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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宋仁宗在任命诏书下达时，又告诉欧阳修“不要做长久离开京城的打算，有什么事情该说还是要说”，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不过是仁宗皇帝对这位大嘴谏官言不由衷的安慰罢了。
宋仁宗，先前对欧阳修倚之何重？此时又弃之何轻？聪明如欧阳修者又岂能看不出来？这位忠正梗直、一心为国之士，在听了宋仁宗这道心口不一的口谕后，不无悲愤、伤感地回答说：“谏官是能风闻言事，但今日欧阳修远离京城，又身负具体职责，再去说三道四，那就是越职言事，是有罪的。”
宋仁宗自然能听出欧阳修这话中之意，但却仍假惺惺作态：“如果事情应当奏闻，那还是要奏闻的，不可用在内、在外的借口推辞。”
宋仁宗这话，听起来又是多么的苍白无力？
欧阳修的离京，对新政大员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损失。谏官蔡襄、孙甫还想改变宋仁宗的决定，上书朝廷请留欧阳修，但遭到仁宗皇帝的拒绝。
庆历新政的最高指挥者，正在一点点转变意向。
而此时的范仲淹和富弼，还在以天下为己任，为答报仁宗皇帝的知遇之恩，日夜谋虑，渴望革除朝廷由来已久的弊端。
不能否认，革新派们这种急功近利、恨不能一趨而蹴的改革思路，无可避免地导致了:就规模阔大，阻碍重重。
新政中最先实施的吏治改革，是革除大宋王朝固疾的关键一环。当初派下去按察地方官吏的“八府巡按”们，也陆续将考核的各地官吏政绩汇总到了中书，其中绝大多数是对地方官员考核不合格的举劾。范仲淹按名索骥，把那些被举劾官员一笔勾销。
范仲淹一笔下去，就等于断送一名官吏的政治生命，任你当初十年寒窗苦读，费尽心血挣来这身官服，到这时候也只能哀怨兴叹，捶胸顿足，那淋漓墨汁下面掩盖着的，是被勾者痛断肝肠的绝望，果然是早知如此，悔不当初啊。
范仲淹如此决绝断然、毫不留情，让一直力主革新的富弼都看的是心中大为不忍，富弼不无慈悲地对范仲淹说：“范公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
范仲淹回答说：“一家哭，难道比得上一路百姓哭吗？”
伟哉！范仲淹！
如果说新政“择官长”的实施，针对的是地方官吏，那些被开销的庸官污吏，在政治上对新政大员构不成什么直接威胁的话，那么“明黜陟”和“仰侥幸”的实施，所触动的则是京朝官员中绝大部分人的既得利益。
“明黜陟”，是对朝廷实施已久的“磨勘”迁官办法进行改革和限制。过去的磨勘法，官员们是循序迁转，很容易按年资升到一个高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你当了组长，等年限够了就升到副科长、科长、副局长、局长……以此类推。而官职升到了一定的位置，官员也就有了恩荫子孙作官的资格，这就导致了帝国大批官吏的诞生。
而新法却规定：凡待制以上，自迁官后6年，没有犯什么过失的才能再迁，有过失的，则延长年限，迁至谏议大夫这一级为止。京朝官四年磨勘，迁至前行郎中为止。少卿、监官员限定人数为70人，有了出缺才能补。而少卿以上职务的迁官，必须要听皇帝的旨意。这条新法等于阻断了京朝大部分官员论资排辈、最终都能熬到高位的路。
“抑侥幸”，是对官员恩荫任子制度进行限制。
当初太祖皇帝建立大宋王朝，规定的任子办法本来是台省官员到了6品，诸司官员到了5品，登朝历经两任之后，才有恩荫子侄的资格。但到太宗皇帝时，这个限制放宽了，至七品就可以享受恩荫资格。而且又规定：凡皇帝的生日、三年一度的南郊大典，都可以让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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