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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粮而纵兵抢夺百姓，在这样的情况下“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景象自然是不足为奇的。那么普通的百姓所能选择的道路就是要么一起造反，要么逃亡，逃不掉的就只有被杀——被官兵杀与被农民军所杀结果都是一个死，还有就是饿死。
当然，还有一个选择就是投降——谁来了降谁，只要能保住性命。
曾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的国人太没有血性，完全没有了强汉与盛唐时期中华民族那种勇于开拓进取，勇于将一切敢于侵略中华民族的异族消灭的血性，甚至在被压迫欺压的时候还想着能安安心心地当个奴才、保住性命，只有在连奴才也没有办法做下去的时候才会起来反抗。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历代王朝在建立政权的初始都是大量地屠杀那些不肯投降的人，而活下来的只有顺民，长使以往中国人的血性基因在一代代顺民的延续下被改变。正所谓“有血性的中国人都让杀光了”——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明亡于金的后人清，灭亡他们的三个异族其时人口都不超过百万，而此时的中原王朝则人口千倍于这些异族（由于历代官方在人口统计上的不确切，史学家认为中国宋代之后，人口应超过了一亿）。
但我想说的是，任何一个时代都不缺少血性，都不缺少那些勇于抵抗外侮、勇于反抗、勇于牺牲与奉献的血性男儿。只不过缺少的是一个需要这些血性为他来服务的政府而已。换句话说，统治者需要他的人民有血性的时候，那他臣民就一定是充满血性的。所谓“逸道使民，虽劳不怨；生道杀人，虽死不忿”（语出孟子，尽心上这里引用自三国志诸葛亮传与孟子原文有出入）宋有岳飞、文天祥；明有袁崇焕、于谦、阎应元；就连“腐败”满清也有左宗棠、关天培、邓世昌；八年抗战，有血性的中国人又何止万千？只是，当统治者非要自毁长城，非要没有血性之时，你让这些热血男儿的一腔热血洒向何处？
我所说的这些无非只是想证明一个问题，那就是血性与生存包括尊严在内，其实都操纵在系天下应亡为己身的封建君主身上。
在公元210年，官渡大战与赤壁之战都已结束，战乱已持续了半个多世纪，该洒的热血都已洒尽，该活下来与该死去的人都得到了应有的归宿。这一年，三国鼎立的局面初布建立，北方中原在曹魏集团统治下经济开始复苏，南方的孙吴集团也致力于稳定内部统治，西南刘备集团则准备图谋巴蜀。这一年，在战乱中侥幸存活下来的士大夫阶层们在面对了战乱、流离、死亡与饥饿之后开始冷静地思考国家与人民、包括个人的生存之道，他们或许在反思一个强大汉王朝是如何的土崩瓦解，更也许在反思人类在战争面前是如何的渺小，如何的无助。这一年，曹操在邺城（今河北临漳）修筑了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铜雀台。这一年，是汉献帝的建安十五年，以曹氏（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与女诗人蔡琰（即蔡文君）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已奠定了地位，这一年，受长期战乱与动荡影响，学者与思想家们在不断地探讨，因此老庄玄学开始兴起。这一年，阮籍出生，其父是建安七子中的阮瑀。
所谓“蓬莱文章建安骨”（出自李白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指的是汉赋与建安年间的诗文。蓬莱本是传说中的仙山，上藏有大量宝典秘录，因汉代国家藏书处称为蓬莱，所以指代为汉代文章，而建安因遭丧乱之后，因目睹了战乱与流离之苦，这一期的诗文大多反映了民生的艰苦。其语言质朴，风格刚健俊爽，刘勰的文心雕龙里将其称为“建安风骨”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直接影响了盛唐时期中国诗歌艺术走向高峰。并且千百年来做为最具魅力的艺术风格之一，一直是后代多数诗人追求的理想境界。
阮籍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曹氏父子由于经受战乱及其诗人兼政治家的身份，主观上执行了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恢复经济生产生的政策，阮籍则由于其父的政治倾向，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代表新兴地主阶级曹氏政权的支持者。但不久之后，代表旧地主势力的司马氏集团控制了曹魏政权，阮籍一方面痛恨司马氏集团“假名教”（即名份与礼教），一方面又对曹魏政权的腐败忧愤，同时，为了躲避司马氏政权的迫害，他在迷茫纷乱之际选择了隐忍与明哲保身之路。
