜无殊典。而损益异运，文朴递行，用明居晦，回穴于曩时，兴戈陈俎，参差于上世。及至戴黄屋，服絺衣，丰薄不齐，而致治则一。亦有宥公族，黥国仇，宽躁已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虑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矫用，则枉直必过。故葛屦履霜，弊由崇俭；楚楚衣裳，戒在穷奢。疏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敛威峻法，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国风；周秦末轨，所以彰于微灭。故用舍之端，兴败资焉。
是以繁简唯时，宽猛相济，刑书镌鼎，事有可详，三章在令，取贵能约。大叔致猛政之衰，国子流遗爱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阳修画一之法。斯实驰张之宏致，庶可以征其统乎？
数子之言，当世失得，皆悉究矣。然多谬通方之训，好中一隅之说。贵清净者，以席上为腐议；束名实者，以柱下为诞辞。或推前王之风，可行于当年，有引救弊之规，宜流于长世。稽之笃论，将为弊矣。由此言之，故知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不失其时，其道光明。非至精者，孰能通于变哉？
<b>译文</b>
[“反经”、“是非”、“适变”三篇论文虽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广泛论证，陈述了各家各派学说的利弊，然而不足之处是对某些问题元暇顾及，有的阐述也比较散漫，使人有无所适从之感。因此作这篇“正论”作为补充，以使论述进一步充实完善。]
孔子说：“礼记、诗经、乐经、尚书、周易和春秋这六种文史著作虽然内容不同，但其教育人民、讲求政治的目的却是一致的。礼可以用来规范人的行为，乐可以培养平和纯洁的心志，书用来指导为人处事，诗用来表达情意，易用来预测神奇的变化，春秋用来明辨道义。”
[司马谈说：“周易是阐明天地、阴阳、四时与五行之原理的，所以以变化见长；礼记是阐述伦理道德的，所以注重于行为；尚书记叙的是尧舜禹三代的事迹，故以政治见长；诗经记载山川、溪谷、禽兽、草木、雌雄，故长于风土民情；乐经论述音乐，因而以和谐为主题；春秋辨正是非，因此以说理明心见长。”]
所以说，到了一个国家，很容易感觉出这个国家是用什么来教化民众的。
如果民风纯朴敦厚，这是诗教的结果；民众通达事理，有远见卓识，是书教的结果；心胸大度，平易善良，是乐教的结果；心志纯洁，见识精微，是易教的结果；恭敬俭朴，谦逊庄重，是礼教的结果；善于言辞，言简义赅，是春秋教化的结果。因此，失去诗教，人则愚昧；失去书教，则多诬陷不实之言；失去乐教，浮奢淫逸；失去易教，民众则狡猾邪恶；失去礼教，社会风气则浮躁不安；失去春秋的教导，朝野秩序混乱。民风温和敦厚而不愚昧，这是由于深受诗经薰陶教育的结果。
[子夏说：“不同的声调艺术化之后，就是音乐。盛世的音乐安祥而和乐，由此可以推知这个国家的政治一定非常和祥；乱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其政治则乖戾异常；亡国之音悲伦而忧思，这个国家的人民一定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没有比诗更切近了。”
太史公说：“诗-大雅说的是王公大人的事情，但其旨意却在于用德性来教化百姓，诗-小雅是通过讥刺小我的利弊得失，而使它的内在含义影响上层统治者。它们所说的内容虽然不同，但它们合乎仁德的宗旨却是一致的。”晋时王政衰微，南阳的鲁褒写了钱神论，吴郡的蔡洪写了孤愤。从前的史书认为‘乱世之音怨而怒，其政乖’，这些著作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民众如果既通达事理，有远见卓识，诚实正直，这是对书教深切领会的结果[书阐述帝王的治世之道，其中都典谟、训诰、誓命之类的文章，孔子的三千弟子都很精通其中的教义]。心胸大度、平易善良而不骄奢淫逸，这是对乐教领会深刻的结果。
