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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来煽阴风、点鬼火，身处谏列的韩琦岂能容忍？于是韩琦抓住朝廷“诏命所限”这一理由，立刻上书弹劾陈恢“越职言事，是想借此捞取政治资本，朝廷既诏命在前，对陈恢理应予以重贬！”
然而，不知是仁宗皇帝又犯了他盛怒过后，对先前所做之事后悔的毛病？还是吕夷简不想让韩琦更深地卷进这场争斗？反正，无论是仁宗皇帝还是首相吕夷简，都没有追究蔡襄写诗为范、欧鸣不平的责任，也没有采纳韩琦的奏章，去追究陈恢越职言事的责任。
这场后续的“党争”风波，就此划上了一个并不完整的句号。
帝国朝堂的“党争”风波暂时平息了，但仁宗皇帝热衷的礼乐，却是到现在也还没有弄出个所以然来。
礼乐，这种人性最高智慧和人生最高境界的具象结晶，自其诞生以来，就在人类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是人类内心外在的抽象表露。而对于历朝历代的帝王来说，礼乐浓缩着的则是皇权至高无上的追求；居高临下的尊严；唯我独尊的展示；和纵揽天下苍生的满足。从某种概念上说，礼乐还是国家繁荣昌盛、天下太平的象征。古云王者功成作乐、定制礼，因而，雅乐又被认为是和天子的品德紧密联系在一起，和王朝兴衰相关。宋仁宗亲政后对礼乐如此热衷，同样不外乎于此。
其实，自北宋王朝建立之后，赵家皇帝对礼乐方面一直都很重视，但在宋王朝立国之初，皇家宫廷演奏的雅乐一直是沿用后周的乐调，太祖皇帝曾经组织人修改过一次，然而修改后的乐调并没能推行开来，因而直到现在，皇家宫廷演奏的乐调依然还是沿用后周。
景祐二年，仁宗皇帝命天章阁待制燕肃等人考定钟律，并把懂音乐的集贤校理李照召来一块儿参谋。燕肃率一批乐工在延福宫为仁宗演奏了一批祭祀天地祖先用的曲子，却被李照指天划地、引古论今一番议论，指谪种种不足，软耳朵的宋仁宗听着有理，于是让李照重铸一套编钟，结果没想到改制大乐时，李照所造编钟定音偏高，不得已，李照于是又自己制造律管定音。
李照改完了金石乐器又改丝竹乐器，忙得是脚不沾地，不亦乐乎，却没想到被左司谏姚仲孙当头给了一棒，指责李照改的乐调诡怪奇异，要求罢除改乐之事，仁宗不听。
李照请求从编钟里去掉四清罄钟，只留十二中声，又遭到也对音乐有研究的侍读学士冯元反对，冯元引经据典，指出编钟只留十二，是李照个人的偏见，要求还是用原来的旧制。
两个自认懂乐的内行争执不下，外行的仁宗皇帝只好下诏：暂时用十二格为一排，等更懂音乐的人来了再决定究竟如何。
朝廷终于等来了更懂音乐的人，一个是范仲淹推荐的布衣胡瑷，一个是镇江节度推官阮逸。
宋仁宗景祐三年正月，仁宗皇帝诏命翰林学士冯元和胡、阮一起校定旧律，半年后，仁宗皇帝终于等来了冯元等人新修的《景广乐记》。
很难说当时的仁宗皇帝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居然将详细审定钟律的任务交给了右司谏韩琦、丁度和高若讷。也就是在此事上，韩琦再次显示出他一代政治家的成熟和军事家的敏锐洞察力，韩琦向仁宗皇帝上了一封奏书，不仅对仁宗皇帝旷日持久热衷造乐委婉提出了批评，更流露出了韩琦对国家边备松弛的忧虑，韩琦在奏书中说：
臣伏闻音乐之起，生于人心……窃以祖宗旧乐，遵用斯久……臣虑后人复有从而非者，不惟有伤国体，实则虚费邦用……臣切计之，不若穷作乐之源，为至治之本，使政令平简，民物熙洽，海内击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上世之乐……国家方夏宁一，朝廷晏清，西、北二陲，久弛边备，犬戎之情，岂能常保……必思密备不虞，未可全推大信。此陛下之与左右弼臣宵旰所虑，宜先及之。缓兹求乐之诚，移访安边之议，急其所急，在理为长……
韩琦在奏书中指出；音乐在于人心，并引用孟子对齐宣王说的话，指出今乐和古乐都一样，都是要和天下苍生同乐，朝廷旧乐沿用已久，现在只按某些人的偏见，就要改变旧乐，而且改过之后，一旦有人提出另一种意见，便又重新再改，如此恐怕还会有人再提出不同的意见，这样改来改去不但有伤国体，而且还耗费国家财力物力。朝廷应当探究作乐的根源，做为修明政治的根本，而国家要得到根本治理，就要注意当今最急迫的问题，那就是帝国西部和北部边陲，边防武备已松弛很久，陛下和左右大臣，应当最先考虑边防安全，访求安边良策，然后再考定音乐。
必须承认，韩琦这份奏折，是在大宋王朝一派歌舞升平的时候，尖锐地指出了国家面临的外部隐患，以韩琦不到而立之年的年龄，能高瞻远瞩，从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思考问题，并向仁宗皇帝提出建议，无疑已经显露出他做为杰出政治家、军事家及未来一代国家栋梁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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