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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过去了，陌生的城市变成故乡。”
——程增寿：那些年，我所眷恋的事物和人
一。地域论
地域和事物的发展是紧密联系的。地中海边的古希腊形成了征战和强悍的特征，内陆流域的中国则形成了农耕劳作文明。在文艺语言方面这种决定性更加突出。而韩山诗歌所在的地域是潮州。一座古老而静谧的城市。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平定南越，设象郡、桂、南海三郡时，潮州便属于南海郡，开始载入版图。当时土著越人居住在此。他们像个原始部落般在生老病死的轮回中形成了自己的土著文化。直到秦汉之后，汉文化才对本地区有所影响，而这种影响通过南越间接传入：中华主流文化与土著文化的交流是缓慢的。到晋唐时期，两者才融合在一起。而宋元时期闽人又规模空前地移民潮州，数量庞大。新的文化、方言、民间宗教和日常生活习惯等开始漫化到这片土地上，它以极大力量侵化和覆盖着原有的文化。这种外来方化奇异的主宰着，直到今天潮州文化依然与福建文化相近。明清时期潮人则利用地理优势开始海上经商，他们闯南走北，带来了东南亚文化，包括饮食、语言和建筑等方面。
可以说潮州的历史是悠久而独特的。但同时必须承认，它是边缘的。这种边缘性无法形成它的话语权。惟独独特性能引起考古家的兴趣。而在现代文明社会中，这种独特性也消失了——并非是指静止的独特性——历史已在风烟中被遗忘，现代文明社会的建设又稍为逊色：酒店、超市、娱乐场和书店等的规模都赶不上现代化，安静和旧形式倒充当了主题。因此，摩登潮州是个遥远的概念。
而文学创作方面，本地人的成绩是微薄的。人们习惯在传统模式和陈词滥语里徘徊——现代性的缺失，使潮州文学始终萎靡不振。至于诗歌方面，更是难举一家，也少有欣喜之作。
地域往往影响事物的发展，尤其是一所大学。正如北京靠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话语和行动——影响着北京大学，广州之于中山大学也一样。但韩山诗歌的发展是与潮州没有正面关系的，它的发展决定于大学自身的内涵。作为一所大学，韩山师院有这三个优势：丰富的资源、集中的人群和创作的自由。而将韩山诗歌推着向前且不断呈现出生命力来的则主要是这三个因素：
第一、生源的广泛性。韩山师院的生源最初局限于潮汕地区，但很快遍及全省，现在又突破省内，向着更大范围发展。生源的广泛性带来了多元的文化，各地的思维习惯、文化习俗被集中在一起，形成了新的文化。它有别于潮州，并呈现出生命力和创造性。正是这些来来去去的人营造出韩山诗歌自己的空间。
第二、韩山诗社的存在。韩山诗社对韩山诗歌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两者可以说如同鱼水。韩山诗社1993年成立，原是一片古诗词园地，但最终成为现代诗基地。它在发展过程中主要出版过几种印刷品：韩山诗报、诗心和后来，同时定期举办校园诗歌创作比赛；另外还以海报形式粘贴诗歌作品，以诗会形式交流创作经验。韩山诗社虽然在发展过程中跌跌撞撞，但它始终是个路标。它最大的作用是让刚踏进大学校园的有诗心者找到方向，并带给他（她）责任感。
它的意义是深远的。
