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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似乎一开始便注定是个悲剧,我常常惊诧这个女孩为何要如此坚定地走进剧情。当一切都如精灵的咒语应验,命运的机杼刺中了她,一切像是可以预见,又无法避免。
她是一个伟大而坚强的女性。
如此勇敢,且无怨无悔。
也许,这一切都是债。她这样说对我时,眼睑中的泪,浮浮沉沉。
她是菊,曾经是一个忙时织网,闲时唱戏的渔家女孩。如今是一个8岁孩子的母亲,一个可怜的单身母亲。
第一次见她,是在十年前的一个秋天。长长的头发,披泻而下,她娴静地坐在花坛上,午后的阳光顺着发端跌落下来,金子般的光亮像是触手可及,只要她愿意,便能紧紧攥住。她是大科长的对象,来自美丽的江南渔村—象山。黝黑的皮肤带着海风的气息,水灵灵的眼睛炯炯有神,像是海中闪烁的贝但以大多数城市人以秀为美的眼光而言,她算不上美,我从她身边走过,总有无比的优越感,一袭长裙傲然地在她面前拽地而过。
大科长是个乙肝患者,而且有家族史,他们兄弟三人都患有乙肝。但菊还是一往无前地嫁给了他。
婚后短短的三年,大科长的家发生了很大的变故:大哥由肝硬化转化为肝癌,匆匆地走完了人生;二哥在上海动了大手术,听说手术刀从前胸一直划到了后背,如鱼剖肚,但是否能康复还是个未知数;大科长的乙肝也转为肝硬化,单位通知他静养,那时,菊和他的女儿刚满2岁
半年后,大科长回单位上班,还是改不了成天抽烟、整夜打麻将的习惯,菊跑前跑后地埋怨、阻止,但收效甚微。一年后,大科长的二哥撒手西去,大科长成了家里唯一的儿子,但他再次病倒,医生告知,他得了肝癌,晚期。他拒绝手术,黯然离开了这个喧闹的大都市,带菊回到了那个渔民小屋。单位领导去探望了他,家里的贫困让在场的人无不落泪:一间矮小的平房,土砖泥地,四面除了墙,什么都没有,一家老小的牙杯整齐地放在地上
没多久,大科长永远地离开了菊,年仅34岁,他在杭州留下一间74平方米的公寓房,99年买的,一楼,已付清了款,那是他用一生的积蓄留给菊和孩子的唯一财产。那房子与我家在一个楼梯上下,所以,这个苦命的女人与我这个曾傲然在她面前飘过的人成了邻居与好友。
为了孩子,菊留在了杭州,娘儿俩相依为命。单位领导照顾她,不仅给她申领了遗属补助,还给她安排了份临时工,但收入不高,交了高昂的水电费、物业费,真的很难养活两个人。为了督促孩子完成作业,她向单位递交了长期上早班的申请,6点上班,下午2点下班。她每天天不亮就起来,顶头黑暗中的晨光,踏上电瓶车赶去五六公里外的单位上班,那路不好走,很多的大卡车,一路的尘土。
她生活上的节俭是可想而知的。搬入新家的几件家用电器中,最惹眼的是阳台上那个诺大的冷柜。她很少买菜,几乎每个双休日,她都会到公交车站去等她大哥从海边给她托运来的鱼,沉沉的一大包,就放在那个大冷柜里。每天,她都变着花样给女儿做“全鱼宴”把女儿养得结结实实,还隔三岔三地往我家里送鱼和鱼丸。她告诉我,这些都是活鱼,自家从海里捉的,不花钱,新鲜着呢。而我给予她的一点点小小的资助,总让她拒绝。她的坚强、艰难、善良与纯朴总让人感怀。
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孤孤单单五六年,她依然单身。
她说,她怀念那些做姑娘的日子;怀念那个海风拂面的渔民小屋;怀念她一次次巡演的戏台;怀念她那张未结完的渔网,梭未抽出,网却破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洞,吞噬了她,那是命那微卷的长发披泻而下,她娴静地坐在沙发上,娓娓诉说,窗外的月光顺着发端跌落下来,冰凌的光亮游移在指尖,像一掬泪。
我问她,为什么不选择回去?
她说:丈夫既然为她买了房子,就是要把她留在这儿。他走了,她也要守在这里,这里有他们的梦,把孩子培养好,是他的遗愿,也是她的任务。“要做爸爸那样有出息的人”她总是这样对女儿,每次说,眼里都有异彩、有力量。
也许,这就是她的梦,她一直守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