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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必武是中国觉醒比较早的大知识分子，同时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这漫漫的草地之夜，他听着这不同凡响的《马赛曲》，当然会有很多感想。因此，他大声地说道：
“主席说得好！我是前清的秀才，民国初期的同盟会员，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代表，做梦也不曾想到会在千里草地上唱《马赛曲》，而且是由蔡畅同志用法文领唱的。这不禁使我想起了中国妇女解放的先驱秋瑾。”
对此，毛泽东也感慨万端。他十分骄傲地介绍道：
“同志们，和你们坐在一起的除了成仿吾同志以外，还有大文学家冯雪峰、李一氓等同志。这在中国的历史上不仅是创举，而且也是中国文人的骄傲！”
这时，蔡畅走到毛泽东的身边，小声地问道：
“主席，你有办法驱散大家的疲劳和饥饿吗？”
毛泽东为难地摇了摇头。接着，他又指着一位个头不高，却十分干练的女红军干部，说道：
“同志们，在你们当中还有大戏剧家李伯钊同志、危拱之同志，她们都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女中豪杰。我提议：请伯钊同志给大家跳苏联红军舞好不好？”
“好——！”
危拱之取出口琴，吹响了红军舞曲。接着，李伯钊随乐起舞。在她的带动下，在苏联留过学的张闻天等人加入了跳舞的行列。瞬间，草地篝火四周变成了跳舞的场地，疲劳而又饥饿的红军指战员精神焕发地跳起了苏联红军舞……
这时，毛泽东侧首看了看彭德怀，发现他正在憨笑着看红军指战员忘情地跳舞，遂关切地问道：
“老彭啊，我交给你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了？”
彭德怀听后想起了在准备过草地的前夕，毛泽东把他请到毛儿盖，告诉他中央担心过草地的时候减员太多，又要应付紧急情况，决定由哪个部队为三军殿后伤了不少脑筋。是毛泽东亲自为红三军团争来的殿后任务。记得当时，毛主席有些沉重地问道：
“老彭啊，红一军团为过草地的先锋，由剑英同志任先遣司令；红三军团殿后，就由你一个人负责可以吧？”
“请主席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另外，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把恩来和稼祥两位重病号交给你，他们的安全……”
“就全都包在我彭德怀的身上！”
“这我就放心了。”毛泽东沉吟片时，又问道，“你还有什么心里话要说吗？”
“主席，我是有很多心里话要说，但不知……”
“说，憋在心里的话全都说出来。”
毛泽东说这句话的本意是：经过会理会议之后，他知道彭德怀心里有话不说，加之后来组成先遣司令部，由参谋长刘伯承出任司令，有关战役的组织与实施，也很少与彭德怀洽商。而今红军处在了关键的时刻，他希望彭德怀能把憋在肚里的话讲出来。但是，出毛泽东所料的是，彭德怀却只字未提这件事情。相反，他却很是沉重地说道：
“主席，周副主席和稼祥同志病了，朱总司令和刘伯承参谋长又随张国焘去了左路军，中央就剩下你和洛甫几位同志了，我真担心……”
毛泽东听后心里涌起一股异样的情感，似乎在这瞬间想起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句古语。他极力克制住自己的感情，几尽本能地摆了摆手，要彭德怀不要说下去。稍顷，他又以肯定的语气说道：
“放心，在千里草地上是不会发生问题的。我最不放心的，是恩来和稼祥同志的身体。”
“我一定当作最重要的任务来完成！”
……
此刻，彭德怀回想起这段经过以后，自然就知道毛泽东所问：“我交给你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了？”是在关心周恩来与王稼祥的身体情况。为此，他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多年之后，《彭德怀传》一书做了如下的记述：
这时周恩来完全病倒了。他随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殿后，由于连续发高烧，转为肝脓肿，身体非常虚弱。莫说过草地，就是在平坦的道路上行军也不行了。大家焦急万分，彭德怀苦思一阵，断然说“抬！”当时，中央三人小组的成员王稼祥也在重病中，彭德怀深知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抬”并不是容易的。他把上任不久的红三军团参谋长萧劲光找来，交代说：你具体负责，组织担架队，实在不行，宁肯把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中央领导同志抬出草地。萧劲光从迫击炮连抽出几十人组成担架队，干部团团长陈赓自告奋勇来当队长。陈赓把担架队编成几个小组，轮流抬着重病中的周恩来、王稼祥向草地进发，还常常亲自抬着担架，走得又稳又快。
