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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司谏，按《宋史职官志》，其职责是掌规谏讽喻，凡朝政阙失；大臣、百官所用非人；三省、百司有违失皆得谏正……
宋代司谏分为左司谏、左正言，右司谏、右正言，职责相同，左属门下省，右属中书省，通称两省官员，也称为“谏院”。严格说来，谏院职责跟另一个机构“御史台”几乎完全相同。
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知道，当韩琦接到改任右司谏的诏命时，心中是否有过某种犹豫？毕竟，现在朝中范、吕之争正处在一个极为敏感的十字路口，这个时候让他出任谏官……
然而，不管韩琦是否有过犹豫，朝廷诏命既下，他已没有别的选择。依照惯例，韩琦两次上书推辞任命：
臣奉敕差知舒州军州事，寻已朝辞，今准阁门告报，蒙恩授臣右司谏，令受告敕者。臣度才难处，引让非伪。尚稽俞音，增惕孱躯。窃念臣近以住京历年，居职无效，族属所累，俸禀不支。恳上奏函，冀从州任……不谓恩出非常，任逾其量。骤升谏列，实骇人闻……伏望皇帝陛下开照微之明，谨失德之举，追还渥命，简用真贤，令臣祗守旧官，发赴舒州本任……
韩琦的推辞自然不可能被批准。
宋仁宗景祐三年，刚刚担任度支判官几个月的韩琦，在朝廷政坛一片萧瑟的时刻，奉命担任了右司谏一职。
如果从韩琦此后弹劾泗州通判陈恢，及几年后国家边陲危急时刻，韩琦不避“朋党”之嫌，以全族性命担保范仲淹出使西北来看，韩琦这次对朝廷以“朋党”罪名再次贬逐范仲淹，应当是持一种不赞同态度的。甚而，韩琦对范仲淹、欧阳修、尹洙等人此次的遭遇，还抱有极大的同情之心。
韩琦深知，范仲淹不是龌龊小人，更不会在朝中结党营私，只不过书生意气，嫉恶如仇，做事有些娇枉过正而已。而欧阳修、尹洙、余靖之辈也都是心怀坦荡的君子。但现在仁宗皇帝已经做出决定，并且范、欧等人被逐已成事实，韩琦虽身列谏职，即使他再为此去犯颜直谏，恐怕也于事无补，对大宋王朝来说，不过再多了一个“范党”而已。因此，韩琦没有再为此事多说什么，而这也正是韩琦在政治上比范仲淹相对更为成熟的地方，做为负有讽喻朝廷过失的谏官，韩琦知道怎样做才能达到既纠正皇帝过失，又能让天子采纳自己建议的目的。这一点，韩琦在庆历二年知秦州时整理他留下的谏章，并为之所作的《谏垣存稿序》中写的非常明白，其大意是说：规谏皇帝的最好办法，不能靠温言软语的劝阻，也不能靠激烈言词攻讦，而在于讲明道理。温言软语劝阻的人，必然会广引比喻，唠唠叨叨找出历史上各种例证，希望自己的规谏皇帝能够听从，但却不知道你没有把其中的道理给皇帝讲明白，皇帝可能并不会接受。而靠激烈言词攻讦的人，必然是慷慨激昂，言语尖锐，动不动上升的国家危亡、江山易主的地步，认为这样一来必然能够打动皇帝，却不知道这种夸大其词、过于激烈的话只会激怒皇帝，反而让皇帝不信，因此，想让皇帝接受自己的规谏，如果不以理取胜，则很难收到效果。这就是韩琦为谏官的心得，而韩琦更是告诫自己：“言责之重，非面折廷争之难，盖知体得宜为难……当顾体酌宜，主于理胜，而以至诚将之……若知时之不可行而徒为高论，以卖直取名，汝罪不容诛矣！”做为一个封建王朝负有规谏之责的官吏，韩琦能从理性角度认识自己肩负的使命，实可谓难能可贵，这也就是韩琦：“在职越三载，凡明得失、正纲纪、辩忠良、击权幸，时人所不敢言，必昧死论列之，上宽而可其奏者十**……”的根本原因。
韩琦身处谏列，没有为范、欧等人申诉，但这并不等于韩琦在这件事情上默然处之。范、吕党争的风波，实际上在范、欧、尹等一班馆阁清流贬逐出京后仍在延续，其影响甚至已经从政府内部蔓延到了京城内外。
就在韩琦担任右司谏不久，时任西京留守推官，也是后来为韩琦“昼锦堂记碑”书丹的宋代书法大家蔡襄，以范、欧等人此次遭贬为题，作了一首《四贤一不肖》诗，对此事大加讥讽。
所谓四贤，当然是指范仲淹、欧阳修、余靖、尹洙，而一不肖，自然就是倒霉透顶的高若讷了。这首诗在东京城内被士人争相传写，一时间为之洛阳纸贵，就连街头卖字卖书者，也以写此诗大赚其钱（诗太长，不录）。
《四贤一不肖》诗传颂一时，京城那么多王公大臣，没有谁为此多说什么，偏偏一个时为通判泗州名叫陈恢的人，不知哪根筋出了毛病，竟然上书朝廷，请治作诗者之罪。
世上就是有如此好事者，按陈恢的职务和职责，无论哪方面，他上书言此事都属多此一举，而且陈恢如此做法，无疑是对范、欧等人的落井下石，真是岂有此理！如果说韩琦对范、欧等人蒙此不白之冤心有不平，但还碍于种种原因不好多说什么的话，那么此刻，八杆子打不着的陈恢来煽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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