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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莫是不幸的。
他并不是中国第一个获诺奖的人，华裔除外，中国第一个获诺奖的人是达l，第二个获诺奖的人是刘晓b，此二人获的皆是和平奖。老莫是中国第一个获得诺奖文学奖的人。按此排下来，老莫只能算是中国老三，所以老莫有些搅毛也合乎情理。
老莫又是万幸的。
把和平奖颁发给达l和刘晓b之流，中国是抵触的，甚至有些气愤。中国认为这是诺委会的阴谋，我个人也是这么认为，从达l之流多年的行径来看，他们是反dang反色会主义的，是在从事分裂国家的活动，这算什么和平，要是和平也是和一些西方国家的平，实质是在动我党我国我军之乱。对前两次获奖，中国几乎未进行正面报道，只是外交上抗议抗议，咕噜咕噜几句，更未在全国形成大争论之势。诺委实际想要的效果应该是在中国这口平静的水缸里投石激起千层浪，但经这么两次折腾一看，效果不是太好，于是这次他们换了一招，迂回一点，不再颁发什么和平奖，而是把文学奖投在了中国大地。效果出来了，首先是中国政府没有拒绝，而中国人民更象烧开的粥一样，咕得咕得的冒泡。有说好的，有说不好的，掀起了一阵阵莫言热，掀起了一场场大讨论，甚至于有些文人都打起了口水仗，张嘴就是他奶奶个博益，闭嘴就是太阳他个祖宗。煞是热闹。
对此，老莫是怎么看？
老莫说，这奖是颁给作家的，不是颁给国家的。我认同。任何一部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它的主旨都是去恶扬善的。老莫的作品也是如此，他对当今我们这个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无可厚非。从他写作的深度、广度和高度看，获诺文学奖名符其实。只是我们要注意一个苗头，老莫是不是诺委的工具，诺委是不是一些西方国家政客的工具。话又说回来，老莫是无辜的，他只是在尽一个作家的责任。
今天，老莫在高高的领奖台上用三个小故事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第一个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第二个故事：
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第三个故事：
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第一个故事告诉我们：允许不同。
第二个故事告诉我们：懂得尊重。
第三个故事告诉我们：生死无常。
老莫，深沉玩到这种境界，算你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