第三、网络的传播。网络是属于大众的，而在学生群体中尤其受到欢迎。对于偏僻的潮州，它的重要性更是不同一般。它对韩师诗歌爱好者至少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扩大其视野。各种诗歌论坛、资料库、形形色色的人物带给他们惊讶和欣喜，并激发着他们的创作。二是加强交流的机会。网络无时空和身份限制，使他们能够出入自由畅所欲言。它彻底的打破了地域的限制，身在潮州的诗歌爱好者不再是“刘姥姥”式的，而是个主人，他们得以形成一种观念：韩山师院不是在潮州，而是在中国。
大学自身的条件造就了韩山诗歌，这是一种最基本的力量。但必须承认，潮州对韩山诗歌还是有不可磨灭的影响的。然而这种影响和北京、广州对它的大学的影响不一样。这两者的影响是主动的，靠其力量和话语，主要是城市的外延在影响着，它像是一个有攻击性的人。而潮州像是棵植物，没有主动性，更无法达到交流。它是靠自身的内涵在影响着，即它最本质的部分：对抗时间留下的意志、对白和孤独，就是历史本身。那是被人遗忘的东西：东湖的旧建筑和旷野、一家祖传的老店、妇女的行走方式、一双看不到的眼睛、一个下午的空寂。它们像小城的落日，周而复始的挂着——重复让人麻木和泰然，这需要卡夫卡式的眼光。它也不同于工业时代，工业时代在于新鲜、膨胀和激情：旧的建筑在一天内被摧毁，成规模的骗子时隐时现，选美大赛一届陶汰一届。瞬间和偶然会引向一个宽广的世界——韩山诗群便是在寻找和破译这些隐喻，而这过程往往是冥想。
这种地域特色最终成为韩山诗歌的底色。
二。诗潮论
韩山诗歌在发展过程中是受多种文学思潮影响的，包括传统的、现代的；本土的、外国的；主流的、先锋的，它们在各个时期被诗歌爱好者提倡和实践，从而汇成韩山诗歌的生生不息。具体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思潮：
(一)古代诗潮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风骚词曲，灿烂无比。因此习诗者常会向古代诗词学习。韩山诗歌前期便严重受古代诗潮的影响，这只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诗社成立之初和之前的创作基本是古体诗；二是地域原因。三州学子受传统文化影响较大，在闭塞的环境中缺乏对现代性的了解。而借鉴古诗是好的，但得其精髓却难。这是因为古诗与现代诗确有不同：感悟方式和抒情方式。因此，韩山诗歌前期是失败的。在诗歌创作中多出现古代诗歌意象。比如“酒”、“月夜”等，或半句古诗，确实不伦不类，更为关键是其抒情显得肤浅而单薄，无法洞穿自我、社会、人类命运，小情小调且一点不可爱。录一个片断如下：
“亲爱的
你也这么想吗
思念不是诗
是断肠酒”
(阿寒：三月的相思)
但是学古诗者，如果能与朦胧诗接轨，搭上这班快车，倒也能修成正身，在前期的诗报中，有些诗歌是写得纯而美的，它们便要归功于朦胧诗，而这类人包括韩山诗歌前期的严惠容，后期的陈剑州、许统旭等。
(二)海子（现代）诗潮的影响
现代诗潮是个庞杂的概念。而在韩山诗歌中现代诗潮尤为明显的是海子诗潮的影响。海子以其自身的魅力——一是其诗歌艺术的高超，二是其写作方式的感人，三是其终结方式的可敬——吸引着诗歌爱好者。在韩师中很多人跟他沾上边，首推的是周运华、傻正——陈剑州写过春天，想起海子一诗，但从他大部分诗作来看，海子的痕迹少得等于零——周运华的思维模式是得益于海子的，他的优秀作品想念向日葵——致梵高、太阳之子、在阳光下触摸资本论等作品都可以看到海子在闪光。傻正则离海子更近，看得出海子的色调，他写出了用手掌抹起一片干净的土地等作品。
海子是有其丰厚的内涵的，但习诗者常无法领会他的思想而只是在“麦田”“梵高”中作茧自缚，实在是可悲。
(三)外国现代诗潮的影响