这可谓是报效无门，一腹经纶流向江湖之远。
而人心就是江湖，他退的出吗？
他可以泯灭拳拳之心，坐任乱臣贼子当道，生民涂炭吗？
四
曹魏齐王曹芳正始十年（公元249年），司马氏集团发动了“高平陵之变”一举诛灭了秉政的大将军曹爽，这标志着司马氏集团掌握了曹魏政权。而举着“名教”大旗的司马氏集团为巩固政权，诛灭异己，开始了大规模的屠杀，支持曹魏政权的士大夫大受牵连。据史书记载当时的局面是：“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
阮籍虽然政治上同情曹魏集团，但他又清醒地看到了曹爽的昏庸无能与司马懿的“狼子野心”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此时在他脑海里应该是很清楚的，否则就不会在曹爽征招他当官后又弃官而走（不久后，高平陵之变，曹爽被杀）。但他对曹爽进行了劝谏与提醒吗？应该是没有的，因为这似乎不太合乎他的性格，而且以曹爽为人来看，提醒也是没有用的——因为之前有太多人已经这样做了。同时，对于奸臣觊觎于侧而当权者依旧纸醉金迷的现状他是早已深恶痛绝的，对于曹魏的前途，他应该早已了然于心。同时对于一个刚刚成长而又迅速腐朽的新兴政权来说，他除了无奈，还能会有什么办法？
正始年间对于曹魏与阮籍来说是黑暗与惨痛的，但从东汉末年以来的党锢形成的对士大夫阶层的残酷迫害又不能不使人心有余悸。三曹父子所开创的短暂的文艺复兴之路将被迅速扼杀，阮籍包括所有建安时期士人的心如何能不悲愤，如何能不扼腕长叹？生存与尊严，投降与守节，理想与现实，这一切的一切使他们心中长期困惑，因此，老庄玄学无遗为这些在痛苦中逃避现实但又内心充满了对国家与民族渴望的读书人找到了心中唯一的心灵安慰。但这种安慰能抚平他们心中的伤痛以及满腔的热血与报国之志吗？
高平陵事变之前的两年，即正始八年，在今河南修武的竹林之下，聚集了一群崇尚老庄之学，不拘礼法，生性放达的魏晋名士，他们之中有：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被合称为竹林七贤。他们以喝酒博戏，游山玩水为乐，世俗、政治、争斗似乎此刻与他们毫无关系。但不远之处的萧墙之内正在酝酿着的阴谋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萧瑟能使他们心中真的隐逸，真的能超脱于世外，沿着他们所推崇的老庄学说走下去吗？
建安之后的正始年间的文学与思想的发展是有着司马氏集团的残酷迫害的烙印的。以阮籍与嵇康为代表的正始文学，在文学史上被称为“正始之音””正始之音”继承了“建安风骨”的刚健与写实，但又包含了政治迫害之下的逃避与隐逸。但他们对于生民，则都是同情与怜悯的。
东晋时代的殷浩曾有一句话说：“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意思是我的灵魂与身体斗争了很久了，宁愿做回我自己。这句话其实反映了整个魏晋时期士大夫阶层的思想，也包括了阮籍与竹林七贤乃至整个正始时期的士大夫的心态以及他们所面对的选择。
我前文说过，血性是为当权者服务的，每个政权都有一批忠臣义士（所谓的遗老遗少），既使是腐败的“满清”也左宗棠、关天培、邓世昌等血性儿男，日趋末落的曹魏政权同样也有，竹林七贤之中也有。阮籍与嵇康是倾向于曹魏政权的代表人物，但从反抗精神来说，嵇康则比阮籍显的有血性的多。山涛（字巨源）出仕司马氏集团，嵇康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公开与其绝交，而他也最终因为这封绝交书而被司马氏冠以“非毁名教”的罪名杀害，临终长叹广陵散从此而灭绝（现存广陵散据考证并非后人假作，因此广陵散其实未绝）。而阮籍则亲眼目睹了这一桩桩因政见不同而进行的血淋淋的杀戮，他更多的选择了沉默，选择了佯狂脱世，选择了将心情托付于那些在别人看来很难懂的诗歌与琴音之中。
应该感谢杜康，因为曹操都说过“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酒在这个时候确实是个好东西，他能麻醉一个人的思想，使他暂时的忘记尘世之间的不平与内心的悲愤。竹林七贤也大多好酒，阮籍、嵇康与刘伶更是著名的酒徒。刘伶被称为酒圣，他一生中所流传下来的作品也与酒有关。他常一边一边走路一边喝酒，然后在身后跟个扛锹的童子，说是要喝死了就地把他埋了。他一丝不挂呆在屋子里，闯进来的朋友责怪他，他振振有词地说天地是他的衣服，朋友们怎么闯到他的裤裆里来了。阮籍则比起刘伶来丝豪也不逊色，被称为酒仙。司马昭想给自己的儿子娶阮籍的女儿，但阮籍足足醉了六十天，使婚事无法谈下去，司马昭也只好作罢。嵇康的好酒也不亚于这两个人，其他几人则无一例外都是酒徒，否则也不会被称为“七贤”或是“七友”
