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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尽力于扩充德行的，国家就会强盛。能保全自己本来所有的。国家就会平安；一味垂涎别人所有的，国家就会残破。统治残酷暴虐，世世代代都要受害。事情超过了限度，即使一时成功，最终也难免失败。不正己而正人者其势拂逆，先正己而后正人才顺乎常理。行为拂逆是招致祸乱的根源，顺乎常理是国家安定的关键。
道、德、仁、义、礼，五者是一个整体。道是人们所应遵循的，德是人们从道中所得到的，仁是人们所亲近的，义是人们所应做的，礼是人们的行为规范。这五条缺一不可。所以，起居有节，是礼的约束；讨贼报仇，是义的决断；怜悯之心，是仁的发端；修己安人，是德的途径；使人均平，各得其所，是道的教化。
君主下达给臣下的指示叫“命”书写在竹帛上叫“令”执行命令叫“政”“命”有失误“令”就不能推行。“令”不推行“政”便出现偏差。“政”有偏差，治国之“道”便不能通畅。“道”不通畅，奸邪之臣便会得势。奸邪之臣得势，君主的威信就要受到损害。
千里之外去聘请贤人，路途十分遥远；招引不肖之徒，路途却十分近便。所以，英明的君主总是舍弃身边的不肖之徒，不远千里寻求贤人。因此，能够保全功业，尊崇贤人，臣下也能尽心竭力。弃置一个贤人，众多的贤人便会引退了；奖赏一个恶人，众多的恶人便会蜂拥而至。贤人得到保护，恶人受到惩罚，就会国家安定，群贤毕至。民众都对政令怀有疑虑，国家就不会得到安定；民众都对政令困惑不解，社会就不会得到治理。疑虑消失，困惑解除，国家才会安宁。一项政令违背民意，其他政令也就无法推行；一项恶政得到实施，无数恶果也就从此结下。所以，对顺民要实施仁政，对刁民要严加惩治，这样，政令就会畅通无阻，人无怨言了。用民众所怨恨的政令去治理怀有怨气的民众，叫做违背天道；用民众所仇恨的政令去治理怀有仇恨的民众，灾祸将无法挽救。治理民众要依靠贫富均平，贫富均平要依靠政治清明。这样，民众便会各得其所，天下也就安宁了。犯上的人反而更加高贵，贪鄙的人反而更加富有，虽然有圣明的君王，也无法把国家治理好。犯上的受到惩处，贪鄙的受到拘禁，这样教化才能得到推行，各种邪恶也就自然销匿。
品德高尚的人，是无法用爵禄收买的；讲究节操的人，是无法用威刑屈服的。所以圣明的君主征求贤人，必须根据他们的志趣来罗致。罗致品德高尚的人，要讲究礼节；罗致崇尚节操的人，要依靠道义。这样，贤士便可以聘到，君主的英名也可以保全了。圣人君子能够明察兴衰的根源，通晓成败的端倪，洞悉治乱的关键，懂得去就的时节。虽然穷困，也不会贪图将亡之国的高位：虽然贫苦，也不会苟取衰乱之邦的厚禄。隐姓埋名、胸怀经邦治国之道的人，时机到来后一旦行动，便可以位极人臣。君主的志向一旦与自己相投，便可以建立绝世的功勋，所以，他的道术高明，美名流芳千古。
圣明的君主进行战争，并不是出于喜好，而是用来诛灭残暴，讨伐叛乱。用正义讨伐不义，就像决开江河之水去淹灭小小的火炬一样，就好像在无底的深渊旁边去推下一个摇摇欲坠的人一样，其胜利是必然的。圣明的君主之所以安静从容而不急于进兵，是不愿造成过多的人员和物质损耗。战争是不吉祥的东西，天道是厌恶战争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进行战争，才是顺乎天道的。人和天道的关系，就像鱼与水一样。鱼得到水便可以生存，失去水肯定要死亡。所以，君子们常常是心存敬畏，一刻也不敢背离天道。
专权跋扈的大臣执政，国君的威望就会受到伤害。生杀大权操于其手，国君的权势也就衰竭了。专权跋扈之臣俯首从命，国家才能长久。生杀之权操于国君，国家才能安定。百姓穷困，国家就没有储备。百姓富足，国家才会安乐。重用贤臣，奸臣就会被排斥在外了。重用奸臣，贤臣就会被置于死地了。亲疏不当，祸乱就会延传到后世了。大臣自比君主，众奸就会乘机聚集。人臣享有君主那样的尊贵，君臣名分就会昏昧不明。君主沦为臣子那样的地位，上下秩序就会颠倒混乱。伤害贤人的，祸患会殃及子孙三代。埋没贤人的，自身就会遭到报应。妒忌贤人的，名誉就不会保全。举荐贤人的，子孙后代都会受惠于他的善行。所以君子总是热心于推荐贤人，因而美名显扬。对一个人有好处，对一百个人有害处，民众就会离开城邑。对一个人有好处，对一万个人有害处，全国就会人心离散。除掉一个人而有利于一百个人，人们就会感慕他的恩泽。除掉一个人而有利于一万个人，政治就不会发生混乱了。
注释
1昆虫：虫类的统称，这里可理解为世间万物。
2六合：天地四方曰六合。
3造作过剩：造作，指建造宫室园囿之类。过剩：超过标准。
4爝火：火把。
5豪杰：汉代使用这个词有时带有贬义。
6疑：通“拟”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