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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年号似乎寓示新的气象。
登基半载都无甚动静的新帝终于在改元后有了动作,一道道诏令以朝廷为中心发布出去，涉及赈灾、基建、减赋、强军有繁有简、有详有略，如强军,目前天子只是露出意向，接下来还得看哪些朝臣愿意积极献策献力。总之，关照过军事民生等领域后，天子的目光终于投向文教。
三月初，执掌湖广一省文教的江提学充分领会天子之意,向各府州县行文，重申生员须“精通四书、本经,通晓文史、论、策、诏、诰、章、表及当代律判与典章制度，作文务要典实、说理详明，不许虚浮夸诞,且字须端楷”。＊
实话说，这已是老生常谈。当年太祖皇帝颁定科举规章便已定下如此规定。
只是百余年来,许多纸面上的规定在实行中早已面目全非。当今生员大都手无缚鸡之力，君子六艺只通一半，且许多生员只会读死书,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问起朝廷典章制度却是一知半解,写起策论更是只会夸夸其谈,言语空洞。
这与科举“只重首场”的风气息息相关。
乡试之前的童试三关,一般只考帖经、墨义、诗赋,四书文与五经义翻来覆去考题有限，练多了八股文，通过童试并不难。而乡试虽说既考四书五经，亦考论、诏、诰、判、表以及经史时务策,偏偏四书五经在首场，余者分别在第二场和第三场。由于考官“只重首场”，考生往往只要首场四书五经文发挥出色便足以高中桂榜。
至于经史时务策之流，等中举之后再用心钻研不迟虽说殿试重策问，可那却是将来的事。毕竟若是当下连举人都不能考中，又何必提前为将来的殿试策问操心
如此长年累月下来，从学宫训导到生员本身都走上了重经义而轻律例策问的道路。
这也让太祖皇帝当年的规定成了一纸空文。从乡试中遴选出来的举人只能说四书五经读得好，未见得都具备实干的才能。
而今江提学再次重申太祖皇帝的规定，对生员的“全面发展”作出了新的安排，又着重强调今后乡试不再只重首场，而是三场并重，以纠正“只重经义”之风气。
随着江提学放话，湖广学风为之一变。
襄平府府学，嗅觉敏锐的昔日翰林戴府教第一时间调整府学课程，将从前只是占用四书五经课堂时间边边角角的历律与策论单独划分为正式科目，由何训导教授。
就连今后的月考也在四书五经的基础上加入论、诏、诰、判、表与经史时务策，与乡试内容一致，题量却只有其三分之一。如此是为了保证生员一日之内就能考完。
其中“论”为论述题，题目依旧出自四书五经，“诏”与“诰”则是代天子拟旨，以天子的口吻颁布某种命令，“表”属于朝臣向天子上书的某种章奏格式，“判”则是官员判案时所写的判文。
“论”且不说，其余四种公文无疑颇有实用价值，将来若要入朝为官，非得熟练创作此类公文不可。
掌握格式只是其一，下笔之时又得仔细斟酌。尤其是“判”，仅仅格式正确不够，非得熟读律令、通晓律例，才能提笔写出有理有据的判文，而不是判文写得糊里糊涂，将来判案也糊里糊涂。
大齐律自然成了诸生学习的重中之重。哪怕从社学启蒙开始，大齐律与历法术算等科目都是朝廷规定的“必修”，但实施过程中，由于师生的一致不重视，真正认真学过的学子少之又少。
谢拾却是一个例外。
当年徐夫子授课时首重的便是大齐律，在他看来，为学须先为人，道德教化是一方面，教学生从小知法懂法是另一方面。大齐律都不懂，谈什么修齐治平这等人便是入仕为官也是个昏官。
年节时与徐师兄一起苦哈哈啃大齐律的记忆猝不及防浮上心头，谢拾颇为怀念“也不知徐夫子在京中过得如何”
幼年时粗略学过一遍的大齐律，如今重学，对谢拾而言又是一番全新体验。当初似懂非懂的某些内容而今总算明白过来。
何训导不愧是昔日大名鼎鼎的神童，少年中举的人物，哪怕是枯燥的律法由他讲来都颇为生动。若说徐夫子是通过具体详实的律例为弟子讲解违背法令的后果，何训导便是站在朝廷的角度告诉大家每一条法令为何如此制定，并通过虚构案件假设学生为判官该如何判，偶尔兴致来了，让某学生为判官，其他人找出其判案的错漏，甚至模拟公堂对簿，推翻已判定的结论。
胖狸猫总结［所以徐夫子教弟子知法守法，何训导教学生钻漏洞做法外狂徒］
“你是会总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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