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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眼站在原处的雷英夫“主席，雷英夫到我这里来，讲了他们作战室对朝鲜战争的一些预测和判断他们认为美军有可能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登陆作战是的，我认为有道理。好，我这就带他去。”
“英夫同志，你跟我一起去见主席。”周恩来招呼一声，已经放下话筒，连工作时套的胳膊上的套袖也未摘，便朝外走去。同行的还有作战局局长李涛。
到了菊香书屋，雷英夫将作战室分析归纳的六条根据和判断重复一遍。
“有道理，很重要。”毛泽东只讲六个字，他起身在屋内踱几步“据报告，美、英舰队正在向朝鲜海峡调动，飞机也在调动”
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深深吸了一口气。
当他吐出憋在胸中的烟气时，已经拿定主意，发出命令：“一、情报部门要严密注视朝鲜和美、英、日；二、把我们的看法向斯大林和金日成打招呼，提供他们参与；三、东北的十三兵团要加紧准备，八、九两个月做到一旦有事，立刻能行动。”
这是1950年的8月23日。
8月30日，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也报告美国人可能登陆作战。
总参作战室对朝鲜战局的预测不幸而言中，9月15日，美军以其海军陆战队第一师为前锋，在仁川登陆，70岁的司令官、五星上将麦克阿瑟站在麦金莱峰号旗舰上指挥了这场战斗。当他自以为不可一世、率领三军向鸭绿江逼近时，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了鸭绿江，以排山倒海之势将他赶过了三八线。两个月后，这位自视常胜将军的麦克阿瑟便被杜鲁门总统解除了一切职务，包括他的朝鲜战场司令员和驻日盟军总司令的职务。
国际上有人评论说：“朝鲜战场是世界上几个最大的战略家、军事家进行的一场大较量。结果斯大林犯了大错：对美国出兵估计错误，以为能轻易统一朝鲜。杜鲁门也犯了大错：对中国出兵估计不足，以为能一举统一朝鲜。只有毛泽东最高明，一切都估计到了，实现在‘三八’线上停火协议。”
朝鲜人民军打倒洛东江，向釜山滩头阵地发起猛攻时，一位苏联军事代表曾向周恩来说：“要不了几天，一下子就可以把美国人和李承晚搞掉，朝鲜很快就会统一。”
雷英夫在场陪同。只见周恩来轻轻摇头：“什么事情都要有备无患，美国人在日本的军队还没动呢。”
“他不敢动，动也不行。”
“打仗不能像押宝一样，你说不打就能不打？”
美军压到鸭绿江时，苏联人又由轻率转为失望。对周恩来说：“看来金日成只能在中国组织流亡政府了。”
周恩来又一次轻轻摇头：“不会的。我们出兵。”他对惊愕怀疑的苏联代表说“毛主席从战略上考虑这个问题。朝鲜就在我们身边，美国人都占了，我们永无宁日。看着美国人要灭亡朝鲜，见死不救，按马列主义原则说不过去。”
据说消息传到苏联，斯大林深受感到，流出了眼泪。
毛泽东曾在范围内讲话，雷英夫至今记得一句：“我们出兵打掉了人家的一个怀疑，不再怀疑我们是铁托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毛泽东的菊香书屋的东厢房研究决定出兵朝鲜。随后，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军委扩大会，地点就是居仁堂。
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毛泽东与周恩来谈话，联系总参作战室当初提出的预测和判断，都认为小参谋可以有大作为，由此决定加强正规化建设，作战参谋可以负起职责参与出谋划策，这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雷英夫也参加了。
有一个场面雷英夫记得特别清楚。
林彪脸露病态倦容，声音缓慢低沉地说：“我们打了几十年仗，十年内战、八年抗战、四年解放战争人心思和，现在再去出兵打仗不得人心哪，国内困难也很多，经济是一个烂摊子，军队没有改装，还有十几万土匪在活动。对国民党作战我们有把握，美国高度现代化，加上原子弹，能否取胜我没有把握。请中央慎重考虑这个问题。”
周恩来那时对林彪是比较尊重的，平时交往也很热情礼貌。但这次会议上，林彪刚唱几句低调，周恩来便立刻打断，严厉批评地说：“现在不是讨论出不出兵，而是讨论怎么出？是怎么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决定！”
彭德怀像打机关枪一样接过话头说：“无非是等于我们解放战争多打两年嘛，如果我们不出兵，美国人占领了朝鲜，我们还是不得安宁。这个兵是非出不可！”
出兵前后，为了举国一致，同仇敌汽，周恩来对民主人士作了大量的宣传解释工作，调动了民主人士的积极性，纷纷向共产党出谋献策。其中一个典型的事例便是黄炎培。
出兵大策一定，接着便是怎样出兵，以什么名义出兵的问题了。
开始，毛泽东与周恩来研究，想用“支援军”的名义出兵。初步意见定下来，决定征求一下民主人士的意见。在此类问题上，毛泽东历来看重岁数比较大的民主人士：“多征求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阅历广，有许多经验，此类事情他们办法多。”
果然，一旦征求意见，黄炎培出来了，求见毛泽东。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同听取黄炎培的意见。
“有个问题要考虑呀。”黄炎培诚恳而又关切地望望毛泽东，又望望周恩来“自古道出师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个仗就不好打。”
“我们叫支援军，”周恩来说“支援朝鲜人民嘛。”
黄炎培摇头：“这样叫是不是师出无名？这个需要考虑。”“怎么是师出无名？”
“支援军那是派遣出去的，谁派出去支援？国家吗？我们是不是要跟美宣战？”
“噢，有道理！”毛泽东伸手从笔筒里抓起一支铅笔，将“支援”两字一画，改写两个大字“志愿”而后挪笔于桌，欣然道：“我们不是跟美国宣战，不是国与国宣战，我们是人民志愿的嘛，这是民间的事儿，人民志愿去朝鲜帮助朝鲜人民的，不是国与国的对立。”
周恩来兴奋地做了一个手势：“对，世界上有许多志愿军的先例，马德里保卫战就有各国来的志愿兵。”
黄炎培频频点头，笑道：“师出有名则战无不胜！”
