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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是个有名的老实疙瘩。我们村不大，不到二百户人家，村里婚丧嫁娶的日子就是本家邻居打牙祭的日子。我们村有个能人，外号麻嘎子，(书名喜鹊)五十多岁了也没讨下个老婆，谁家有喜丧事他向来是不请自到，他招领的那帮婚丧理事会成员也浩浩荡荡地跟来了，往往二天的事情就要拖上四五天，每天都有事要合计，一有事就要动荤腥，农村人比较朴实，所以吃点喝点也在理当然。我的父亲连这帮人也没加入，可见其老实程度。但我的父亲能吃苦耐劳，生活节俭，对家里人细心周到，这一点我感到特别温馨佩服。
小时候我们家里穷，一块糖对孩子来说就是奢侈品。那时候正赶上割资本主义尾巴，老百姓挣点钱不容易，谁家有张整十元的票子就是大财主了！上学用的都是线或布的书包，写字的石板沾满了黑呼呼的大鼻涕。每天就是地瓜窝头，有咸菜吃就是生活条件好的啦！老百姓东躲西藏地找俩钱，为得是过年能吃上顿饺子。我上小学了，也有虚荣心了，就常常和别的孩子攀比。我们一帮小孩子经常去迎接赶集的家里人，有时要走到离村一里多路的小桥头。每当看到父亲时，他都会像变戏法似的摸出几块糖，虽然一分钱可以买到五块，虽然粘牙，甜味不正，但在我就足以骄傲了，足以在小伙伴面前显摆一下。后来政策好了，允许”鸡腚眼子当银行了”收入有了点眉目，再去桥头等到的便是羊肉水煎包了，父亲剥开一层层的荷叶，包子热腾腾地直晃人眼睛，香味引4得哈拉子都出来了，父亲静静地看我吃，眼里满是温暖和慈祥。从我记事时起，我和父亲的感情距离就没拉开过！
小学三年级时我家盖新房，本家都来帮忙，场面很热闹，我在下面东窜西跑，别提有多高兴了。还差几天就完工了，我突然得了炸腮，(可能是医学名叫腮腺炎的一种病)整个颈部高高地鼓起来，差不多和脸一般平了。父亲顾不得盖房子，把余下的活计交给邻居，每天蹬着自行车天不亮就出发，黑天了才能赶回来，大医院看过，乡医也看过，打针吃药持续了两个多月。我不记得跑过多少路，只知道为我看病用坏了一辆自行车。我记得一次我们爷俩骑车爬一条大堤，因为是刚修的河，坝上土质松软，我的父亲左一拧又一晃地拼命蹬着车，我清楚地听到脚蹬子痛苦的咯吱声，我分明地看到湿透的脊背，听到他那如牛的喘息声。终于父亲蹬不动了，他弓着腰如虾米一样推着车前行，最后推也推不动了，就说:”我们凉快一会吧！”我说:”行。”我抬头看见父亲在对着我笑，脸上的汗流成了小河，打湿了他脚下的土地，但他的脸上却有着快乐的光。也许是苍天可怜我父亲的辛苦，后来我的病慢慢地自己好了，留下了两个小疤。每当无意中摸到这两块疤，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父亲带我南征北战看病的情景。
父亲会一门绑扎簸箕的手艺。为了使簸箕结实耐用，美观大方，主人往往要把簸箕的周边收拾一下，父亲把竹子破成篾，用小刀刮得细滑圆润，然后用牛皮绳束扎起来，还可以做成一些简单的图案。外出时，父亲把竹蔑绑在大金鹿自行车上，母亲把烙好的饼放在一个破的皮革包里。父亲一走就是一个多月，那时各家都不富裕，生计是个大问题，所以谁家的爷们出门也不算个稀奇事，都没心事关注些个儿女情长，那时政府不让搞创收，父亲都是半夜偷偷离家，在全村的狗叫声里渐行渐远，我也就把以后的时间变成了盼归的日子。突然就在某一天的夜里，有双大手拨弄我，在一声声熟悉的轻喊中，我迷迷糊糊地醒来，发现是父亲回来了，地下的母亲和姐姐在忙三火四地张罗饭，父亲经常会给我带回来一些花花绿绿的小物件，但最让我回味的还是干鱼片，在那咸菜都很贵重的日子里，这就是最好的奢侈品了！小干鱼有手指那么长，有淡淡的腥味，用油一炸满院子都是香味，有了它我的饭下得痛快多了，一两条小干鱼在我的嘴里倍加珍惜地慢慢咀嚼，就可以吃下两个窝头。父亲告诉我那是微山湖里的鱼，我后来知道那地方离我家至少有四百多里路，是我最爱看的画书里所指的地方。父亲一回到家就把衣服里的钱掏出来，硬币毛票散落一床。大概是父亲满脸的诚恳和忠厚嬴得了乡亲们的信任，每次回来父亲都比别人挣得多，有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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