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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二十字诗增加成二十八个字，对此事大加嘲讽：“仲昌故国三千里，宗道深宫二十年，殿院一声‘河满子’，龙图双泪落君前。”
仲昌者，就是章得象那个稀里糊涂被遣回建州的侄子。
宗道者，是指皇家各宫教授王宗道。王宗道曾向仁宗要官，说自己教了二十多年的书，到现在还是教书，求仁宗皇帝能加以进用。仁宗对他深为同情，于是升王宗道为龙图阁学士。
殿院者指的是萧定基，因为士子们作了《河满子》诗嘲讽他，一日入对，仁宗问起这件事，萧定基不敢隐瞒，如实相告。
龙图者，是说权三司使王博文。王博文历任过许多大藩镇，却从来没有在两府担任过官职，现在也只是一个权三司使。王博文曾在仁宗面前痛心落泪，说臣老且死，不复得望两府之门。仁宗也是于心不忍，擢王博文同知枢密院事，总算让他进了二府。
这首《河满子》诗虽然借用于古人，但却极为形象地讥讽了当时之事，一时间传为笑谈。
一场贡举风波总算是平息了，但这却并没有让仁宗皇帝从烦恼中解脱出来，化成殿灵芝昙花一现带来的祥瑞，也没能抵消帝国连续不断发生的天灾。
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任何一个朝代的帝王，只要不是昏庸至极，哪怕再平庸的皇帝也会盼望风调雨顺，天下太平。宋仁宗不是英明绝伦的皇帝，但却不失为一个平庸的皇帝，他自然也希望自已统治下的帝国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但与仁宗皇帝的愿望恰恰相反，此时的大宋帝国，从明道二年至景祐四年，不仅政治舞台上风波连连，而且天灾异象也是接二连三。先是铺天盖地的蝗灾导致京东出现大饥荒；后又是富庶的江淮一带歉收，成千上万的百姓困于凶年；接着，景祐元年6月出现了一次日蚀；后是泗州淮、汴河决堤；再是常州、无锡一场怪风摧屋拔树。
7月又是蝗灾。
8月，天象出现星变，月犯南斗。
景祐三年6月，虔州、吉州大水，毁坏城廓民舍。
7月大雨雷电，京城太平兴国寺大火，焚毁开先殿和数百间寺舍。
8月，月犯南斗。
景祐四年5月，好不容易得了儿子的仁宗皇帝，刚刚为龙子诞生高兴了一天，龙子却一命归西。
7月，流星雨，接着是京师发生地震。
12月，河东又发生地震。
按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理念，皇帝都是命系于天，人间的天子是受上天委派来管理天下万民的，也正因为皇帝是“天之子”，那么，当他在人间的作为出现某种失误时，上天就会降下各种灾难来警示他，反之，上天亦会降下某种祥瑞来褒奖他。
但如今的大宋帝国，虽然有化成殿的灵芝一现，算是上天降下的祥瑞之象，但却四方灾异不断，这自然是上天在向仁宗皇帝一次又一次提出警示，警示他在施政上某些方面出现了偏差。
面对持续不断的天灾异象，平庸的仁宗皇帝束手无策，唯一能做的就是大赦天下、修茸寺庙、大建道场、举行斋醮禳谢仪式，分遣内侍中使到全国各地的名山大川福地焚香祈祷。乱了方寸的仁宗皇帝甚至不顾国体，居然在帝国只有正旦日举行大朝会才使用的大庆殿设立了一座道场，弄来一班道士大呼小叫，装神弄鬼，向上天祈福禳灾。
没有人能指责仁宗皇帝在天灾异变面前做出的这些荒唐事。毕竟，有宋以前的历代王朝，无论哪个朝代的皇帝或先贤圣哲，在面对无可抗拒的天灾之时，都是如此这般的作为。
然而，此时的帝国右司谏韩琦，却以频发的天灾异象、以一个杰出政治家的思维，对在自然灾害面前无所作为的内阁政府，一次又一次向仁宗皇帝提出了国家政务上的真知灼见：
……臣闻人事失于下，则天变发于上……朝廷自去年秋荧惑失度，及太平兴国寺灾，乃命疏理系囚，自大庆殿到诸诗观，并集僧道，以为禳谢之法。继之以地震北郡，遣使兴建道场，近者又闻太阴失行，复诏三京减降罪人，于金明池等处亦设斋醮。臣屡上封奏，极言无益……臣不敢妄究星纬，但取前史所载，开陈其端，夫月为太阴之精，刑罚之义，列之朝廷，诸侯大臣之象也……今天之所戒者，恐宰辅之任未副圣心……今闻政府议事未甚和谐，互执所见……方今之宜，莫若注意贤宰，协辅朝政，使其同心一意……
奏折大意是：臣听说下方人事失和，则上天就会降下变故，
现在朝廷为应对天灾异象，大肆设道场斋醮祈福，对此臣曾屡次上书，直言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根据前人史书上种种记载，月为太阴之精，从星象理论再具体到朝廷，月则代表着诸侯大臣。现在臣听说内阁大臣们在商讨国事的时候，往往各执己见，争执不休，而帝国发生的种种天灾异象，恐怕就是上天在警告朝廷在用人上有失误，陛下应当注意选拔有贤能的人来担任宰辅，使众人同心一意，共辅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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