于是，毛泽东一道命令，聚集东北的几十万中国人民解放军，都换上了那种轧出许多道线的军装，当时人称“国际服”中国人民志愿军就这么产生了。
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赶到东北，与东北军区的领导们谈话时，不无诙谐地苦笑道：“从井冈山到朝鲜，还是咱们这些人。咱们志愿军，其实我也不是志愿的。要不是美国军队压到了鸭绿江，我也不会志愿的。现在他打到咱们家门口，我志愿挂帅出征，你们志愿不志愿？”
“志愿！”回答声震屋宇。
姑娘不自愿么，他高主席还要耍混？
朝鲜战争期间，凡重大决策，比如是否出兵、五次战役、打到汉城撤不撤回来、防敌空降登陆等问题，从志愿军方面来说，都是由毛泽东亲自作出决定。但具体实施及大量实际事物的处理，前线主要是彭德怀，后方主要是周恩来，由他们来贯彻落实。
雷英夫曾回忆说：毛泽东作重大决策时，与他指挥打仗一样，喜欢打歼灭战。他总是集中全部精力去思考解决主要矛盾，连续几天可以“目中无人”“目中无事”直到想透彻，作出最后决断。这时，他才可能恢复正常的生活、工作及社会交往。
周恩来更多的是处理实际事务，所以同毛泽东又不一样。
他的军事参谋郭英会回忆说：“他没有一天不会见几十个人，没有一天不看上百份电文，没有一天不处理几十几百件大事小事。”抗美援朝初期，宣传、统战、弹药、给养的生产调运是重点，这段期间周恩来几乎天天要见宣传部长陆定一、统战部长李维汉、总参谋长聂荣臻和总后勤部长杨立三。郭英会回忆说：“周恩来生活和办公的西花厅分前后院。前院接待外宾和民主人士，后院接待党内军内负责人。白天黑夜就看见总理忙完前院跑后院，忙完后院又跑前院。总理的办公室跟我的办公室一墙之隔，李维汉、陆定一、聂荣臻、杨立三每星期至少有三次，坐在我的办公室里打瞌睡，等总理过来”出兵后，美国飞机疯狂轰炸铁路公路运输线。于是，铁道部长滕代远、吕正操又成了西花厅的常客。接着，我们决定志愿军空军参战，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和苏联顾问有段时间每星期都要来几趟。后来又是细菌战，周恩来又亲自组织医务人员分析化验，组织专家鉴定，搞宣传展览。到了边打边谈判时，周恩来每天下午都要和住在开城的李克农、乔冠华通话联系，听取汇报，研究第二天的发言及斗争策略郭英会这样描述周恩来的一天：他一天大约睡四小时。下午三点是他起床的时间。他动作很快，一旦被卫士摇醒，清清脑，第一件事情就是上厕所。大约需一小时。他在厕所里要浏览一天的报纸。要批发紧急电文。要将秘书标出的重要文件审阅签发，答复一些紧急的口头请示。有时还要接见有急事的领导干部。比如廖承志，经常在厕所坐在周恩来对面请示汇报。所以总理身边的人都把厕所叫第一办公室。上过厕所就去洗漱，很快，然后来到饭桌旁吃早饭。在饭桌上，要口头答复大量的请示汇报，偶尔也有需要动手签名的时候。所以饭桌被身边人称为第二办公室。早饭后，便是大会小会接见谈判等等活动。夜里十二点回“第二办公室”——饭桌前，吃午饭，继续他的听取口头指示汇报，作口头指示答复的工作。午饭后到办公室——真正的办公室第三办公室——戴上套袖，开始批阅大量文件电报。因为下半夜除了毛泽东可能找他，别的人都休息去了，是二十四小时中最安静的一段时间。和毛泽东一样，他是早晨吃晚饭。晚饭后，又要处理许多那些按正常秩序上班的同志请示的问题。如果没有大事需要加“夜班”上午九点到十点左右他就上床休息了。但他决不是上床就睡。他和毛泽东一样有躺在床上阅读和办公的习惯。他不像毛泽东那样做个大床，床的一半放书刊报纸，他每次是抱着一堆文件上床。所以睡床被我们称为“第四办公室”床头一边一把椅子，放衣服，放文件，还有请中南海工人用铁管子自制的一个落地台灯，是三十瓦的日光灯，铁皮打的灯罩，因为晃眼，后来刷了一层绿漆。将近午时，服安眠药睡觉。但是有交待：毛主席有事，事不分大小，一定要叫醒。国内外发生大事，一定要叫醒。
其实还是有例外，就是星期六。星期六晚上如果没有会议，周恩来要去跳一个小时的交谊舞。是运动，是休息，也是工作。
周恩来把跳舞视为广交朋友，广泛听取意见，广泛做宣传的机会，跳舞时和舞伴谈话，了解基层情况。舞间休息，他或者四处走动去见方方面面的人士，或者叫来部门负责人谈话，已经成了习惯。
如果舞间休息放起了音乐，他就会停止活动，陶醉于乐曲声中。他喜欢民族乐曲，不大喜欢“洋嗓子”他说：“民族乐曲能使我回忆过去，得到享受，洋嗓子做不到这一条。”
跳几圈舞，听几段音乐，周恩来会满心高兴地离开，精神抖擞重新投入工作。
但也并不是每次跳舞都高兴。为跳舞的事，他也曾发过脾气，气得连饭都吃不下。
舞场上，有些领导干部活泼风趣，开些玩笑逗趣本是人之常情，无可非议。周恩来有时也抱着双臂和大家一起笑得很开心，他高兴时笑声响亮，头向后仰去，这是大家很熟悉的动作。比如陈毅元帅用他那四川腔和舞伴开个玩笑，又风趣又文雅，大家自然笑得开心。
但也有另一种情况。有个别干部在舞场上忘乎所以，动作极不严肃，不但言语粗俗，调情中还有举动，甚至把舞伴搂在怀里像现在某些人搞的什么贴面舞、磨肚皮舞，两只手也不老实，乱动作，更有甚者，个别干部跳完舞就把舞伴带到车上不知拉到哪里去了。
逢这种情况，周恩来便会表现出难以遏制的义愤。
有时，周恩来看不惯那些粗俗动作，突然喝一声：“不跳了！走！”喝声里，全场顿时惊呆。周恩来已带着身边工作人员愤然退席。于是，那个别极不严肃的人便会收敛一些。
有次一位干部见总理到场，忙放松搂在怀里的舞伴，找个机会想带了舞伴上车溜走。周恩来厉声叫住他：“xxx，你站住！”
那位干部立住脚，面露赧颜，却又故作没什么事似的。
“你是不是党的干部？七届二中全会上主席是怎么告诫全党的？”你这个样子会造成什么影响？你还怎么带兵怎么去教育别人？”周恩来一连几个责问，大声说：“我替你脸红！”
那位干部低下了头，他的舞伴也悄悄溜走了。
大凡跳舞，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都是为了锻炼身体。刘少奇舞姿优美些，毛泽东和朱德的跳舞被人们形容为“走正步”他们在春藕斋跳，基本不大参加副总理以下机关干部的舞会。所以大家少拘束。周恩来星期六晚上，中途来光顾一下，发现极个别领导干部不严肃的问题，总是提出严厉批评或愤然退席。
不过，退席的情况毕竟是极个别，不严肃的干部，也是极个别，并且受过周恩来几次批评也就没人敢“放肆”了。所以还没发生过周恩来拒绝出席舞会的地步。
周恩来由于义愤而拒绝出席的舞会，只有高岗组织的舞会。
高岗工作能力是有的，抗美援朝期间在东北地区做出一些成绩，受到过表扬。但他的工作目的和态度与周恩来完全不同。