七贤中的王戎与山涛最终选择了逃靠司马氏集团，因此嵇康会写信与山涛绝交。但这并不代表山涛的人品如何，事实上他是司马氏的纯臣，在政治上是以清廉与举贤而著称的。嵇康死前将儿女托负山涛抚养，而山涛也确实不负所托，由此可见嵇康对山涛人品的信任。比较起来七贤中唯有王戎值得嘲笑一番，此人家世富有，年少英才，最后官做到司徒，但他为人非常吝啬，有个故事说他家里有一颗李子树结的果子鲜美异常，王戎卖李求钱，为了怕别人得到李子的种子而都种出这样的李子树，他就将李子的核挖掉然后再卖。当然，这只是可发一笑的地方，王戎与山涛一样，对于司马氏集团来说都是纯臣。他们的所为，并没有多有可值得指责的地方。
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政见不同以及嵇康的被杀，竹林七贤的这段短暂的游戏风尘的快意生活速度的结束了，阮籍随后便将人生的大部分时间交与了醉酒与狂放不羁之中——当然，他本来在多数人印象中就是一个“狂生”与“酒徒”对于司马氏集团来说，阮籍既然不直接损害到司马氏集团的统治利益，杀了他有害贤之名，留着他却有爱护人才的美名，因此阮籍在随后的日子里并未卷入到可能给他带来杀身之祸的政治斗争中。
但阮籍的心中肯定是不能平静的。白日放歌纵酒，夜半酒醒之后每每想起国家、人民以及死去的朋友，他的心中一定充满了苦闷。但阮籍并没有选择与嵇康一样的杀身成仁道路，并不一定需要指责，因为捐躯也得看是否值得，为曹魏政权牺牲并不是值得的。
五
有几个故事很可以说明阮籍的为人：
阮籍四岁父亲去世，母亲应该是他生命中最亲近的人。有一次阮籍与朋友下棋，有人来报告阮籍说他母亲去世了，但阮籍却一在要求朋友将棋下完。下完棋后他喝了两斗酒，然后放声大哭，史书记载：“吐血数升”（晋书，阮籍传）；出葬的那天，阮籍同样喝了两斗酒，然后“吐血数升”若非心伤，怎能吐血？若非真性情，怎么能视礼法于不顾，但却能“毁瘠骨立，殆致灭性”？
司马氏以及东汉末年来所推崇的所谓礼法，不知道残害了多少名士，杀了多少人。阮籍将对礼法的痛恨表示的淋漓尽致，除了不谈论朝政，该做的事情几乎都做了。
阮籍当过十来天东平相（即东平国丞相，相当于太守，汉魏制王国封地的丞相行太守职责），他骑驴到任后将官署的办公室打通，这样该是古代封建社会最具现代意义的办公特色。这可以反映出阮籍的治世之能。阮籍又是个心怀坦荡之人，阮籍的嫂子回娘家，阮籍与嫂子告别，这在封建礼教下是不允许的，别人指责他，他说：“礼岂为我设邪！”
有人杀了自己的母亲，阮籍听到后说，杀父就行了，怎么能杀母亲呢？大家都怪他说话失言，阮籍说，禽兽只知道有母亲而不知道有父亲，伤父是禽兽的行径，杀母就连禽兽也不如了。真真是语出惊人。
至于醉卧卖酒妇人身侧，妇人之夫不疑；因为步兵营的厨房内有美酒而求官作步兵校尉；村里有个美女死了，阮籍并不认识他们而却要去这女孩儿的灵前哭奠。既可以说他是个“狂生”也可以说他心怀坦荡，只是随着性子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这样做只不过在司马氏集团的高压下苟且偷安，阮籍的内心并不是平静的。否则他不会夜中不能寐，而要将满腔心事交付于瑶琴。他的眼前不会出现孤鸿与翔鸟的鸣叫，也不会忧思独伤心。他更不会在八十二首咏怀诗中留下无限的悲愤以及很多后人所无法读懂的不尽的悲惊。也不会驾着车任意东西，在没有路时放声大哭，他在选择一条自己应该走的路，更或者是在为国家与人民寻找一条路，而这条路最终没有找到，他又如何能不放声大哭？
前途、命运。这是每一个处在那个时代的人都会考虑的问题。我相信阮籍一直处在深深的自责，孤愤之中，虽然他崇尚老庄的养生之道，但他最终只活了五十四岁，他真的超脱了吗？
显然是没有的。
这样的话，他很容易在广武山上，望着楚汉相争的故战场，遥想起那场金戈铁马，那场楚汉之际英雄逐鹿中原热血激荡的场面，想起四百年强汉的辉煌盛世。而如今，谁能如当年刘项一样，建造一个新的太平盛世呢？
显然是没有的。
所以，阮籍会长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这句话的意思是因为现在没有英雄，所以才让你们这些竖子成就了王者业、帝王业啊。
这也许就是阮籍内心真正的感受，这也是那个时代，那个背景之下最悲怆的呐喊。
阮籍死后的两年后即公元265年，司马炎终于篡魏，五十年后，北方异族攻入长安，俘虏了西晋的晋愍帝，西晋灭亡。中国从此进入了长达300年的分裂、战乱与动荡、黑暗时期。
而阮籍千年的绝响，依然回响于历史的尘埃之中。只是，我们曾经拥有，同时，也曾经失去。
最重要的是“我们曾经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