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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宋帝国内部，为阻止这场宋、辽之间的战争，同样也有三个人起了作用。一个是帝国宰相吕夷简；另一个就是调任北方重镇定州、并兼三路都部署的老臣王德用，还有一个就是富弼
吕夷简，这是一个在宋、辽两国已近战争边缘、其所起作用不亚于当年真宗皇帝一代名臣寇准的人。
读者或许还记得本书在前面提到过：早在仁宗皇帝亲政之初，范仲淹曾经向仁宗皇帝提出一个建议：营建洛阳，以备不时之需。范仲淹的建议，当时就遭到了吕夷简反对，说他是迂阔之举。现在契丹陈兵幽州，对大宋虎视眈眈，帝国朝廷中便又有人提议营建洛阳，并加固京城。这个建议同样又遭到了吕夷简的反对。吕夷简认为，辽人欺软怕硬，如果修营洛阳，不仅灭大宋帝国自己的威风，而且还长辽人的志气。大宋应当将大名提升为帝国的陪都，向契丹显示陛下将要亲征之意，把契丹人南下的念头扼杀于摇篮之中。至于加固京城，那同样是下策，辽人一旦渡过黄河，围困京城，则大宋江山将危在旦夕，这样的情况绝对不允许出现，因此，必须在河北设防！
宋仁宗采纳了吕夷简的建议，下诏建陪都于大名。
宋国摆出的这副应战架势，无疑扼制了契丹南下的**。而此时，老将王德用采取的对策，更直截了当让辽国看到了宋国应战的决心：王德用在定州训练士卒，当契丹间谍前来收集宋军情报时，王德用故意举行军事演习，宋军战阵威武、气势严谨，士气高昂，契丹间谍见宋军如此阵容，居然归告说：宋军大有出兵北伐的意图。帝国这种种示契丹以战的策略，最终起到了以战扼战、打消契丹国主兴兵南下的念头。
至于富弼，一舌力退十万兵的战斗，则是从帝国接到契丹已派使臣来宋的时候开始的。
为了选择和契丹打交道的使臣人选，宋仁宗真可谓是食不甘味、夜不成眠。朝中众大臣一提要出使辽国，一个个竟都噤若寒蝉，不敢应声。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宰相吕夷简向仁宗皇帝推荐了时任右正言的富弼。
仁宗皇帝在便殿接见了富弼，而这位年纪比韩琦还要年轻的官员当时的表态，让仁宗皇帝感叹之下，更是怵然动容，富弼对仁宗皇帝说：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
富弼的慨然正气，让仁宗皇帝大感欣慰，宋仁宗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下诏任命富弼为辽国接伴使。
大宋王朝把一幅沉沉的担子，压在了这位日后注定将和韩琦一起执掌朝纲的年青官员身上。
似乎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的孤忠耿直、风骨傲然之士，相互之间总是声气相投。在北宋仁宗皇帝这一朝，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一批名士中，最先发现富弼才能的是范仲淹。范仲淹曾向王曾、晏殊推荐富弼的文章，称富弼有王佐之才，后来富弼成为晏殊的女婿，并在此后的北宋政坛上与韩琦一起辅佐英宗。如果说韩琦、范仲淹因为西北戍边，被天下誉为“韩、范”，那么日后韩琦与富弼携手朝政，则又一次赢得了“韩、富”的美誉。
辽国派来大宋的使臣，是南院宣微使萧特默和翰林学士刘六符。萧、刘二人带来了契丹国索要关南10县的国书：
……切缘瓦桥关南是石晋所割，讫至柴氏，兴一旦之狂谋，掠十县之故壤，人神共怒，庙社不延……
在信中，辽国同时指责太宗皇帝当年北伐师出无名，及宋国和西夏交战没有通知契丹：兼李元昊，于北朝久已称藩，如果罪加合诛，亦宜垂报。又在信中指责宋国备战北方边境，引起了契丹的猜疑和不安，是对契丹国的挑衅等等。最后提出，宋朝若是希望两国能永久相安，双方都不怀疑对方，那就应当把当年石敬塘割给辽国的关南10县还组辽国，如此，两国友好的兄弟之情，则可以子子孙孙，千秋万代。
这封信对大宋王朝来说，实在是近乎一种讹诈。真不知契丹老宰相张俭，当时怎么就屁股眼儿一热，想出了这么个主意？
或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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