说到在过草地的时候为周恩来抬担架，还有一段感人的事迹，那就是红军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坚持要参加给周恩来抬担架。
陈赓与杨立三等抬着周恩来、王稼祥一进入草地，遍地是沼泽，荒无人烟，“到处是一丛丛野草，一个个泥潭，一片片散发出腐臭气味的淤黑色污水。天气变幻莫测，时而狂风四起，大雨滂沱，时而漫天飞雪，冰雹骤降。稍一不慎，踩进泥潭，就很难拔出”。这些天来，所有红军指战员缺少粮食和盐吃，冻馁交加，身体无力，体质都已相当虚弱，就是只身走出草地都是一件极不容易的大事，何况还要再抬一副担架啊！但是，杨立三和战士们出于对周恩来的景仰，他们齐心协力地“抬着担架，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杨立三的双肩磨破了，脖子一歪就痛，走出草地就累倒了。十九年后杨立三去世，当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无论如何要亲自给他抬棺送葬。这是一种多么深挚的同志之情啊”！
毛泽东听了彭德怀的汇报之后，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接着，他又关心地问道：
“小超同志的情况还好吧？”
“不太好。”
“为什么？”
“她险些把命丢在草地上。”
开始过草地的时候，邓颖超根据组织的决定，骑马跟在周恩来的担架后边。进入草地的第一天，突然乌云四起，雷电交加，天降大雨。这不仅增加了红军指战员穿越草地的困难，而且风雨也遮住了人们前进的视线。突然二声炸雷平地而起，震得大家禁不住地伸出双手，捂住了耳朵。但是，邓颖超骑的那匹战马却被雷声惊得离开队伍，在雨烟笼罩的草地上奔跑。很快，它跳进了一个泥潭，越陷越深，再也动不了。这时，邓颖超也从马上摔下来，双脚陷进泥潭里。她一动也不敢动，不然会愈陷愈深。前面的队伍早已消失在大雨如注的草地上，任凭她怎样呼救，也没有人答应；她侧首向身后的雨中望去，也看不见跟上来的队伍。怎么办？一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在泥潭中拼命挣扎，结果会适得其反，渐渐地被泥潭吞食掉；一种是遇险不惊，靠着沉着和镇静，支撑着自己的身体不陷进泥潭里。邓颖超是一位久经革命风雨考验的老同志了，她就独自一人兀立在泥潭中，小心翼翼地提着气，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使自己不被草地吃掉。但是，就是到了这样生命危急的关头，她想得更多的还是病中的周恩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为了周恩来也要战胜泥潭，坚强地活下来。她等了很久很久，雷电之声远去了，大雨也渐渐地变小了，就要陷进泥潭中的邓颖超终于看到了后续部队，她大声地呼喊着，呼喊着……
不久，后面的部队终于听到了邓颖超的呼救声，他们急忙赶到近前一看，原来是红军指战员热爱的“邓大姐”掉进了泥潭中。大家向她伸出一根长长的竹竿，待到邓颖超双手紧紧抓住之后，大家又小心地把她从泥潭中慢慢地拉上来。
邓颖超得救了，当她转身再看那匹受惊的战马时，见它只剩一个高高昂起的头露在水面，两只无限伤感的大眼在向她做最后的告别……
邓颖超也许是被雨水和泥水浸泡的时间太长了，她那本来就十分虚弱的身体垮了下来。从第二天开始，她就发高烧、拉肚子。这时，周恩来虽然告别了死神，但他的高烧依然没有退去。凑巧的是，医生就剩下一支退烧的针了。周恩来说给邓颖超注射，邓颖超坚决要医生给周恩来注射。医生拧不过邓颖超，只好按照她的意愿给周恩来注射了。而她凭着顽强的毅力也终于挺了过来……
毛泽东听完彭德怀的讲述后，为邓颖超的精神所感动。恰在这时，徐向前赶来向毛泽东报告：先遣队司令叶剑英率部已经攻占班佑，缴获了不少战利品，并派人给中央机关和后续部队送来粮食和牦牛。毛泽东激动地大声说：
“同志们！剑英同志给大家送粮来了，快走啊！……”
十三
叶剑英于八月十八日带着向导老李，率领三十军二**、二六五两个团向草地进发，为右路军开路。程世才军长、***政委率三十军主力随后跟进。历经草地行军的各种磨难，终于到达了班佑。
班佑，被走过草地的红军指战员视为“草原的天堂”。“其实不过是二三十户游牧藏民的集居地。在这个小寨里并没有像样的房屋，有的只是用树棍拱起屋架，外面涂以牦牛粪的‘牛屎房子’。”但是，这对叶剑英率领的红军指战员来说，比起在草地上风餐露宿要好多了，“他和大家生起火来，烤烤湿衣服，吃点炒面，睡上一觉，已经感到很满足了”。
