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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厉云：“日月至光至大，而有所不遍者，以其高于万物之上也。灯烛至微至小，而世不可乏者，以其明之下，能昭日月之四蔽。”由是观之，政之贵卑也久矣。是以先生设官，分职而共治耳。)
淮南子曰：“济溺人以金玉，不如寻常之缠。”韩子曰：“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饿者不肯。”(故曰：疗饥不期于鼎食，拯溺无待于规行也。)此言政贵卑以济事者也。何以言之？韩非曰：“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为上智之所难也，则人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厌者，不待粱肉而饱；短褐不完者，不须文绣而好。以是言之，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务也。今所治之政，人间之事。夫妇之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智之所难论，则其于人过远矣。是知微妙之言，非人务也。”
(又曰：“世之所谓烈士者，离众独行，取异于人。为恬淡之学，而理恍惚之言。臣以为，恬淡，无用之教也；恍惚，无法之言也。夫人生必事君养亲，事君养亲，不可以恬淡之人，必以言论忠信，言论忠信不可以恍惚之言。然则恍惚之言、恬淡之学，天下之惑术也。”又曰：“察士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智全也。夫人未尽察之也，唯贤者而后能行之，不可以为法也。”)
故尹文子曰：“凡有理而无益于治者，君子不言；有能而无益于事者，君子不为。”故君子所言者，不出于名法、权术；所为者，不出于农稼、军阵，周务而已。(又曰：小人所言者，极于儒墨是非之辩；所为者，极于坚伪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诛之也。)
今世之人，行欲独贤，事欲独能，辩欲出群，勇欲绝众。夫独行之贤，不足以成化；独能之事，不足以周务；出群之辩，不可为户说；绝众之勇，不可与正阵。凡此四者，乱之所由生也。
(故曰：为善者，使人不能得从；为巧者，使人不能得为。此独善、独巧者也，未尽巧善之理。故所贵圣人之理者，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也。所贵工倕之巧者，不贵其独巧，贵其能与众共巧也。文子曰：“夫先知达见，人材之盛也，而治世不以贵于人。博闻强志，口辩辞给，人智之溢也，而明主不以求于下。傲世贱物，不污于俗，士之抗行也，而治世不以为人化。故高不可及者，不以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以为国俗。故国治可与愚守，而军旅可与怯同。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并用之也。”议曰：据文子此言，以为圣人不可用先知远见、博闻强志、傲世贱物三事，化天下百姓，使皆行此道，用为风俗。今但任其风土，化以农稼军阵，曲成于物，而俯同于俗耳，非贵于独能独勇者也。)
故圣人任道，以通其险。(淮南子曰：“体道者逸而不穷，任数者劳而无功。离朱之明，察针于百步之外，而不能见泉中之鱼。师旷之聪，合八风之调，而不能听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理三亩之宅；循道理之数，因天地之自然，则六合不足均也。”此任道以通其险也。)
立法以理其差。(文子曰：“农、士、工、商，乡别州异。农与农言藏，士与士言行，工与工言巧，商与商言数。是以，士无遗行，工无苦事，农无废功，商无折货。各安其生。”此立法以理其差也。)
使贤愚不相弃，能鄙不相遗，此至理之术。
故叔孙通欲起礼，汉高帝曰：“得无难乎？”对曰：“夫礼者，因时世人情而为之节文者也。”张释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无甚高论，令今可施行。”由是言之，夫理者，不因时俗之务而贵奇异，是饿者百日以待粱肉，假人金玉以救溺子之说矣。
(议曰：昔楚之公输、宋之墨翟，能使木鸢自飞，无益于用。汉之张衡，能使参轮自转；魏之马钧，能使木人吹箫，苟无益于用而为之，则费功损力，其害多矣。庄子曰：“朱泙漫学屠龙于支离益，殚千金，技成无所用其巧。”文子曰：“夫治国在仁义礼乐、名法刑赏，过此而往，虽弥纶天地，缠络万品，治道之外，非群生所飧挹，圣人措而不言也。”由是观之，事贵于适时，无贵于远功，有自来矣。)
<b>译文</b>
［刘安在淮南子中说：“太阳、月亮是最光明、最伟大的，然而却仍有照不到的地方，是因为它们高悬在万物之上的缘故。油灯和蜡烛虽然非常微小，但世上却不能缺少它，因为它的光明能照到太阳、月亮所照不到的犄角旮旯。”由此看来，治国以能普遍实行为贵，是由来以久的道理。所以古代圣君设置官吏，使他们各司其职，从而达到合作共治的目的。]
淮南子上说：“救助溺水的人，给他金玉等珍宝，不如给他一根平常的绳子。”韩非子说：“很多天吃不上饭的人，让他等有了黄粱米饭和肉食之后再吃，饿着的人一定不同意。”［所以说治疗饥饿，不寄希望于宝鼎煮出的美味；拯救溺水的人等不到行步端正的慢性子。]这就是说，治理国家以浅近易行为贵，才能把事情办好。为什么这样说呢？韩非子说：“人们所说的智谋之人讲的微妙高深的道理，即使是智力较高的人也是感到难以理解的。现在为普通人立法，却尽讲智力较高的人也难以明白的道理，那么普通人也就更无法弄明白了。所以糟糠都吃不饱的人，是不会等待有了黄梁米饭和肉食后再去吃饭的；连粗麻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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