当时东北军区参谋长段苏权讲过自己的一些亲身感受。
志愿军空军准备入朝参战，需要突击抢修机场。为解决劳力和物资材料，段苏权求见高岗，高岗立刻接见。
“高主席，锦州和安东机场近期必须抢修出来，但是材料运输和调集工作都遇到很大困难”段苏权详细汇报了现状和要求。
高岗一边听，一边用铅笔在纸上迅速记录着，段苏权汇报完，高岗也记录完了，并且明确概括出来：“苏权同志，你看是不是存在这样四方面问题？”他重复一边，概括了段苏权的汇报。然后抓起电话，给林枫作了指示和具体布置。问题很快解决了。
段苏权说：“高岗不像李富春那样扎扎实实做工作，他贪享乐，但大的问题还是抓得住，抓得紧。”
高岗为段苏权解决了难题，没过两天，给段苏权打来一个电话。
“苏权同志吗？我是高岗。”
“啊二高主席，我是段苏权啊。有什么指示？”高岗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并兼有东北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职务。
“锦州和安东机场的问题都解决了吗？”、
“解决了，解决了，林枫同志和我配合的很好。”
“解决了就好，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找我。”电话那边略一停顿，继续说“喂，苏权，你马上给我送二万元来，送到xxx街x号。”旧币二万元就是现在的二千元，以当时物价标准，这二千元是个相当大的数目。”
“是，高主席，我马上派人送到。”段苏权放下电话便踱步沉吟，早就风闻高主席喜欢女人，特别是白俄姑娘，所以钱总不够花。但是跟东北军区要钱还是头一遭。多问是不行的，窥视大人物的秘密无疑是危险的。但是制度还必须坚持。当时实行包干制。首长需要钱还得给。他叫来管理科长，吩咐道：“你给高主席送二万元去，记住，叫他打个收条。”
管理科长按照地址送去了，高主席要钱果然是要打发一位缠住他不放的白俄姑娘。
“高主席，段参谋长请您打个收条。”管理科长壮起胆子请求。
高岗惊讶地打量一下管理科长，没说什么，拿出笔在一张纸上写了：“收到招待费二万元。高岗。”
此后，在支援朝鲜作战的军事会议上，段苏权见到高岗，高岗看也不看他一眼。
某一天，军区卫生部戴部长向段苏权报告：xxx领导打电话给我，高主席让xx女医生去”
部长的报告很含蓄，段苏权已经全明白了，不觉怒气升腾：“真他妈乱弹琴！”
“女医生哭得厉害，死也不肯去，怎么办？”部长请示。
段苏权愤怒地一挥手：“人家已经哭了，你们还能强迫人家去？姑娘不自愿么，他高主席还要耍混？算了吧！”
后来这位女医生没有去，事情算过去了。
可也不算完，没过多久，段苏权被免去了参谋长的职务，待分配。
几十年后，段苏权回忆往事，不胜感慨：“那时我就料定高岗长不了，生活腐败，作风不正。他后来选中的参谋长给他送去过多少钱，一次也没让打收条。林枫同志在抗美援朝期间做了大量工作。我是亲眼见的。高岗为了反刘少奇，就对林彪诬蔑林枫抗美援朝不积极。他认为林枫曾在白区工作，就是刘少奇的人。跟林彪告状说彭真、林枫、吕正操是桃园结义，要把林枫搞下去，说到底是为了搞刘少奇。这样的人倒台不足为怪。”
高岗曾想亲近周恩来，专门在他那里组织舞会请周恩来。
高岗身兼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及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军区的一把手职务，请跳舞不去是不合适的。
人的本性总是难改，装也装不长久。舞会开始高岗还像个样子。跳开了，渐渐就“原形毕露”两只手搂着舞伴不老实，像搞“按摩”嘴里还尽是调情话。
第一次请周恩来跳舞，高岗没全“放开”周恩来强忍住没有发作。
第二次，高岗“放开”多了，周恩来忍无可忍，跳舞跳到门口时，突然停下来，向他的舞伴很有礼貌地一点头：“对不起，我有事。”转身就出了门，一上汽车便吩咐“回去！”
走得突然，他的卫士们都被丢下了。
高岗不好下台，以后又打电话请周恩来跳舞，周恩来对接电话的卫士说：“不去！他的舞会我不参加！”
后来，高岗反刘少奇，反周恩来。他曾向毛泽东建议由林彪出任政府总理。
毛泽东不动声色，问：“你是什么意思？”
高岗知道林彪也是深得毛泽东信任的，便讲他的“理由”
可是，毛泽东仍是问：“你是什么意思？”
连问三遍，高岗脸红了，再也解释不下去了。
毛泽东锐利的目光盯紧高岗，直到这时才说：“林彪现在身体很糟，正常工作都难以坚持，你到底想叫他当总理还是你想当总理？”
这时，高岗已经出了一头冷汗，连张几次嘴也没能说出话来。
工作在毛泽东、周恩来身边的雷英夫曾评论说：“毛泽东高瞻远瞩，洞察力、魄力、决断力都是超人的，谁也替代不了。周恩来高尚、纯洁、正直，他思想敏锐、机智勇敢，善于处理各种最复杂的矛盾又能任劳任怨，也是没有人能替代的。”
彭老总发火了
彭总从红军时起，就是以打硬仗、打恶仗著称。在他的戎马一生中，抗美援朝可以说是他打的最硬的一次战争。
由于武器装备相差悬殊，彭德怀许多优秀的指挥艺术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这对于他来说，无疑是最大的痛苦。
1951年春节前，彭德怀指挥部队在朝鲜长津湖一带包围敌人一个旋，他仍是打歼灭战的思想，准备以这次胜利向春节献礼。
调动敌人，而后加以包围，并且使任何援军都只能哀叹“远水解不了近渴，”这无疑是世界战争史中第一流的指挥艺术，用“瓮中捉鳖，手到擒来”形容是再适合不过了。
然而，敌人虽然成了瓮中之鳖，我们志愿军却连伸手去的力量也没有了。部队都是从南方紧急调到北方，开人冰天雪地的朝鲜，有的战士连棉衣棉裤都没有，上山之后手脚全冻烂了。敌机疯狂轰炸，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得意地宣称：“我们独占了朝鲜的白天和太阳。”运输跟不上，部队吃不上饭。偶尔以血的代价送上一点土豆和窝头，冻得像石头蛋子，刀都砍不动。冻、饿、病造成部队大量减员，又怎么能冲锋陷阵？结果围住敌人却冲不上去，眼睁睁看着美国人用飞机将那些吓破了胆的一旅官兵都运走了。
周恩来为朝鲜战场上发生的情况焦急，在西花厅、居仁堂、勤政殿，一天召集好几个会，并且亲自去东北参加东北局会议，督促并设法解决后勤保障、伤病员治疗等一系问题。他发现棉衣易刮破扯烂，亲自想出了“国际服”的样式，将棉衣轧成一条一块的，刮破一块不会连带一大片。
然而，我们毕竟是刚刚建国，百废待兴，困难是巨大的。没有什么工业，连个迫击炮弹都生产不出来。许多地方都在剿匪，武器来源很困难。向苏联买，有的给，有的不全给，给了又存在一个运不上去的问题
