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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一向不是我写作的季节，何况，今年我的情绪特别低落。某种倦怠靶从冬季就尾随着我，把我紧紧缠绕，细细包裹，使我陷在一份近乎无助的慵懒里，什么事都不想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劲来，尤其对于写作。
写作是那么孤独，又那么需要耐心和热情的工作。这些年来，我常觉得写作快要变成我的“负担”了。我怕不能突破自己以往的作品，我怕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我怕失去了热情，我更怕亘古以来，人们重复着同样的故事，于是，我也避免不了重复又重复写人生的爱、恨、生、死，与无可奈何。我的好友三毛曾对我说过一句话：“如果我们能摆脱写作，我想我们就真正解脱了！”
或者，只有写作的人才能了解这句话。才能了解写作本身带来的痛楚，你必须跟着剧中人的感情深入又深入的陷进去，你必须共担他们的苦与乐，你必须在写作当时，作最完整的奉献，那段时间中，作者本身，完全没有自我。所以，最近我常常在失眠的长夜里，思索这漫长的写作生涯中，我是否已经奉献得太多了？包括那些青春的日子，包括那些该欢笑的岁月，包括那些阳光闪耀在窗外，细雨轻敲着窗棂，或月光洒遍了大地的时候。我在最近一本小说昨夜之灯中写了一段：“全世界有多少灯？百盏，千盏，万盏，万万盏
你相信吗？每盏灯下有它自己的故事？”
是的，每盏灯下有它自己的故事。其中一盏灯光下，有“我”这么“一个人”“孤独”的把这些故事，不厌其烦的写下来，写下来，写下来
于是，我会问“为什么？”于是，我会说“我累了。”我从不认为自己的写作是多么有意义的工作，我也从不觉得自己有“使命感。”当初，吸引我去写作的是一股无法抗拒的狂热，其强烈的程度简直难以描述。而今，岁月悠悠，狂热渐消。于是，我累了，真的累了。
今年，我就在这份倦怠靶中浮沉着，几乎是忧郁而徨的。我一再向家人宣布，我要放弃写作了。又隐隐感到莫名的伤痛，好像“写作”和我的“自我”已经混为一体，真要分开，是太难太难太难了。又好像，我早已失去“自我”了。在那些狂热的岁月里，我就把“自我”奉献给了“写作”如今，再想找回“自我”蓦然回首，才发现茫茫世界，竟然无处有“我。”这种情绪很难说清楚，也很难表达清楚，总之，今年的我颇为消沉，颇为寥落，而且，自己对这份消沉和寥落完全无可奈何。最可怕的，是没有人能帮助我。
七月，天气很热。
七月，我正“沉在河流的底层。”“沉在河流的底层”是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句子，第一次读到它的时候我才十几岁，懵懂中只觉得它好美好有味道，却不太明白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后，在我的作品中，我不厌其烦的引用这个句子，说来惭愧，依然不太明白它的意思。现在，我又引用它，更加惭愧！我还是不太懂。我给了它一个解释，河流是流动的“沉在河流的底层”表示“动的是水，静的是我，去的是水，留的是我，匆匆而过的是水，悠悠沉睡的是我。”
不管这解释对不对，我的心情确实如此。
就在今年这样一个七月的日子里，有封来自屏东万峦乡的短短小笺，不被重视的落到我眼前，上面简单的写着：“琼瑶女士：您好！
在以前你不认识我，希望以后你能认识我，很奇怪，是吗？这里有一个故事；我一直想写但写不出来，一个我的故事，我和“鸵鸵”的故事。“鸵鸵”是她的乳名，一个发音而已，湖北话。她今年二十四岁，我二十六岁。她和我在民国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十月二十四日晚上八点十分在同学的舞会中认识，这其中发生了许多许多感人的事。她那儿有我完整的资料：信、素描、字画、各类的东西。我这儿有她的照片，我的三本日记，信有五百封左右。一切资料均有，但我写不出任何一个字。请帮我一个忙好吗？帮我写出这个故事。
此祈愉快
韩青敬上
又及：她本名袁嘉佩，我叫她‘鸵鸵’。辅大。我本名就叫韩青，文大。
请联络：我家电话（八七）八八八xxx。”
这封信没有带给我任何震荡，因为信里实在没写出什么来。而这类信件，我也收到得太多了。我把信搁置在一旁，几乎忘记了它。几天后，我收拾我那零乱的书桌，又看到了这封信，再读一遍，我顺手把它夹在“问斜阳”的剧本里。
再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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