二十世纪的现代诗歌是辉煌的。相对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社会物质文明高度发达，意识形态极其混杂，而一战、二战又把文明和崇高一再地摧毁。这是个荒原又孕育生机的年代：上帝死了，人死了；现代主义出现，后现代主义出现：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结构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女性主义，像一场四月的春雨滴滴的下着。而诗人则像藏在舞台幕布的后面，一拉便全部出来了：保尔？瓦雷里、勒韦迪、博纳富瓦、阿隆索、安德拉德、阿伦茨、博尔赫斯
但韩师的现代思潮是迟到的。在“掉书袋”之风后，首位学生社长李让畅的诗歌创作却走汪国真的路子，这是让人极其尴尬的。直到95级的谢玄出现，才把现代性引进来了，并自身实践和提倡，他留下的两首诗歌在形式上都有创新，同时打破了韩山诗歌萎靡不前的局面。96级的郑景森更是现代主义的实践者和成就者，他的诗作致卡夫卡值得一读。01级的郑泽森则从博尔赫斯、米沃什、西川等诗人处得到营养，写出2003年、从电话中理解一位女子的生活等作品。
从谢玄开始，现代性的探索就一直贯穿在韩山诗歌中了，后期02级郑子龙的创作更是大胆走向口语化创作，把现代性推向了另一个高潮。
(四)传统文化的影响
在潮汕地区，能写出大作者一定是对传统文化洞之若明者。传统文化是个静止的宝藏，它像博尔赫斯的“阿莱夫”：那里有兵马銮战、纵横之士、阴沉的皇宫、勾心斗角的女人、中国太监、儒家思想、广阔的河流、农耕命运、神秘隐士、占星术、陶器制作、书写方式、更夫与节气、旗袍、清代官员、饮食、色情以及另一个自我。深入传统文化者将是深邃而硬朗的。
那是另一个天堂。而韩师里寻找天堂之路者有程增寿、黄春龙、郑春淀。
程增寿说：“我是一个很传统的人。”他对事物的本质把握得很好，对“破碎的和苍白的”的背后理解得透彻，尤以诗作这些年，我所眷恋的事物和人及部分短诗出色。而如果说程增寿关注传统文化中的生存方式，黄春龙则是关注传统文化中的美学方式，他的作品中处处体现出美学品质，并流露着人文关怀。郑春淀则是奇特的，在于他的悟性和佛性，他似乎不施情感，却如秋风无声，细水长流。
拉丁美洲作家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的成功是可以带给他们启示的。
三。诗人论
(一)谢玄
谢玄是个大气的人物。关于他本人有这样的零星描述：
山西虬须黄牙大汉。
而目前留下的文字是两首诗歌我的简历、观察夏天的十二种方式以及一篇随笔校园新诗：何时走出庸俗。然而根据各届的言谈和他的文字，他的思想轨迹是可以理清的。谢玄的创作思想主要是现代性，他追求诗作的平民化、口语化和个性化。但他对现代性的探索是立足于本土文化的，即以广袤的中国大地和人文为内容。他论述道：“我们欣喜地看到，有些诗人正逐渐与古典和保守断乳。活在今天就需要用今天的口语传达我们的感觉，我们不要半瓶子醋的古色古香。但是，我们对待古代诗词绝不能彻底剔除，而需沿袭鲁氏的‘拿来主义’，从哲学的话语来说，就是批判地吸收。”
因此，乡土味是其诗作的一大特征。但谢玄是清醒的，当时的诗歌现状紧急任务是要对现代性进行吸纳和运用。所以他的创作极重形式的创新。观察夏天的十二种方式，摹仿现代主义大师史蒂文森的作品观察乌鸦的十三种方式，从十二个不同角度感知夏季，我的简历则采用编年体体裁形式独出心裁。
但同时，他的诗歌内涵是深厚的。我的简历以出奇的想象和技巧描述了一个少年的成长过程，作者从细节处和特定情景来写出他的命运、思考和感伤。这无疑是部乡村少年的成长史。黄景忠老师曾对该诗作过这样的点评：
