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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紧！”有邻居忙拉来板车，嘴里喊着：“快闪开！”说时迟，那时快，几个年轻人将张老爹抬上板车，飞一般地向村医务室拉去。张瑞金、冉晓春也煞白着脸跟着跑。正在给小孩看体温表的村医生听到喧闹声，赶出屋来，问：“怎么了？”有几个答道：“不得了，老书记喝了农药，快想办法救救！”村医生不慌不恐地来到板车旁，伸手翻了翻张老爹的眼皮，又掐了掐张老爹的人中，再把了把张老爹的脉搏，然后摇了摇头，轻声说：“走了，老书记走了。”张瑞金还在不甘心的苦丧着脸哀求村医生。村医生说：“拉回去，准备后事吧。”这时，张老爹的小儿子和众亲友也都赶到，见老人已离开人世，一下怒火燃烧，义愤填膺，要将尸体拉到冉村长家去。悲愤的亲友中，也有和冉村长是亲友的人说：“冉村长也是听上面安排的，要拉就拉到乡政府里去，最好！”有众人附和说：“对！拉到乡政府去！”
村组干部们还从未碰到这种讳气的事，再说人都死人，有什么事比死人的事更大。俗话说要得官司赢，除非死个人！他们一时束手无策，加之群情激昂，谁也不好出来阻拦劝解，眼睁睁看着浩浩荡荡、哭哭闹闹的干尸队伍向乡政府涌去。队伍急冲冲地赶了一段路，冉晓春化悲痛为力量的不再哭了，忙寻到张瑞金的身边，悄声说：“你不去，回避一下。”张瑞金却瞪了她一眼，愤慨地说：“人都死了！有什么好回避的！”一旁的小弟也说：“哥，你还是回去，我去找那些当干部的去算帐，你在家等着信息。”张瑞金听了小弟的劝阻，便停下脚步对小弟说：“你们也不要乱闹，不要搞太过激的事，不能让赢理性弄成了输官司，我去家里等你们的信。”他小弟答应着，又催说：“你放心回去。”张瑞金又小跑几步，赶上去再看了看躺在板车上的父亲那干枯而痛苦的死不瞑目的脸像，才缓缓地转身，挪动着沉重的脚步，恍惚地向归途走去。
整个平平安安的笆头乡政府机关一下被死人官司闹得人仰马翻，集镇上看热闹的人们和死者的家人将政府院子挤得水泄不通，干尸的亲友们把政府会议室的桌子拼拢，将张老爹尚存余温的僵尸放在桌上。在家的乡领导在二楼办公室里找了亲友团中几个为头的人，问明了情况，脸色聚变，知道大事不好了！上面三令五申反复强调减轻农民负担，而眼前为收款问题竟闹出了人命，人命关天啊，乡领导马上安排办公室人员安抚好死者的家人和族人，给他们每人发一瓶《老江河》矿泉水，又劝走纷纷赶来看热闹的人们。另一方面通知张冉村的书记和村长火速赶到乡政府，弄清事实的真相，再电话告知在县里参加全县乡镇党委书记会的乡党委书记湛楚林。湛楚林是去年才从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岗位下到笆头乡的。本来是满腔热忱想到基层干出一番事业，以体现自身的真正价值，以充实一下个人的底分。湛楚林在县委办公室工作多年，深深懂得政策和法律观念的重要，小事可糊涂一点，大事大非必须头脑清醒！他听到有死人停放到了乡政府的信息，大脑中简直就是一片空白，宛如睛天一炸雷。曾国超上访信事件已困绕得各级领导神经质似的，已困绕得大县枕席不安，鸡犬不宁。这死人的恶性事件尤如把已震裂的大县天空又戳了一个大窟窿。湛楚林坐立不安，心神不足，只好起身出会议室，在墙旮旯用手机回拔了乡政府的电话，指示看有没有什么补救措施，是不是有冤屈，死人事出有因，是否不是因村里收款所致。但在家的有关领导明确告诉他，因收款导致死人已千真万确，已有张冉村对质。湛楚林在六神无主之时想到了父母官——县领导，他便通了主席台上张道然的手机，报告了这一噩耗。张道然听到手机震动，走出后台接听，当听到说老家张冉村发生了死人的恶性事件，忙提醒湛楚林说：“一定冷静处理，不管花多么大的代价也要让事态尽快平息。你先给在家的领导打个电话，说明这个意见，并立即赶回去处理，要将情况随时向县里汇报，保持及时联系。”张道然皱紧眉头，关掉手机，心想，这是哪门子出了问题，过去红遍四方的地委的点，现在竟闹出如此的命案，且能容得！要是让新闻媒体得了信，肯定会闹得沸沸扬扬，不说追究谁的责任问题，就是接待工作一定也是应接不暇、劳神费力的，还有大县的名声，在外界已是谈之色变，命案若再传出去，那上面的关系人，市场里的大老板，恐怕用宇宙飞船都接不来，更不谈为大县献计出力、投资支持了，那真是追悔莫及啊！
