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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四月二十夜十二时

    在全信末尾,巴金先生又补写了一句:“以后来信可直接寄到文化生活出版社。”由此可知,赵黛莉此次去信,很可能寄到了别的什么地方,也说明巴金先生愿意收到赵黛莉新的来信。

    我尚难判断,这封信该有哪些研究价值,只是处处感受到一位作家对于陌生读者的深切爱心。“爱一切需要爱的人,恨一切人为的、不合人性的传统”,话语凝练,颇多力度。巴金先生

    巴金先生的心是悲悯而敞开着的,他不安于自己写出《砂丁》来,担心那惨痛图画会伤害到孩子们。

    在195年《写作生活的回顾》一文中,是这样表述其意的:“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的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人为的制度,一切摧毁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这些话,在致黛莉信中得到简练使用。到了1949年以后,巴金始将“人为的制度”这个说法,改作“不合理的制度”来表述。我以为却是原先的表述更锐利、更精确,人治的社会制度必须改革呀!而合理与不合理,则不好讲,定位坐标不同,是否合理的结论也就不同了……

    巴金先生的心是悲悯而敞开着的,他不安于自己写出《砂丁》来,担心那惨痛图画会伤害到孩子们。

    信中所指《砂丁》,是巴金先生一篇早期中篇小说,成稿在191年,取材于艰辛的底层工人群体。我没有读过《砂丁》原作,只是从李存光、陈丹晨等先生的研究文献中得知,巴金在那一时期,曾经到浙江长兴煤矿,深入矿井工作面,体察窑工们的劳作。他下井前不久,这里发生了一次瓦斯爆炸,死去十五名矿工,情景惨烈。此后,一位云南留日青年黄子方,又向巴金细述了云南个旧锡矿中淘砂工人的悲情。讲到“砂丁”们被五块银元骗到矿山,在暗无天日的矿井里,同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相抗争,自发组织了拚死逃生行动,又横遭镇压。巴金据此写出悲愤的《砂丁》。作品笔调沉郁而绝望。他反对当局的暴力,控诉血腥镇压,站在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立场,痛斥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秩序。这部《砂丁》与不久后完成的《萌芽》,是巴金少有的两部反映底层工人生活的浸泪之作。次年初春,巴金在回顾去岁时写道,“奋斗、孤独、黑暗、幻灭,在这人心的沙漠里我过了一年”。秋天,巴金北上旅行,在青岛沈从文寓中小住,又在这里为《砂丁》写了序言。在这篇《序》中,巴金说:“我是把一个垂死的制度摆在人们的面前,指给人们看:这儿是伤痕,这儿是血,你们看!”

    偏偏如此惨烈的一篇《砂丁》,竟让一位十二岁的山西小女孩赵黛莉读到了。巴金于心不安,在信中致歉:我不该拿那惨痛图画,来伤害你的孩子的心灵。

    在“文化大革命”中,《砂丁》被当作巴金“污蔑工人阶级”的坏作品,遭到猛烈批判。及至晚年,巴金先生还写过一篇关于《砂丁》的创作谈。

    信中谈到了曾经搁笔又即将再写的《群》,这是巴金先生191年在《家》的后记中做过预告的一部书。当时曾说要把这部《群》作为《激流三部曲》的第二部来写。巴金先生决计,“写一个社会的历史,因为我的主人翁是从家庭走进到社会里面去了”。从这封信中可见,这部叫做《群》的小说,果真写过开头,只是后来被作者放弃了。查阅手边史料,皆没有提到巴金有过一部作品叫做《群》。

    从李存光先生的研究中可知,巴金在预告这部书之前,确实有过一种“群”的感动,乃至于196年致黛莉信中,还念念不忘。这是因为,198年以后,福建南部特别是泉州一带,成为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们一个重要的活动区域。吴克刚、丽尼、陆蠡、鲁彦等几十名新青年,在那里创办新学,普及教育,宣传无政府主义的革命主张,组织工人反抗资本家的斗争。其中吴克刚担任高中学校校长,是巴金留法的同学。巴金始终向往那里,曾于190年秋、19年和19年初夏,三赴泉州相聚。巴金盛赞这群为信仰而战斗的人们“从家庭走进到社会里面去了”,这群青年“忘记了自己的健康,忘了自己的家庭,他们只知道一个责任”。有胡景敏先生分析说,当年巴金认为,无政府主义理想在中国的实现,一是借鉴法国和俄国大革命,走一条民众暴力的道路;二是借鉴英式的“总同盟罢工”进行斗争,壮大工人力量,推进革命巨澜。据此,巴金曾经回忆在泉州参加这种职业革命的生活,极富吸引力:“白天在荒凉的园子里的草地上,或者寂寞的公园里凉亭的栏杆上,我们兴奋地谈论着那些使我们热血沸腾的问题。晚上我们打着火把,走过黑暗的窄巷,听见那带着威胁似的狗吠,到一个古老的院子里去捶油漆脱落的木门。在那个阴暗的旧式房间里,围着一盏发出微光的油灯,大家怀着献身的热情,准备找一个机会牺牲自己。”“在这里每个人都不会为他个人的事情烦心,每个人都没有一点顾虑。我们的目标是群,是事业,我们的口号是坦白。”请看,巴金曾经就是这样一个激进青年。而从190年开始,在辛亥革命前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最先输入中国的西方思想,就是无政府主义,亦称为“安那其主义”,吸引着大批热血青年,影响了上世纪两三代中国知识分子。简单地说,安那其主义和李大钊等人引进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看去有不少相似处,又很不相同。在中国,散落着几十个无政府主义团体,要真正成就大业,是无比艰难的。而巴金却被这个信仰所推动,为着这个“群”而激动,是这种精神的力量,支撑着巴金写作的信念。

    巴金先生致黛莉第一封信,让人联想到许多历史场景,令我难以平静。(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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