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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扬之声，而唯有右司谏韩琦却保持着清醒，且很不合时宜地居然对化成殿灵芝出现，上书提出异议：
……今又闻金芝产于化成殿柱，率诏近列，咸睹嘉事。臣窃以《春秋》之法，但记灾异，至于祥瑞，略而不书。岂不以君人者阅瑞牒则意安，睹灾符则心惧？意之安则其政怠，心之惧则其德修，圣人垂诫之深，其旨斯在。臣愚伏望陛下开发圣虑，特以天戒为重，于政教之间，思所未至，随其变以应之，亦犹日食修德，月食修刑理是也。至如珍祥奇瑞，虽陛下仁圣所感，亦望日谨一日，以虽休勿休为念……
韩琦说的非常明白：古人写《春秋》，只记灾异之事，对各种祥瑞则略而不书，这是先贤考虑到为君者一旦看到祥瑞的记载，就会心意安然，而看到灾异的记载则会心生惧意，意安然，就会使君王怠于政事，而心生惧意，就会使君王注意修德，圣人只记灾异、不记祥瑞的深刻警示就在于此。因此，臣希望陛下能认识到圣人写《春秋》不记祥瑞的深意，以国家出现的灾异为念，审视一下朝廷在政教方面是不是还有什么没有考虑到的地方，随时加以更改应对，至于现在出现的祥瑞，固然是因为陛下的仁爱而生，但臣还是希望陛下能一天比一天更加谨慎，以即使在可以原谅自已的地方也不原谅自己的要求来治理国家。
咄！这个韩琦想干什么？天降祥瑞，天子都御制了祥瑞诗，百官都在附合，你一个小小的右司谏却在这个时候泼冷水，大唱反调，弹奏出一组逆耳的不合谐音？但韩琦，做为帝国未来栋梁辅弼，身居庙堂，以他年仅30岁的而立之年，硬是展现出了垂绅正笏的一代杰出政治家风采。
依照常理，帝国中央内阁如此大幅度的人事任免，身为谏官的韩琦应当有所表示，但在现有史料中（或许掌握的资料有限），我们却没有发现韩琦有关于此事的言论，只是从这份《金芝产于化成殿奏》中，隐约看出了韩琦对这届政府人选的忧虑，以及韩琦后来的奏章中所表现出的对内阁大臣从忧虑到不满，直至后来不畏权势、义正辞严上章弹劾内阁四位宰臣。
当然，从个人感情上说，韩琦对王曾、吕夷简的去职也实在不好多说什么，王曾是他尊敬的宰相，吕夷简对他有知遇之恩，而且王、吕之争很难说谁有什么错。再着，任命内阁大臣，这本就是皇帝的权力，尽管台谏官的职责是规谏讽喻、察百官所任非人，但新一届政府上台伊始，毕竟无法证明就是所任非人，如此，韩琦对此事保持沉默也就不难以理解了。
韩琦这份《金芝产于化成殿奏》本章上呈后，或许是仁宗皇帝不想让这位很有才华的谏官在这类事情上过多纠缠，因此，仁宗皇帝委给韩琦一件差事——让他和侍御史肖定基，直集贤院吴育、王拱辰一起，去主持开封府的科举应试。
对于这项为国选贤的重任，韩琦从一开始就抱着十分认真的态度，并为此上书仁宗皇帝，请求在开封府、国子监，还有因回避亲缘关系而另设考场的“别头试”考试中，一律采用和礼部考试同样的办法——使用密封试卷或由他人誊录过的卷子，以防止考场上的舞弊行为。
韩琦上这份奏章并非没有根由。科举考试本是为国选拔品学兼优的治国人才，但千军万马挤仕途，落马者毕竟会占到多数，尽管大宋帝国到了仁宗皇帝这一朝，经科举踏上仕途的人已经呈现出泛滥之势。当年太宗皇帝曾定下进士录取基数是“十取其一”，真宗时，一代贵臣曹利用在授给他仆射一职时，也是先赐给其进士出身，而后才除仆射之实，可见当时进士之贵到了何等的程度。但到了仁宗景祐元年时，这位宅心仁厚的天子心疼学子们十年寒窗苦读，于是将“十取其一”的规定改为“十取其二”，且又大发慈悲，诏令凡年过50岁、参加进士考试5次以上、诸科考试参加6次以上；年过60岁、曾经殿试进士3次、诸科5次，以及曾经在先朝经过御试、但试文不合格者都登记造册，以特奏的形式授给官职，但这样下来，能录取的也毕竟还是少数。
凭心而论，“特奏”也并不是仁宗皇帝的发明。
早在宋太祖开宝三年，太祖皇帝赵匡胤就曾下诏给礼部，让他们查阅贡士十五举以上曾经终场者，具名以闻，结果查出了100多人，太祖皇帝特为此下诏：“贡士司马浦等106人，困顿风尘，潦倒场屋，学固不讲，业亦难专，非有特恩，终成遐弃，宜各赐本科出身”，宋王朝的特奏便由此开始。这实际上是为天下学子打开了一扇最终进入仕途的大门——就算考不合格，只要次数、年龄够了，一样有官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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