[乐经说：“大凡乐音都是由于人心有所感而发。感情萌动于内心，就表现为声音，声音组成一定的曲调后就是音乐。盛世的音乐安祥而和乐，由此可以推知这个国家的政治一定非常和祥；乱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其政治则乖戾异常；亡国之音悲怆而忧思，这个国家的人民一定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音乐往往和政治的兴衰有着很密切的联系。五音中的宫调低沉稳建，就象统领天下的君王；商调比较刚正坚实，就象分管政务的文武百官；角调柔和适中，就象人民大众；徵调细腻轻扬，就象纷繁的事务；羽调轻松高昂，就象宇宙万物。如果这五种音调谐和统一，就没有滞涩杂乱的音调出现。如果宫音散乱，则流于荒漫，说明国君骄纵；商音散乱，则流于邪僻，说明臣子败坏；角音混乱，则流于抑郁，说明民众怨忿；徵音散乱，则流于哀怨，说明人民过分勤苦；羽音散乱，则流于危亡，说明财物匮乏。如果五音全部混乱失调，相互干扰抵触，这叫轻漫，那么国家的灭亡大概就没有几天了。上古圣明的国君提倡音乐的本意，并不是为使自己赏心快意，满足感官的享受，而是希望借此激荡血脉，振奋精神，从而和谐调整人心。五音与人的情性息息相通。宫音与脾与信，宫音与肺与义，角音与肝与仁，徵音与心与礼，羽音与肾与智一一对应，当五音发起时，会与其相应的五脏发生感应，并对信、义、仁、礼、智发生作用，从而对人的思想情绪给予调和与净化。所以听到宫音，会使人心情温柔舒畅，胸襟开阔；听到商音，会使人刚正不阿，向往正义；听到角音，会使人恻隐怜悯，待人温和；听到徵音，会使人乐善好施，宽厚爱人；听到羽音，会使人庄严穆，彬彬有礼。礼是对外在行为的约束，进而深入心里去调和情志；音乐则是由于内心情志的感应，进而向外扩展来影响人的行为举止。所以圣明的君王一定要人耳听雅正和颂赞的音乐，目睹庄严肃穆的礼仪，走路仪表恭敬，言谈不离仁义。所以君子即便整天不停地讲话，然而邪僻不正的思想感情永远没有机会污染他的心灵。”
班固说：“音乐，是圣人所喜欢的。音乐可以使人心地善良，具有强烈的感人力量，所以古代的帝王都很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人有血气心智的情性，可是哀乐喜怒却没有常规。人受到音乐的感染，心有所动，就要通过情感流露出来。因此，当轻柔伤感的音乐发起时，听众就会悲伤忧愁；当平和舒缓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感到安乐康泰；当粗犷猛烈的音乐响时，听众就会有刚强坚毅的反应；当率真坦诚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向庄严肃穆；当宽裕祥和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显出慈爱的情态；当放纵邪辟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受到淫荡骚乱的诱惑。古代的君王为淫荡的音乐而感到耻辱，所以制作了雅正、赞颂的音乐让人听。他们依据人的情性，遵循节律，以礼仪为其内容，注入蓬勃的生气，以伦理纲常的内涵来引导听众，不使阳刚之气任性发泄，不使阴柔之气郁积不散，使阴阳刚柔和畅而交融而后再用中正平和的乐音表现出来。这样，就能感召激发善心，而不使邪淫之情毒化人们的心灵。这就是先王创立音乐的根本出发点。”
吕氏春秋说：“国家灭亡或是行刑杀人，并不是没有音乐，然而这种音乐不会使人快乐。快要淹死的人，可能也会发出笑声；被判罪的人，也可能要唱歌；发狂的人，也会舞蹈。乱世的音乐，和这三种人的歌舞很有点相似之处。”范晔说：“钟鼓不是音乐的本质，但是乐器离不了钟鼓；猪牛羊不是用以表示孝敬的主要东西，然而瞻养双亲却不能没有它们。只看重乐器的重要性而忘记了音乐的根本目的，音乐就失去了意义。用和谐的韵律来协调内心的气质，这才是音乐的盛事。因为崇尚瞻养老人而伤害了双亲，反而是受了不能正确理解孝道的拖累。履行孝道而又能合理抚养老人，这才是最大的孝。”
东方、角音与仁、南方、徵音与礼，中央、宫音与信，西方、商音与义，北方、羽音与智——各各相应，这是乐理之常识。司马迁却认为徵音与心、智相应，羽音与肾、礼相应。这与旧例不符。这不是未流学者所能参详的。]
心志纯洁，见识精微而不邪恶，这是对周易深刻领会的结果[周易奥妙精微，爱与恶此进彼退，从遥远与近身的天地万物都有所吸取，不让人过于亲近以致互相伤害]。
恭敬俭朴，谦逊庄重而不浮躁，这是对礼教领会深刻的结果。
[太史公说：“我曾到过秦代掌管礼仪的大行官署，在那里考察了夏、商、周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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