1951年2月，春节刚过，彭德怀一身征尘从朝鲜回来了。带回一大堆问题，脸色很不好看。
周恩来在居仁堂主持军事会议，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负责人都参加了。
宣布开会后，周恩来对彭德怀说：“彭老总啊，你先讲讲前方的情况吧？谈谈对后方工作有何要求批评？”
彭德怀板着面，也不看周恩来，阴郁的目光从总参和总政主要负责人身上扫过，又依次扫过其他与会者，会场里顿时静悄悄地。彭老总留给战士们的印象是“亲切”、“随便”留给领导干部，特别是留给高级领导干部的印象是“严厉”、“脾气大”
果然，彭德怀的讲话很激烈，讲到前方战士的处境时动了大感情，胸脯激烈地起伏着，瞪着总参和总政的负责人声色俱厉：“前方部队衣服破了没得换，负了伤没医药，给养给养没有，冲锋陷阵总要有弹药吧？连弹药也供应不上去。前方那么大的困难，你们干什么吃的？好像前方的人都是猪！”这一声吼得很大，眼圈都红了“好像你们都是爱国的！”
周恩来面色严肃，彭德怀虽然不是瞪着他说这番话，但他明白，其实是说给他听。他是总理，后方的工作都是他主持。
会场里静悄悄的，只有彭德怀的声音在屋子里震荡，周恩来身边的军事参谋偷偷观察一下周恩来的脸色，又悄悄瞄一眼彭德怀的脸色，周恩来神色始终是严肃认真，鼓德怀始终是有啥说啥，无顾忌，不隐瞒。
彭德怀讲完话，周恩来轻轻咳一声，音调严肃、平静、诚恳：“志愿军在彭老总领导下，在朝鲜战场碰到许多巨大困难，仍然取得了很大胜利，这是值得我们后方每个同志学习的。我们后方的同志工作做得不够好，需要继续努力克服改进，有些具体困难前方的同志不大了解，这是我们通气不够，说明不够。”周恩来从国家全局上面临的困难讲到总参总政总后勤部所遇到的困难，做的努力，特别是讲到国家财政收入百分之六十以上都用到了抗美援朝上时，彭德怀有些动容了。周恩来除了客观讲一些实际情况，从始至终没有抱怨一句彭德怀，接着便将彭德怀提出的困难和问题，一项项一条条落实到专人头上，并作出了具体决定或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全部处理完了，他才恳切地望着彭德怀：“老总啊，你看这样解决落实可以吗？”
彭德怀的火气早消了，点点头：“我代表前方的战士们感谢大家。”
散会后，雷英夫一回到办公室，便赶紧关照李传、郭英会等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最近大家要注意一下，彭老总在前方遇到一些麻烦，刚发了火，我们不要再惹总理生气，要多注意。”
可是，周恩来回到办公室，毫无生过气或余怒未消的样子，一切都和往常无异。
“你的情报不准吧？”有人悄悄问雷英夫。雷英夫说“我参加会亲眼见了还会有错？”接着感叹说“总理大度，宰相肚里能撑船。”
毛主席论武王伐纣
毛泽东提倡实事求是，表现在他自己身上有这样一个特点：你知道的事情，了解确切后告诉了他，他会很高兴。你不知道就老实说不知道，他就会尽自己所知讲给你听，讲完了他也很高兴。他最讨厌不知以为知，滔滔不绝又似是而非，如果在他面前有两次这种表演那就该卷铺盖走人了。
抗美援朝战争中，蒋介石曾向麦克阿瑟建议，派一支国民党部队入朝参战。麦克阿瑟也狂妄地以为，给他五十万国民党军队归他指挥，他就可以在中国大陆同中国共产党重新一决雌雄。这无疑是不懂政治的人才会说出来的胡话，麦克阿瑟被总统杜鲁门撤职也就不足为怪了。
蒋介石却不会罢手，他通过一些人的“透露”、“宣传”和举动，表明要对大陆大规模地进行空降特务。毛泽东根据密报，判断蒋介石会利用朝鲜战争搞空降，下令建立“反空降特务据点”
敌人空降特务，不会降在城市村镇，所以“反空降特务据点”都是建立在高山、丛林和荒漠之中。这种地方运输给养困难，使我们在背了抗美援朝等沉重负担的同时，又背了新的包袱。
总参作战室广泛收集情报之后，经过认真分析，判定这是国民党搞的心理战，雷英夫在长期接触中深感毛泽东是能够听取不同意见的，只要你能说出道理他就能听进去。于是，他写了一份意见，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阅后认为“有道理”批示：同意。连同雷英夫的意见一同交给彭德怀酌办。
彭德怀立刻下了决心，亲笔批给罗瑞卿。
瑞卿同志（特派安东同志与你面商）：
根据目前情况，反空降特务据点应大大缩减。雷英夫同志意见和主席批示送上，希研究，重新布置。
彭德怀
1953年6月9日
几次接触，毛泽东对雷英夫印象逐渐加深，比较器重。一些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常委会、军委会，雷英夫都是被特许参加的。
一次军委会、雷英夫刚跨进门，毛泽东便面带微笑说：“洛阳才子来了。”
毛泽东前后给雷英夫写过十几封信，可惜“文化大革命”中都被抄丢了。仅剩的一封影印件似乎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雷英夫的器重。
杨成武、雷英夫同志：
请找一位有政治军事头脑的同志，将此书研究一下，然后写一篇评论，不要长，有一万字左右就可以了。写好后给我一看。又，美国一些战略图书也可用此办法，可与情报部合作。
毛泽东
一月三十日
然而，这位“洛阳才子”与毛泽东谈起自己家乡时，却自称：“不学无术”交了白卷。
1959年西藏叛乱，达赖喇嘛外逃。平叛结束后，中央军委和中央书记处派黄克诚、张经武、张国华及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
对于西藏问题的大致方针确定后，到了吃饭时间。饭桌上，毛泽东很高兴，给四位同志敬酒。毛泽东当时有些感冒，他有了小病小灾从来不吃药。酒可以治感冒，他干了一杯。
趁着酒兴，毛泽东论三国、评红楼梦、讲西游记，上下几千年，纵横十万里，听得大家如醉如痴。
忽然，毛泽东望住雷英夫问：“英夫啊，你是洛阳人，我问你个问题。”
“主席，我在洛阳上过学，其实我是孟津人。”雷英夫担心可能回答不出有关洛阳的问题。
“噢，孟津人。”毛泽东随口接上“那我换一个问题问你。武王伐纣时，到孟津几次？每次干些什么事？”
雷英夫被问住了。他虽然看过封神演义，却没读过有关史书。与其讲点道听途说加臆测的话，不如听听老人家的讲述。毛泽东的知识渊博极了，没有他谈不了的话题，而且总是给人启迪。
“主席，我看过封神演义，听过民间传说和唱戏，都七零八碎，也没留心您提的问题。我只有交白卷了，请主席给我们讲讲吧。”
“洛阳才子回了孟津就交白卷啊？”毛泽东笑问，其余几人也笑望雷英夫。
“其实我文化程度很低”雷英夫也笑了。回答不出毛泽东的问题他并不觉得难为情。他常说：谁能跟主席比啊？
