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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消化不良。记得我作为“新三届”中的应届生，启蒙读书于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成天学工、学农、学军，说白了就是劳动为主，读书好象还成了业余。社会上运动一个接一个，什么“一打三反”什么“批林批孔”什么“反潮流”、反击右倾翻案风等。那时就连中小学生也几乎长期“泡”在运动里，很少真正接受系统的价值观和真善美的系统薰陶教育。
较之五、六十年代的人，八十年代走上社会舞台的“新三届”少了知识分子的清高淡泊，多了世俗功利情节。有的人很能干事，却也更为己。在改革开放中逐渐向往豪华至尊，迷失做人的底线。如1982年毕业于江西农业大学的最年轻的工程院院士李宁，因弄虚作假套取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资金被捕。
“新三届”中的一些人表现出定力不够，是否也算是文革后遗症的另一种表现？其中一些人忘本了、变质了，不愿再与当初的简朴相比，却以享受为乐，奢迷为荣，利己为先，成为了金钱的奴隶。有的认为行情如此，自认为打造的利益链条环环相扣，编织的关系网络经纬“牢实”相信潜规则的那些事无人管、无法管，全没有东窗事发的后果意识，最终物极必反，身败名裂，狼狈不堪。1978年进入天津大学建筑分校读书的天津燃气原董事长金建平（正厅级），装买菜老汉出逃（三轮上放150万现金）被抓。对照（春秋）管仲：“道德当身，不以物惑。”陈毅生前感慨：“历览古今多少事，成由谦虚败由奢。”这些人现在到底作何感想呢？
“新三届”中有的人想出类拔萃，出人头地，也做了很多开创性、统领性工作，却不注重同步占领道德高地。很多有贪腐劣迹者，除了正常工作付出，还要为应对摆平各种歪关系人所累；在台上大讲廉政高尚时，有人格分裂式的心理冲突（如1978年3月考入太原工学院机械工程系的大同市委书记丰立祥，在市委常委会上大讲：“大同反腐不能掉队、不能落后，要求纪检监察机关要把查办案件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进一步加大自办案件力度，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三天后此人却因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搞了见不得人的勾当，会不停用假相去掩盖更多假相，平添焦心；有的吃人嘴软，其意志被邪恶势力绑架控制，身不由己；有的贪来的脏款仅仅是一个个数字，并未享用，其作用仅成为定罪量刑的依据；有的难免有良知回闪时，也会有后悔自责的心理纠结。如此看来，这些人的快乐指数绝不比寻常人高。
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完美人生首先是要注重境界的。中国先贤早提出了四重境界：一是功利境界，主旨任务是自强不息；二是道德境界，主旨任务是厚德载物；三是自然境界，主旨任务是随遇而安；四是天地境界，主旨任务是得道升天。到达、生活于道德境界的人是贤人，到达、生活于天地境界的人是圣人。上述栽倒的人，由于老于世故，不愿修身，意志不坚，敢于享乐，或者根本不具有这种高尚境界，是成就不了完美人生的，自然达不到人生最高尚境界，悲剧收场也许是必然。
总之“新三届”应该是在近三十年来给这个国家留下了极深刻烙印的群体，希望经过这次反腐荡涤，正本清源式的大浪淘沙后“新三届”们能够更加更加看清人生真谛，更加保持境界定力，重拾当初“振兴中华”的豪迈激情，为“圆”人生梦，将作为的旗帜举得更高，把人生的路走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