湛楚林无须再向大会请假，而是噤若寒蝉，惶恐不安地随他的桑塔纳小车，风驰电掣往笆头乡赶。他见小车跑得路边的树木飞地看不清楚，心想不能再出其它事故，忙叮嘱司机说：“安全第一，不赶时间。”司机可能是受了他的情绪的影响，仅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赶到了笆头，在平时跑一趟县城非得超过一个小时的。湛楚林没有直接回乡政府，而是让司机开到了乡财政所，采取了与死者回避的办法。他在财政所那装饰时新的办公室里，紧急招来在家的乡领导，召开了小范围的会议，认真分析了命案情形，尤其死者家人的态度，商议对策，最后决定采用经济的办法进行调处，而且要求连夜督促死者家人将死者尸体拉走火化，及时安葬。接着，用乡政府的专车去张冉村接来了张瑞金，由分管农民负担问题的副书记与其进行第一轮接触。张瑞金听了乡领导一方动情自责，想了想说：“人都不在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当时我以为老人是要吓唬他们，谁知他真的说到就做到了，要是抢了那农药瓶就好了。至于乡里提出私了的问题，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就是私了，我得和家里的兄弟姐妹们通个气，商量后再作答复，爹不是我一个人的爹，我一人不能作这个主。”张瑞金又被专车送到乡政府机关，他将众家人邀到会议室外的墙边，通报了乡领导深表遗憾的心情和给予一定经济补偿的意见。他小弟说：“心情值个屁，那看他们舍不舍得出手，让我去和他们扯。”第二轮由兄弟俩和副书记对谈，乡政府增加了政府办主任参加。张瑞金的小弟忿怒而凶狠地说：“我们要用命来抵偿，钱有什么用，钱换不来我爹。如果你们真有诚心，那先拿二十万再说。”张瑞金的小弟在心里算计着，用四万开消亲友乡邻，哥、弟俩各得八万，八是个吉利数。但他见副书记头脑冷静着，没有发表任何可否的意见，便急不可待又说：“不答应就上告！理由很简单，老人还可以翻整田，做农活，只说还活十年可犁多少田、产多少粮食、要卖多少钱。现在老人家被你们逼得先走了，还有安葬费，还有老娘和我全家人的精神损失费，你们算算，得多少钱。”真是狮子大开口！副书记觉得不能让他一人抢着说，也用算帐的办法说：“今年我们全乡的人平纯收入是二千五，算他十多年，顶多不会超过四万，这个帐也算得过去吧！”
双方谈判的差距是戴斗笠接嘴隔一帽子。事情僵持着，僵持到了太阳落山的时候，湛楚清还是没有露面。张瑞金的小弟说：“既然你们当家的书记在县里开会，我们就一起上县，去找县领导凭理去。”就在事态将要进一步扩大和恶化的关键时刻，乡里有人出主意，请出一名在九八年和张瑞金一起住哨棚在抗洪中结下了患难见深情的挚友出面帮着做工作。这一着果然灵验，是给张氏兄弟找了一架下楼的梯子。张氏弟兄和亲友们见天色已晚，天气又热，老人尸体也不能老这样摊在乡政府，总有一个解决的办法。最后双方让步，以七万元达成和解协议，并免掉兄弟俩家今年全年的上缴款子。当然，背地里也有人给张氏俩兄弟做工作说：“让老人睡在这里，你们良心上也是过意不去，老人一生也没有见过七万块，也没有积存七万块，老人在九泉之下也会安心的。”乡政府为了不留后患，还拟了个书面协议，让兄弟俩签字，承诺不准上告，不再扯皮！张氏兄弟答应了一切条件，签名画押，拿了七万元，连夜将老人接了回去，在家里摆开了灵堂，请来黑袍道师做斋为老人的灵魂进行了操度。
张家虽然为安葬好老爹吃闹了几天，然而命案事件还是被传了出去。先是楚天都市报的特聘耳目记者找到张瑞金采访此事，张瑞金给予了婉言拒绝，心想不能抹了良心失信，并说：“老人是古稀之年，该享福去了，是因为媳妇给了点气呕，与收款的事没有任何联系，与村干部也没有关系，更与农民负担问题扯不上。”随后，是南方周末的特聘耳目记者，他们的执业嗜好驱使着非把死人的事搞个水落石出，他们找到张瑞金的小弟，打破沙锅问到底。张瑞金的小弟不仅和盘托出，还加了一些愤怒的和对现实不满的情感化的修饰语，正好迎合了记者不虚此行的愿望。为了使文章能象火箭送飞船上天的一刹那而具有举世瞩目的轰动效应，记者还将张氏兄弟与乡政府签字承诺的不上告等条款也曝光于公众媒体之上。这起因农民负担问题而引发死人的案件在全国尚属首例，引起了各级党政的高度重视，国务院领导在全国可视电话会议上进行了通报批评，甚至连美国之音也大肆宣染报道。大县县委县政府也象触击了高压电似的惶恐不安起来，并依法开展了查处，层层追究领导个人的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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