“武王去过两次。”毛泽东左手伸出两根指头，表示肯定地点点头“一次是公元前1029年，这是第一次去。八百诸侯齐聚孟津，商量伐纣，大家基本都同意。武王很能干，想了想，条件不够成熟。首先，商纣内部腐败了，但还没烂透，还不到马上垮台的时候。其次，他的兵力还比较强大。再次，过黄河的准备工作还没搞好。最后，争取人心还需要多做一做。直到要出兵了，伯夷叔齐不是仍然反对，出走了么。所以，武王下决心回去做准备。做哪些准备？有文有武，有精神有物质。要造舆论。统一思想，要搞统一战线，他也是讲究师出有名的。还要广收人才，积聚粮草，打造兵甲，练兵布阵，准备舟船，用两年时间做了充分准备。这样，到了公元前1027年，武王从潼关出兵到孟津，发宣言，搞突然袭击，打歼灭战，瓦解敌军士气，在朝歌南的牧野一仗打败了商纣。你们都是搞军事的，中国历史上这么大的事还是要研究的。”
当然，毛泽东的原话可以想见要比这里写的生动得多，这里是靠当事人回忆叙述整理出来，记忆也许有失误，而且换成了回忆者的语言，但基本意思还是准确的。
雷英夫听完了长叹一声：“唉，我这个孟津人实在是不够格。惭愧，我简直是个不学无术的人。”
“太过谦了，这不是老实话。”毛泽东望一眼大家“才子也不能事事都知道，所以都要学习，活到老学到老。”
饭后，雷英夫借毛泽东兴致勃勃之机，试探着请求：“主席谈到学习，我想提高一些文化。什么时候您写的不要的字，给我几张好吗？”
“别要不要的呀，写就写能要的。”毛泽东痛快答应道“那好吧，我给你写一个。”
第二在，毛泽东果然叫人给雷英夫送来一幅手写的很大的中堂，就是水调歌头游泳这首词，是毛泽东两年前在武汉游长江所作。
可惜，这幅中堂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抄走，再不曾找回来。
周恩来打赌
1957年，雷英夫随同聂荣臻元帅去苏联谈判有关原子弹和飞机等尖端武器的援助问题。
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实行封锁，我国50年代主要是同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进行经济技术交往。
抗美援朝时期，由于中国出兵援助朝鲜，斯大林很受感动。作为最高领导者，斯大林总是把苏联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对中国的援助也总是讲价钱的，志愿军入朝后，他的态度转为热烈，对中国共产党的话比较尊重了。周恩来去莫斯科谈判有关苏联援建中国一百五十六个项目的计划时，斯大林曾对周恩来讲：“过去在一些问题上我们有不同看法，现在看来是你们对。”
斯大林这句话可以说出自内心。对朝鲜战局的看法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他把苏联驻朝鲜大使撤了职，因为这个大使像个“太上皇”实际上处处判断失误。以当时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论，能向周恩来作自我批评确实是难得的。
朝鲜战争中，苏联对中国做了大量援助，这是不可否认的。陆军给了我们几十个师的装备，空军给了我们几千架飞机。这些援助有些是贸易，以物换物，有些是采用借贷方式。但也有无偿援助的。斯大林就曾主动提出并很快送给中国二十几个陆军师的装备。一分钱不要。对于中国提出的要求，他也是尽力给予满足。
从这一点讲，中国也始终不能同意全盘否定斯大林。
可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中国共产党不同意这种作法。
1957年，世界共产党将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赫鲁晓夫需要获得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本人的支持。他已经多次邀请毛泽东出席会议。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尖端武器的谈判进展还是比较顺利。协议草案完成后，聂荣臻元帅派雷英夫赶回北京报告周恩来，请中央决定能否签字。
路上，雷英夫反复熟悉协议内容，记住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数字，他和总理很熟，正因为很熟，雷英夫每次汇报工作都要反复做好准备。
周恩来对工作要求非常严格，批评人也是非常严厉。国务院各部部长都有一“怕”怕向周恩来汇报工作。
周恩来听取汇报有两条要求：
第一，不许讲“大概”、“可能”和“差不多”你如果用了其中一个词，他便立刻追问一句：“到底怎么样？”你如果还脱不掉“大概”、“可能”、“差不多”他就命令你回去，什么时候能讲确实了，什么时候再回来汇报。
第二，周恩来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正式宣布：“部长不许带‘后排议员’。”听取部长汇报就是部长汇报。问你事情细节或是数字，你必须自己答出来，不许让司局长代为回答。曾有一位部长向周恩来诉苦：“总理，我们工作太忙，记不住那些细节和数字。”周恩来严肃地反问他：“你忙还是我忙，你再忙能忙过我？你只负责一方面的工作，我看不是忙，是懒。说难听些就是官僚主义。”
周恩来记忆力惊人。你汇报中说了一个数字，继续汇报中，说不定什么时候需要，又重复那个数字时重复错了，他就会立刻加以纠正，常常令汇报者吃惊。
而且，周恩来的心还特别细。天下大事自不必说，那些一般人不会留意的事也都装在他心里。他心里到底装了多少事？谁也说不清。
比如，家里的伙食支出他也管。炊事员定期要向他汇报开支情况。
一次，炊事员汇报“流水帐”那是叫任何人听了都会感觉枯燥不耐烦的，周恩来却听得津津有味。当炊事员汇报到“成盐一斤，一角六分”周恩来忽然一挥手：“停停，成盐花了多少钱？”
炊事员重新看一遍“流水帐”说：“一角六分啊。”
“不对吧？应该是一角五分吧？”
炊事员哪里把一分钱放在心里，说：“没错，有发票呢。”
“什么时候涨了一分钱，我怎么不知道？”炊事员这才发现问题“重大”他成天跟油盐酱醋打交道，但像这样“一分钱”的事，成盐涨没涨价他可根本没留意也没放心上。忙翻查发票，幸亏没说错：“总理，这是发票，是一角六分。”
就为这一分钱，周恩来召集来有关部门负责人查问了涨价原因。到这时，炊事员和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才明白总理为什么对开支情况这么关心，听起来津津有味。