“此诗运用的是简略性记叙手法，即通过不完整全语言的指示让读者在经验想象中完成对‘我’的成长史的呈现。作者简略到每年只用一个具体生动的细节；我们却能从中领悟到我的生长轨迹以及某些对生命的隐秘、难言的体验。诗人的才华就体现在这几乎简略到极限的把握上。”
谢玄是个有决定意义的人物。他在场与不在场都能带给人力量。而一个群体的发展和壮大就需要这样的人物和其影响，在支撑和激励着。他的意义不仅在于“他开始了一个新时代，韩师诗歌开始吹进外面的风，而在他之后韩师数得上的诗人中，周运华和郑景森都受到他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单纯的诗歌技巧，更多的是一种诗歌观念。”(陈培浩：从八年前走来)
(二)郑景森
郑景森的抒情没有谢玄的灵巧，他显得深思而沉重。这种深思和沉重来自于对生存状况的理解(致卡夫卡)、对世界的探索(对一棵树的表达)、对命运的深究(贝多芬)。他的诗歌多与具体的对象相关：水、树、季节、河流、桥等，然后对其进行冥想，找出其中千丝万缕的人事、时间、抽象的情感等。郑景森更显得诡异，他常对事物进行剖析，切入其本质，再流露其爱憎。
“硕鼠们挺着国有大中型的
肚皮鱼贯而入”
(都市，缺色的抒情)
而郑景森对人类命运的关心、对自我苦闷的无奈和对理想的追求则主要体现在致卡夫卡一诗中“卡夫卡”是个特殊的意象，二十世纪的标志，郑景森把“卡夫卡”称为兄弟，因为他同卡夫卡有着同样脆弱的心灵，同样在现实生活中迷茫和矛盾。
“此后我将与多栖动物为伍
相互吞吃或者对望着
冷漠的死去”
作者是苦闷的，因为他找不到出路。他们的命运是“被人类客气地流散”梦想，果实一一毁天。卡夫卡何去？我何在？
(三)周运华
周运华是个主流诗人。主流有两个含义：一是他被多数人认可，二是他的诗作体现着主流的元素。他的主要作品有太阳之子、在阳光下，触摸资本论、南方，出售候鸟及其他、想念向日葵——致梵高等，而他的创作思想只要受顾城和海子影响，成熟诗作更是海子的类型，比如太阳之子、阳光下，触摸资本论等，陈培浩对他有过较中肯的评述，引录如下：
“他也喜欢进行现代技巧探索，也喜欢作理论思考他或是与饥饿艺术家、自杀诗人对话，或是思考诗人、文化人的恶劣生存环境，或是受实际生活触动。由出售候鸟联想到出售其他，所站的都是比较高的精神高度，所幸，他学海子，却并不只是让“麦田”、“青天”简单地在稿纸上泛滥，他站得高，技巧也跟得上，不致于让精神凌空蹈虚却一脚踩空摔成几行臭烘烘的汉字。”
周运华是跟得上当代诗歌水平的，从题材技巧上都有大家风范，是韩师“一座不可逾越的小山”但他也是世俗的。
(四)郑春淀
郑春淀目前只留下四首诗：乡下诗人、诗人的第八个谎言、我的断章和病的注解。除了乡下诗人较为浅浮外，其他三首都写得独特。郑春淀这些诗的特点可以归结为两个词：戏谑和佛性。戏谑是异于常态，以漫不经心的方式来玩弄。比如：
“该是十五或十六吧
月亮像个放大了的句号”
作者思维的灵巧和善于泡制逻辑命题，常常让读者惊异和欣喜：
“那个夜晚我太聪明
喜欢月亮却不看月亮
我虚拟的那个爱情故事
也就缺少主角”
而郑春淀诗中最重要的是体现一种佛性；心安理得和顺理成章。作者超出了校园诗人的情感而对物进行观望言谈从而来展示自己的智慧。他没有太多的牵挂，只是顺应规律，虚无的生长。他有着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彻悟。因此在诗中寻不到诗人的情感，只是“静静的坐在门槛上一边拨着胡子一边看着一群群的阳光打马自小街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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