但是，胡宗南的部队是不让叶剑英同志美美地睡上一觉的。他刚刚在班佑安营扎寨，敌人又派了三千骑兵来袭扰。他“当机立断，与程世才一起指挥部队迅速占领有利地形，用密集火力狙击敌人，命令二**团增援，打退了敌骑兵的进攻”。也就是在这次战斗中，从敌人骑兵手中夺得了几匹马和一些牛羊，并派人送给了正在过草地的中央领导和后续部队。后来，博古还不无感激地对叶剑英、程世才说：
“你们送来一头牛，让我们饱餐了一顿，这是过草地后，我们得到的最好礼物。”
也正是这次在班佑和敌人骑兵的遭遇战，使守敌胡宗南知道了红军一部穿过草地，到达班佑。胡宗南当即下令：命伍诚仁之四十九师于八月二十七日由漳腊向包座急进，企图会同不久前业已控制上下包座地区的独立旅一个团在包座河一线堵截红军北上。
不久，叶剑英获悉敌人的这一战略企图。他当即利用各种渠道侦察清楚：“距离巴西、班佑一百多里的上下包座，是通往甘南的必经之地，由胡宗南部扼守的上下包座相距数十里，有包座河纵贯其间，山高路险，森林密布。守敌利用山险隘路，修筑许多碉堡，并备有大批粮食，构成了可以长期坚守的防御阵地。”他认为“抢在胡宗南增援部队赶来之前，强占包座，出师甘南，是摆在右路军面前的紧急任务。丧失先机我军就有被迫退回草地的危险”。因此，他焦急地等待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和毛泽东主席的到来，以便确定包座战役的方案。
接着，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到达班佑，把前敌总指挥部设在巴西。他们在听取了叶剑英的汇报之后，一致认为必须发起包座战役。同时，他们“立即派人侦察地形、敌情，进行攻打包座的战斗部署”。一俟毛泽东与中央领导走出草地，进驻阿西之后，叶剑英与徐向前、陈昌浩遂赶到毛泽东的住地，汇报有关的情况。
首先，由叶剑英“向毛泽东等报告了先遣队一路情况和下一步部队行动的意见。他建议说，按照原计划去拉卜楞，还要走四天的草地，一路上会遇到许多敌人骑兵，不好对付；如果从班佑这里向东北转弯，越过巴西，占领包座，很快就可以到达甘南了”。接着，徐向前又向毛泽东汇报了有关发起包座战役的设想。对此，他回忆道：
鉴于三军（即三军团）尚未通过草地，一军（即一军团）在长征途中减员太多，我和陈昌浩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四军承担。中央批准了这一建议。我们决心在敌援兵到来之前，速战速决，攻取上下包座，然后集中兵力打援。以三军八十九师二**团攻击包座南部的大戒寺；八十八师两个团和八十九师另两个团位于包座西北地区，相机打援；以四军一部攻击包座以北的求吉寺守敌。一军做预备队，集结于巴西和班佑地区待机，并负责保护党中央的安全。我（徐向前）的指挥所，设在上下包座之间的一座山头上。
毛泽东是主张初战必胜的大军事家。他知道包座之战关系全局，且又是走出草地后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战斗，因此只能打胜。只有这样，才能给红军全体指战员带来信心和力量。为此，他在批准包座战役之后，又下令调来三十军军长程世才，亲自了解我军的战斗实力，并向程世才军长讲这次战役的意义。直到他认为万无一失时，他才对程世才说道：
“向前同志向中央建议由你们三十军、四军来承担这个任务，中央经过研究同意了这个建议。”
或许在毛泽东的棋盘上，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以及在右路军中原属四方面军的部队，能否坚持中央北出甘南的路线，比发起包座战役更为重要。因此，他在向程世才询问过三十军的情况之后，又花了近四十分钟的时间，讲了全国形成的抗日形势，以及创建川陕甘苏维埃的有利条件。最后，他说：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第一步先要出击甘南，接着向东发展。”
徐向前与叶剑英赶往包座指挥战斗之后，毛泽东遂于八月二十九日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两大主力红军北出甘南之后的宣传教育问题。“毛泽东提出宣传教育的内容，应增加战略战术问题；还建议常委会以后要讨论青年团的工作。会议决定：一、最近期内，出一二期《干部必读》、一期《斗争》和两期《前进》。二、分配审查宣传材料；红军建设方面由王稼祥负责，党内建设方面由李维汉负责，战略战术方面由毛泽东负责，地方工作方面由秦邦宪负责，民族问题方面由何凯丰负责。三、由何凯丰、杨尚昆、李维汉组成宣传委员会。”（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