有这些例子，雷英夫的汇报准备工作就不能不过细再过细了。
准备充分，汇报很顺利。周恩来说：“很好。我们开一次元帅会，再开一次国务院会议，还是由你来汇报，叫大家讨论，拿出意见”
这两个会议分别由彭德怀和李富春主持召开，经过讨论，都同意签字。
于是，周恩来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很快批了“同意”
“你可以回去了，可以签字了。”周恩来指示雷英夫“明天早晨就可以上飞机。”
“总理还有其它指示吗？”雷英夫追问一句。
“没事了，晚上休息休息，明天一早走。”
雷英夫回到家里。晚上，爱人下班回来，手里拿了两张票：“你晚上还有事吗？”
“没事了，全办完了。”
“常香玉来了，妇联给我发了两张票。怎么样，有兴趣吗？”
“豫剧我当然是要看的了。”雷英夫是河南人，对豫剧是非常有兴趣的。
晚饭后，夫妻俩一道去了剧院。
散戏回到家里已是十一点，刚进门，公务员就迎上来报告：“雷副部长，国务院办公室已经来过四次电话了，总理在找你。”
“哎呀，糟糕了！”霍英夫刷地淌下汗来，当了公务员的面便叫出声。他是带任务回来，而且是事关协议和国防建设的重大任务，怎么能看戏去呢？他转身就要往外跑，却听到电话铃又响了，忙赶进去先接电话。
“喂，雷英夫回来了吗？”是周恩来秘书的声音。
“回来了，我就是雷英夫。”他边回答边擦流到脸上脖子上的汗。
“快来，你赶紧来。总理已经等你两个多小时了。”
雷英夫放下电话一溜小跑。在总理身边工作多年，他没有像今天这样慌过。“周恩来的一天”他是深知的，工作安排以分秒来计算。等两个多小时？这可不是小事
一进西花厅，雷英夫竭力想调匀呼吸，却又办不到。见到周恩来时，不但喘息，汗也流得更厉害：“总理，我、我犯错误了”
“你先不要说，不要说。”周恩来似乎刚与秘书谈过什么，望一眼雷英夫，那目光有些蹊跷，说怒不是怒，说严肃不是严肃，但认真板着面孔，盯着雷英夫不放“我问什么你答什么。”
“是，总理。”
“你干什么去了？”
“看戏。”
“看什么戏？”周恩来把头稍向前倾。
“大祭桩。”
“谁演的？”周恩来双手抱臂面有得色。
“常香玉。”
“哈哈哈！”周恩来把头朝后微仰，放声大笑，边笑边朝秘书说：“你看我猜对了吧？这个赌可是我打赢了。”
事后，雷英夫才知道其中的原因。
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有关中苏签订尖端武器协议的报告，毛泽东已表示同意。到了晚上八点多，这个“原则同意”的报告转回到周恩来手里。周恩来想叫雷英夫看看这个报告，以便吃透精神。他吩咐值班秘书叫雷英夫。
值班秘书到处打电话，找不到雷英夫，只好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皱起眉头问：“你都找了哪些地方？”
“问了家里，问了总机、值班室，也给办公室打了”
周恩来脑子反应非常快，马上说：“噢，是了，他一定看戏去了。”
“怎么可能呢？早不看晚不看”
“因为常香玉早没来，晚没来，恰恰是今天到京来演大祭桩。你没看报纸吗？”
“就算这样也未必就是看去了。”
“是呀。可是中国妇联今天不是发票了吗？小超（邓颖超）也得了两张票嘛。雷英夫的爱人在中国妇联工作，肯定也有票。他可是‘洛阳才子’哟。”
“我不信，我打电话问问。”
“你不要打了，戏散了再说。你不信我们可以打一个赌，谁输了谁请客。”
就这样，邓颖超看戏回来，周恩来叫值班秘书说：“现在你打电话吧，雷英夫准在家。”
结果，一切都如周恩来所料。他对部属的情况太熟悉了。无论经历、家庭还是禀性、嗜好，都了如指掌。他又心细，对周围事情样样不放过，善于把方方面面的事情联系起来加以分析思考。所以，他打赌自然要赢了。
来到莫斯科，雷英夫一见聂荣臻就说：“老总，我犯了一个大错误。”
聂荣臻忙问：“什么错误？”
“看了常香玉的戏，叫总理等了我两个多钟头”雷英夫把经过讲述一遍。
话音未落，聂荣臻也是一阵哈哈大笑：“还好，还好，总理赢了一顿饭，你也可以将功补过了。”
笑罢，聂荣臻忽又仰天感慨一声：“总理就是总理，精明细致过人！”
周恩来批“诸侯”
查档案你会发现，凡是周恩来批阅过的文件，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错了，他也认真改正过来。单是国务院几十个部委，他一天就要看多少文件，件件都是这么认真。一次，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到会百十号人，来自几十个部委。
一位部长汇报工作。照着材料念。显然，材料不是他写的，念得有些吃力。念不成句子的情况时有发生。
当他念到一个数字时，周恩来眉头一皱，插话说：“不对，看清再念。”
那位部长眯着眼，又念一遍。
“不对。”周恩来不高兴了“立刻说出准确数字来。”
“对对，是这个数。”部长不好意思地解释“这里印得不清”他突然说不下去了，因为他的目光与周恩来的目光碰了一下，头上便有些出汗，这样的场面出现这种情况是令人尴尬的。准备在他之后汇报工作的某部一位主管副部长似乎没经历过这种“大场面”提前出汗了。也顾不得听别人汇报，私下里熟悉汇报材料。
由于紧张，这位副部长汇报时也有点气不够用，不过念还都念对了。可是，一旦周恩来提问，他就不得不回头再翻材料，有时翻不到，还得周恩来提醒。
当然，这些文件材料事先曾报国务院，周恩来都批阅过。问题在于周恩来批阅几十个部委的文件，内容都记住了，什么主要细节和数字都记住了，那些主管工作的部长、副部长却没记住，甚至看着文件都要说锗。
“这些文件送国务院的时候都是盖过章的，是经你们审定了的，为什么还要说错？”周恩来严厉责问。
那位部长赧颜解释道：“这项工作是某副部长主持，是办公室主任签的字”
“那么，这里的问题到底是制度不健全还是责任心不强，官僚主义？”
部长无言以对。
“有制度的问题。”周恩来放缓声音说：“有些文件质量很差，可也盖了章送到我这里，我批了退回去重写。现在我宣布一项明确规定：凡是向党中央国务院送文件，不能只以盖章为准，要有各部负责人，有各委办直属局负责人签字才能送。这样，以后我在文件上发现问题，部长签字我找你部长。副部长签字我找你副部长。你签的字，问你情况答不上来，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就是官僚主义，责任心不强，就要作检查”
事后，叶季壮、南汉宸等几位老部长相互感叹：“唉呀，总理不得了，记性那么好！记天下大事不说，一个个部委，部长、主任都不知道不记得，他就都能记住！”
雷英夫曾对周恩来说：“总理，有些副部长说一向你汇报工作心里就发怵。”
周恩来笑着摇头：“他们才不怕我哩，他们怕的是自己的官僚主义又一下子克服不了。”稍停，又说“他们都是各路诸侯，官僚主义不克服就不得了。”
1965年，周恩来途经开罗，去阿尔及尔参加亚非会议。飞机到达开罗前，突然接到电报通知：阿尔及利亚发生军事政变，布迈了推翻本贝拉总统，夺取政权，建立临时政府。
情况不明，这次政变的背景是什么？有无超级大国插手？是革命还是不革命的？一时都不清楚。
飞机在开罗机场降落加油时，周恩来通过总书记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情况。建议临时改变计划，原来没有访向开罗的计划，现在是否可以改为访问开罗，以便观察亚非会议能否在阿尔及尔准时召开。
周恩来组织纪律性很强，大事从不擅自做主。每天睡觉前，再疲倦也要把自己一天的工作内容及大事亲笔写成报告，由卫士小张或是小高交机要秘书送毛泽东。如果周恩来外出，或是毛泽东外出，也不例外。利用通信飞机每天传送文件之机，同时将自己的一天工作报告送毛泽东。对绝密的内容，就由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身边人直接送。比如“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报告有关牵涉“四人帮”的材料，都是由贴身卫士直接送，毛泽东那边也是由贴身卫士直接取。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告状的材料，就是毛泽东派身边人乘专机送到北京，周恩来派贴身卫士小张和小高准时到达机场，接下毛泽东送到的材料和信，然后护送到周恩来手中。
这次周恩来在开罗经过请示，获得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同意，改变计划，留在开罗访问，观察形势变化。
陈毅外长打前站，已经在周恩来之前到达阿尔及尔。遇到阿尔及利亚发生政变，许多亚非国家都很焦急，因为他们都是带了许多问题和困难要在会议上加以讨论解决的。准备了这么久，开不成会当然着急。有不少国家就来找陈外长，打听中国的态度。
许多亚非国家都是对中国有特殊的感情和信任。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与陈毅元帅也有特殊的友谊，都说陈毅元帅平易近人，有思想有见解；正直、热情又富有斗争性。比如西哈努克亲王，与陈毅元帅就有深厚友谊。1962年日内瓦会议中快达成协议时，陈毅元帅建议：“签字仪式一定要西哈努克来主持。”他特意关照韩叙：“西哈努克亲王什么时候从法国出发，什么时候到达日内瓦，一定要搞准。我01必须准时到别墅那里去迎接他。”结果，陈毅提前十五分钟到达别墅等候，西哈努克与莫尼克公主由法国到达日内瓦后，第一个迎接、拜会他的是陈毅，第一个向他通报会议情况的也是陈毅，西哈努克非常感动。到会场时，他特意挽住陈毅的胳膊一同走进会场。陈毅交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朋友，看到他们焦急。自己不免也就“沸腾”了，戎马一生，枪林弹雨闯过来的，他的情绪是容易“沸腾”的，而且“沸腾”就免不了“放炮”
“这次亚非会议必须开，”陈毅声调激昂，不容置疑“而且一定要开好！”他把话讲死了，一炮打出没留余地。由于形势不明，政治动乱，意见不一，会议无法举行，各国代表纷纷离开，周恩来也从开罗回国去了。
本来许多亚非国家很尊重很信任中国，陈毅一炮放空，造成一些不好影响。
陈毅自知有错，一回北京就赶去见周恩来“请罪”
“总理，我一炮没放好”“你无组织无纪律！”周恩来声色俱厉，声音格外大“你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不请示不报告，你就敢在那里擅自放炮表态，谁给你的权力？”
“我错了。”陈毅立正，痛快干脆地承认。
“你要作检查，必须作检查！”
“是，总理。我检查。”
陈毅元帅走了。雷英夫曾悄悄问周恩来：“总理，你是不是批老总批得太重了？”
周恩来对周围工作人员严肃地说：“他们都是各路诸侯，在这里我不严厉批评他，回到诸侯国谁敢批评他？”工作人员都深受感动。周恩来与陈毅的友情是尽人皆知的，但在原则问题上绝不放松迁就。原则就是原则。
周恩来无论批评谁，绝不会有人因此而产生隔阂和怨恨，因为他的批评都是出自爱护，对事不对人，对工作按原则要求，对人总是怀了一颗热情友好的心。他越批评你，你越感谢他。“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要揪走陈毅时，周恩来挺身而出，喊出“除非从我身上踏过”这就是他对待战友和同志的态度。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保护
如果说，雷英夫的成长和工作上取得的每一个成绩都得到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心与帮助。那么，后来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便将他亲自发现的“洛阳才子”推下了深渊。尽管毛泽东与周恩来亲自出面保护，在那样的形势下仍然作用有限，雷英夫几乎被彻底毁灭。
早在延安“抢救”运动中，周恩来就曾亲自出面保护雷英夫，前面已经讲过。到了庐山会议之后，雷英夫又一次遇到麻烦。
彭德怀和黄克诚受到错误处理，总参作战部成了某些人瞄准的目标，部长王尚荣和副部长雷英夫受到恶意攻击。
有人向中央和中央军委告状：
“王尚荣是彭德怀的干儿子，雷英夫是彭德怀的大红人，彭对他们信听计从。”
“作战部在彭直接领导下，王、雷值得中央密切注视”
那段时间雷英夫很苦闷，他本来可以找周恩来诉说委屈，他随时可以见到周恩来。抗美援朝时他到总参作战部任副部长，曾给周恩来写信，想专心搞作战。周恩来指示：“同意。但你必须住我这里（西花厅），随叫随到，不能摘帽子。”所以，雷英夫到总参作战部后，始终兼任了周恩来的军事顾问。他随时可以向周恩来诉说委屈，但他没有这样做。他认为这样做不太符合组织原则。怎么能因个人的事情越过组织直接找总理呢？
不过，他心里还是希望总理能表示个态度。毕竟总理是了解他的。
一天，周恩来在西花厅召集李富春、陈毅、贺龙等将领开会，叫王尚荣和雷英夫一道参加。
会前，周恩来用他那温和的带些淮安味道的口音说：“王尚荣、雷英夫和作战部，与中央是一条心的。他们和彭德怀、黄克诚同志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毛主席清楚此事，外面有些议论是不妥当的。”
陈毅快人快语，立刻接下一句：“总理呀，雷英夫的情况你是最清楚的了。”
贺龙跟着点头：“他怎么会反党呢？毛主席也是清楚的嘛。”
李富春吸着香烟说：“是呀，谁都知道雷英夫一直在总理身边工作，他的情况总理最有发言权。”
会前的这些谈话，使王尚荣和雷英夫很快获得解脱，放下包袱，集中精力重新投入工作。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林彪、江青、康生一伙，为了篡党夺权，首先抓“枪杆子”和“笔杆子”军内斗争很激烈。
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在康生授意和指使下，写下第一张大字报，使北京大学成了当时运动的一个热点。到七月底八月初，北大校园闹得厉害，两种观点两派意见激烈交锋，有几十名学生联合写大字报反聂元梓。江青和康生去北大坐镇支持聂元梓，这些反聂元梓的学生选出两名代表与江青展开激烈辩论，这两名学生，一名是贺龙的女儿，一名就是雷英夫的女儿。
那场辩论持续了三个多小时。
实事求是讲，这两名女学生在当时只是被几十名高干子女推荐出来，没有什么群众基础，所以很快便垮了，被抓了起来。
江青被这几十名高干子女围住质问、辩论三个多小时，憋了一肚子气，回来就要求见毛泽东。
8月7日，毛泽东接见江青和康生。江青一进门就夸大其词说：“主席啊，我在北大整整被围困三个多小时，那真是一场恶战，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相当猖狂的呀”
毛泽东不动声色，坐在那里吸烟。他知道江青的毛病。
“挑头的两个人，一个是贺龙的女儿，一个是雷英夫的女儿。”“都是娃娃儿。”毛泽东淡淡一句。
“问题就在这里。出头的是娃娃，他们这么闹，说明背后有人，就是贺龙和雷英夫这些人支持！”
毛泽东把手一摆：“你不要讲了。雷英夫从小在我身边长大的，他是我们的人，你不要把阵营都搞乱了。贺龙的情况中央也是知道的啊，快把娃娃们放出来。”
这样，毛泽东保护了贺龙和雷英夫，保护了他们的子女。江青碰了壁，灵机一动，把毛泽东的讲话传达给了贺龙、雷英夫等人，目的无非是“拉过来”当然，目的并未达到。
康生要比江青有头脑。江青向毛泽东告状时，他不多言语。在延安他就知道了雷英夫的背景，他明白，靠几个娃娃的表现来定雷英夫这种人的案是根本不可能的，叫嚷多了徒惹毛泽东恼火。
康生不露声色，从毛泽东那里回来，心里已想好主意。毛泽东发现的人才多了，打倒的并不多，关键是“变了”蜕化成“资产阶级分子”、“党内走资派”
他是整人的老手，立刻组织力量收集材料，罗织“罪名”不出一个月，抛出一份“战略特务”的“罪证材料”那是足以定死罪的“证据”
江青和康生一道把这份厚厚的“罪证”材料送到周恩来手中，他们要将周恩来的军。雷英夫就在你身边工作，现在“铁证”如山，看你怎么表态？
当时的混乱局面，有些问题一时不清，周恩来在问题搞清之前确实不好表态，便将材料转送毛泽东。毛泽东看过这些材料，在当时形势下也不好一口否定，便抓笔批下八个字：“不可不信，不可全信。”这是有保留的态度，使江青和康生一下子整死雷英夫的打算落了空。
但是他们也得到了进一步迫害雷英夫的机会，将雷英夫关起来审查，并抄了他的家。
抄家中，他们抄到一张雷英夫1946年在军调部工作时的照片。那时，在军调部工作的我军代表穿的衣服与国民党一样，还带军衔。江青一见照片，如获至宝，立刻驱车去钓鱼台，向在那里开会的周恩来发难。
一进会议室门，江青便大声宣布：“雷英夫反林彪、反康生，他就是要篡夺毛主席对军队的指挥权！”参加会议的人都被这没头没脑的一番宣布闹得莫名其妙。正发愣间，江青把照片一举：“我有证据！你们看，这就是铁证。红卫兵小将立了大功。抄出来了，挖出一颗定时炸弹，一个国民党的战略特务！”
突如其来的变化，参加会议的人不明情况，见江青手拿“证据”都不免有些吃惊，谁也没做声。
江青得意地一笑，边往里走边望着周恩来说：“总理呀，雷英夫早就是国民党的小军官，他在你身边这么久，你知道吧？”
“我看看。”周恩来很冷静。
“你看，你看这张照片。”
周恩来接过照片，只看一眼便提高声音说：“不对。这是军调部的照片。你看，他还戴着军调部的臂章嘛，这不是国民党的官，是毛主席的官。”
江青怔住了，望着照片不做声。
恰好叶剑英这个时候走进会议室。周恩来立刻招呼：“叶帅，你看这照片是不是在军调部照的呢？”
叶剑英接过照片眯细了眼看，点头说：“是的，是在军调部。”他瞟一眼江青，又说“这还是我给照的呢。”
会议室里哗然，江青很有些下不来台，勉强说：“我们还有许多证据，他的问题多了，迟早会向你们公布。”
为了搞些过硬的“证据”他们整整关了雷英夫八年，用了许多酷刑，把雷英夫的脊柱都打得流出了脊液，伤处最后变成一个瘤子。医生向专案组报告：最多能活三个月。
专案组决定给雷英夫开刀，雷英夫不同意。他心里明白，自己现在的情况，以“待罪”之身去开刀，是没有任何保证的，一开刀必死无疑。
专案组把雷英夫的爱人刘革非召来，叫她签字同意开刀。刘革非也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坚决不签，厉声驳斥道：“雷英夫被关了八年，你们不叫见，现在要死了，你们想叫我负这个历史责任？办不到！”
回到家，刘革非情绪难平。现在已经是1973年，林彪早已折戟沉沙“四人帮”的真实面目也越来越被人民识破。她觉得该讲讲心里话了，便悄悄给叶剑英写了一封信，诉说了雷英夫的冤屈和现在的危境，直接送给叶剑英。
叶剑英看过信，当即提笔写下四个字：“解除监护”然后，把批过的信送去给周恩来。
周恩来当时已确诊患了膀胱癌。看到刘革非的来信，眼睛立刻湿润了。由于病魔的折磨，他写字手已经有些抖，却仍然抓笔，写下了十几条意见。从政治问题到医疗和家属陪护，全想到了。他写道：“你们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雷英夫同志。政治上解除监护，由刘革非同志陪住。凡属刘革非能听的报告和文件，都要给雷英夫同志看，让他听。要组织专家和医生为雷英夫会诊，手术问题要等中央批准”
周恩来的批示下来了，医生们看到后都落了泪。雷英夫当时不知道总理已身患癌症，他也掉了泪，只是感动和感激的泪。
经过长期精心医治“最多能活三个月”的雷英夫奇迹般地远离了死亡，一直活到今天。而保护了他，给他第二次生命的周恩来，却过早地离开了他所深爱的人民。
每念及此，雷英夫便会泪如泉涌，不能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